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搪瓷灶”
在煤气进入寻常百姓家后,从1957年开始有了自己设计的,符合国情的灶头。其中,五七型灶头和搪瓷灶最普及,使用的时间也最长。
以前英国人留下来的灶头,适合平底锅,它是平底的,灶头低,脚却不能翻。为适应中国人的使用习惯和清洁习惯,新设计的煤气灶,脚变成可以翻的,特别适合用圆形锅炒菜;搪瓷灶头与铸铁灶相比,更方便清洁。
短缺经济的年代,各种条件限制,做设计的余地无法同今天相比。但设计者沈国民说,做搪瓷灶头时,最让他费神的是如何让老百姓用得起。
一只搪瓷煤气灶,当时只要17块钱,几乎是改革开放后家家都能看到的,今天它已成了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
伴随着煤气用户的发展,煤气灶也经历了无数次的技术革新。从最早的铸铁灶到搪瓷灶,再到后来的玻璃灶,这种与今天相比已不足道的变化,在当年却无不是根据现实条件刻苦攻关的成就。
告别“100万只煤球炉”
经过文革十年的停滞,当改革开放使这个城市有了新的活力,生活节奏也加快了。但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城市凸显了四大矛盾:通讯不畅、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煤气不普及。
这座特大型城市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仍有100万只煤球炉,也就是还有一半的城市家庭用不上煤气。
在一次能源的消耗中,上海使用煤炭的比重一度超过70%,居全国之首。这也成了当时城市污染的主要源头。1987年前,上海城市垃圾最大的组成是煤球炉烧下来的残渣,占上海城市垃圾近40%。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位英国燃气公司的代表访问杨树浦煤气厂。他说,我看到我们博物馆的东西了,你们竟然还在用。
当时煤气公司所辖只有杨树浦煤气厂和吴淞煤气厂,虽然一直在改造挖潜,但仍相当老旧。偌大的上海,依靠半个世纪前的两个制气厂,加上1959年投产,生产焦炭为主的上海焦化厂显然是满足不了的。
1983年建设浦东煤气厂,这是解放后上海新建的第一家煤气厂,也是国家重点民生工程。但杯水车薪,气源仍然紧张。
一天,市长收到一封反映“煤气难”的信,写信者为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那是1989年,复旦大学一批教授终于分到了新房,住进了新的居民小区——凉城新村,但问题随之而来。教授们搬进新公房,也把煤球炉带进了新居。特别是一日三餐烧饭时,煤球炉是打开的,气压比较低的时候烟排不出去。居民小区乌烟瘴气。
时任上海市煤气公司经理的李龙龄回忆,凉城新村马路对面就是我们的三个大煤气包,但凉城新村就是用不上煤气。因为当时市政府有规定,为公平起见,要按照建房顺序输送煤气。用煤气难的矛盾实在太突出了。
长期以来,煤气作为城市公用事业,特别在计划体制下,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的经营活动。到了80年代,一方面老百姓要提高生活质量,一方面又面临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但企业毫无积累,也无从筹措资金,因为市场要素也是刚刚开始苏醒。到今天为止,有将近30年的时间,煤气价格一直停留在7分钱一个立方。这座特大型的城市,欠账甚多。当年建设一个煤气厂要一二十个亿,用煤气代替全部的煤球炉定然是一个浩大的工程,钱从哪里来呢?
当时上海市长朱镕基说了一句话:我们决不能把上一个世纪遗留下来的落后的生活方式,带到下一个世纪。他提议:能不能发一点煤气债券,解决煤气的问题。大家意见是一致的,集资是可行方案。
这个集资方案是:一家一户建煤气,借用户一千块钱,五年后归还,利率相对较低。但上海市民是心甘情愿的。
以发行债券的形式募集煤气建设资金,这在解放后公用事业的发展史上绝无仅有。当时集资10个亿,市政府出了5个亿,用这笔钱启动了作为国家重点工程的浦东煤气厂二期工程,扩建了吴淞煤气厂。此外,新建石洞口煤气厂,上马焦化厂“三联供”项目,多方齐头并进提供气源。所有的这些制气工程,才使搬走100万只煤球炉有了可能。
“液化汽钢瓶”
建设是一个艰巨的过程,但老百姓告别煤球炉的要求又是刻不容缓。于是,在那段历史中便有了“液化气”或“钢瓶”的记忆。液化气的钢瓶就是解决管道实在没有办法铺设的家庭。
一时间,灌装石油液化气成了宠儿,尽管它远没有管道煤气方便。如果一个地方还没轮到用液化气,想得到一个钢瓶的门槛也非常高。知识分子、高级工程师们使用液化汽是需要特批的。
曾主持浦东煤气厂建设的王钰初厂长回忆:“那个时候我拎了一个钢瓶,上门去做毛脚女婿,到丈母娘家弄堂里,两个眼睛都要看着你的,你能弄到一个钢瓶很了不起的。”
很多市民在自己的自行车后面加装了一个钩子,用来挂煤气钢瓶,每个月换一次。踩自行车去换煤气,也曾经是市民生活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内容。
当煤气在这座城市有了130年历史的时候,上海告别了煤球炉。但这个已然成为传统的公用事业,却就在这时,它要向现代能源的时空转移了。一场更深刻的改变已悄悄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