去年底在法国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被认为是全球气候问题的历史性转折点。峰会上通过的《巴黎协议》，明确提出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幅度控制在2℃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之内而努力。全球将尽快实现温室气体排放达峰，本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

这次峰会，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气候经济学之父”尼古拉斯·斯特恩也去了。从2006年起就为气候问题来回奔走的他，昨天在复旦大学发表演讲时坦言，这是“唯一一个充满期望、最后结果比期望更好的气候会议”，但他更迫切地认为，要保卫这2℃的“温差”，必须立刻行动，因为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与拖延行动不作为相比，前者的行为净成本远低于后者的净损失。

离2℃的剩余空间不多了

十年前，斯特恩曾经写过一份著名的《斯特恩报告》，认为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当时不少学者认为，斯特恩的结论过于悲观。十年之后，再次回顾这份报告，斯特恩昨天对本报记者称，之前的预测很保守，“现实情况比想像中更加糟糕”。

“十年前这里没有人会关注PM2.5，但现在人人关注，因为大家都知道风险在哪里。”斯特恩举了个例子，PM2.5只是气候问题的一小块，而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时间维度可能更长，有滞后性和不确定性，容易被人们忽略，“我花了十年时间才让大家意识到风险的存在”。

斯特恩认为，二氧化碳浓度在快速增加，1930年至1950年间，每年以0.5ppm(百万分比浓度)　的速度增加，1950年至1970年变成了每年1ppm，而1970年至1990年，每年的速度达到了2ppm。“我们已经处在危机边缘。”他表示，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最新研究表明，要实现巴黎峰会确定的控制温度不超过2℃的目标，剩余的“碳排放空间”为1万亿到1.5万亿吨二氧化碳。粗略估计，这个数字大体相当于目前全球每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的40倍，“鉴于排放量逐年攀升，如果不采取强有力行动，这个空间可能不到40年就会被消耗殆尽。”

立刻行动比拖延更省成本

经济学分析通常会关注成本和收益。斯特恩认为，任何一项经济活动都有其成本和收益，气候变化及其应对也是如此。应对气候变化需要投入资金、改良技术提高能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从而加强预防、降低风险、减少损失，“资金、技术和人力的投入便是成本，减少的风险和损失便是收益。如果不采取行动，固然可以减少成本投入，但相应地也放任了风险和损失。”

“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与拖延行动不作为相比，前者行为的净成本远低于后者的净损失。”斯特恩告诉记者，根据国际能源署的研究估算，目前电力行业清洁技术投资1美元的成果，如果拖延到2020年后，为取得同样成果，其投资将高出4.3美元。

在斯特恩看来，低碳经济虽然需要投入大量成本，但效益更高。他兴奋地表示，过去十年，低碳技术获得了显著进步，比如太阳能板的成本降低了90%，风能发电成本也在降低，大型汽车制造商都开始研发电动车，无人驾驶车能使交通变得更加高效，这些都能有效抑制温室效应所带来的问题。

发展中国家更应提前布局

斯特恩预计，未来20年既是世界经济结构的根本转型期，也是决定能否抓住机会实现2℃目标的关键期。而城市，则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目前，50%左右的人口在城市居住，25年后，可能有70%的人口待在城市里，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达到过的水平。如果我们仍以现在的方式治理未来的城市，后果将不堪设想。”

斯特恩特别提到了发展中国家。他认为，未来20年，经济活动会继续从发达国家向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迅速转移，而后者的碳排放正在不断增加，也更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所以应提前布局应对。

事实上，中国已在行动。2015年6月，中国如期向联合国提交“国家自主决定贡献”: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至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左右。同时，中国还将气候变化行动列入“十三五”规划纲要。

这些努力，世界有目共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