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女婿：我们一分钱都不要

对于曹铭愿意赡养老人的表态，三女婿陈文似乎有些意外。

刘红梅所在的李窑村，传统是男人当家，所以，在整个调解过程中，陈文的态度，就代表了老人三女儿的态度。

陈文说，一开始，把老人安置在他自己的家中，但由于自己和妻子上班太忙，没过多久，两口子决定把老人送到家附近的养老院。

不过，老人在养老院过得不好，提出要回来，只能把她送回那间16平方米的老宅。“那间房子本来一直是老人住的，房子的宅基地是归老人所有的，没有不让住的道理。”陈文说。

另外，对于强行敲掉门锁的行为，陈文予以否认，“是刘红梅自己用锤子撬开门的。”

陈文表示，如果曹铭不愿意赡养老人，自己和老人的三个女儿愿意赡养，只要求他把电接通即可。

在村委会调解中心的记录里，澎湃新闻记者看到这样一段话：9月上旬，不知何因，刘红梅三女婿撬锁入门，强行把老人安置入住原小屋，其儿子曹铭认为三个女儿没有按照之前协议进行，故将小屋的电切断。9月6日，村委会请来镇司法所相关律师进行调解，鉴于目前老人小脑出现萎缩状态，建议不单独居住，住敬老院比较合理。其中一个女儿表示不同意老人居住敬老院，后儿子提出支付4500元/年的水电费，同意老人居住，但也因一女儿不同意，未能达成共识。

不过，在听说曹铭愿意做出让步时，陈文也松口了。

“假如他愿意照顾老母亲，并且照顾周到，我愿意把老人的社保工资卡转交给他。里面每个月会有1300余元。”陈文说，“我们不奢求儿子能全心全意地照顾，只要他能让老人吃饱饭，给老人倒一杯水，老人生病了帮她配药就足够了。”他强调，“自己并非贪图刘红梅的存款，如果老人满意儿子的照料，哪怕是老人过世之后，我们把这个存款，五六万元都交给他也行，我们一分钱都不要。”

那么，三个女儿对于赡养老人又是什么态度？25日，大女儿解释，她和婆婆同住，所以不方便接母亲同住。不过，平常她时不时来看看母亲，给她送点菜。二女儿则透露，因为丈夫七八年前患尿毒症，家里几乎就她一个人照顾丈夫，过年都来不及看母亲，对此，她对母亲深感歉疚。澎湃新闻记者未能联系上老人的三女儿，村委会称，三女儿很少露面，家里主要是三女婿说了算。

通电之后达成协议

11月25日，澎湃新闻记者来到老人的老宅时，邻居表示：老人出去串门去了，刚走几分钟。

小屋紧挨着一家杂货铺，杂货铺阿姨介绍：“老人身体挺好的，自己烧饭，还经常到隔壁老邻居家坐坐，或者找找她的干女儿。就是有时候头脑不太好，前两天门前的水龙头还流了一夜。”

正说话间，邻居们寻来刘红梅老人，打开房门，湿冷的气息扑面而来。老人掀开窗下的锅盖，那是她自己焖好的一大锅饭。大约一刻钟后，老人的大女儿和大女婿也骑着助动车赶到——他们是来给老人送菜的：用塑料袋装的蘑菇蛋花汤，青菜。

当天，在李窑村委会的见证下，老人的赡养问题初步达成一致。

从村委会出来，曹铭二话不说，骑着电瓶车飞快往家赶。一到家，便找出保险丝，给母亲接上电。

保险丝一接，灯泡一换，电闸一扳，不到10秒，小屋的电源接通了。

按照小儿子曹铭和三女婿陈文的初步口头协议，今后，儿子赡养老人，女儿们将老人的社保工资卡交给儿子，卡内每个月会有1300余元的社保基金。

随后，李窑村村委调解中心，相关律师等，将根据双方意愿草拟一份细化调解协议。暂定11月27日，老人的一儿三女，将在家族长辈以及调解中心、律师的见证下，重签一份调解协议。

（文中刘红梅、曹铭、陈文、方方均为化名）

【观点】中国需要多种养老模式应对老龄化问题

对于老人的遭遇，除了子女要尽孝道，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程远称，国内缺乏家庭问题方面的调解人员，“可进行类似商学院MBA这样的社会工作知识培训。”

上海政法学院社会管理学院院长章友德教授直指，“老人被遗弃在小黑屋”的案例在现代社会并非个案。“多子女家庭老人有一定财产，在子女中是否公平分配也会影响到孩子对老人的态度和选择，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章友德建议，多子女家庭内部应该要有协商机制，首先老人做事也应公道，出现问题不全都是子女的责任，也有老人的责任，老人做事的方式、方法也会影响子女的行为和选择。另外，子女间也应建立协商机制，“儿女都应承担赡养责任，儿女不应回避这个问题，哪怕是轮流照顾老人也应该有所安排。”

“从该案例可看出，长期以来我国家庭伦理教育缺失已经开始产生后果，部分人利益至上。”章友德有些痛心。

章友德强调，“这个案例不是舆论谴责就结束的，一旦老人冻伤、冻死，子女便是遗弃罪，都要承担刑事责任。”

谈起村委会起的作用，他认为，如果村委会无法发挥作用，则可以向驻村警察、镇政府等继续反映，不能听之任之。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教授程远认为，需要采取多种养老模式或许可以应对中国老龄化问题，比如对于农村无能力老人采取村民众筹方式援助，多位兴趣相投的老人可以“组团养老”等。

他表示，农村老人如果已经丧失劳动能力的话，政府就应该提供保障，尤其是对于完全无能力老人更应采取特殊援助。

他指出，由于老年人是弱势群体，往往不懂法，积蓄可能被侵占，所以政府还应提供法律援助。

程远认为，村委会和基层干部对于调解农村问题、家庭纠纷并不专业，“我国很缺乏家庭问题方面的调解人员，很多基层干部并没有经过上课等系统训练，也没有相关经验。其实这方面知识比较复杂，也很专业，我觉得应该对基层干部进行类似商学院MBA这样的社会工作知识方面的专业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