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谢笑添
“对不住,对不住,打成这样实在抱歉。”上海大师赛首轮负于阿根廷选手梅耶尔后,走进新闻发布厅的柏衍有些尴尬,不停地向前来看望他的人轻声道歉。空荡的房间内,本该主持发布会的ATP官员早早离席,留下柏衍与零星就坐的记者简单交流着。对于一位世界排名仅为第241位、又早早脱离体制“单飞”的职业网球选手而言,这样冷清的场面早已是常态。更何况,他才刚经历了一场灾难般的溃败。
两盘比赛仅胜一局,抵抗不到1小时旋即缴械,在老辣的梅耶尔面前,柏衍无助得如同出师不久的新秀,但残酷的现实是,这个曾入围世界青少年单打前十的男人已经27岁了。“上周在北京打中网时候就伤了,对我实在影响太大。”柏衍说,那样的伤势本不该持续很久,“如果有理疗师能每天跟进处理的话。”只可惜,理疗师或私人医生向来只是金字塔尖的“天王”们的专属,而近三年隐匿于公众视线外的柏衍连教练都没有聘请。对他而言,自己常年外出比赛的机票与住宿,已是一笔难以忽略的巨大花费。卓越的天赋或是对拮据生活的忍耐,若要进入职业网坛,两者你总得拥有其一。对于大多数此生无缘成为费德勒的普通选手而言,算好每一笔经济账早已成为职业规划中最重要的部分。
单打进入前200方能收支平衡
“商业赞助本来就很现实,而我们表现得不够好,”在柏衍身上,有着一种“傻傻”的坦诚。过去若干年间,他曾多次试图为自己寻找赞助商。然而,在听到他那句“投资我可能短期内都不会有回报,但两年后能看到成果”的坦白后,每个商家都选择了拒绝。
作为国内最早“单飞”的男网球员,如今的柏衍并不隶属于任何地方队。除了微薄的参赛奖金,中国网协的补贴是柏衍唯一的额外经济来源。据柏衍透露,这些钱够其支付三到六个月外出参赛的费用,当然,前提是“省”。对于职业网球运动员而言,每次外出比赛都像是一场高风险的投资,若过早出局,昂贵的机票与酒店费用就是投资失败的代价。
为了节约开支,不少排名靠后的选手常年搭乘经济舱航班出行,倾向于在赛会官方指定酒店周边寻找住宿地——这些酒店价格更低廉,却又方便他们搭乘赛会提供的免费接驳巴士。常年在外漂泊,他们偶尔也会搞些“副业”,法国选手达斯汀·布朗曾在比赛之余为其他选手的球拍穿线,赚取每把球拍5欧元的外快。若需教练陪同出征,除了本就不菲的教练薪水外,差旅成本还将大幅提升。
这也就是为什么生涯总奖金数动辄百万美金起跳的男单TOP100选手依然需要在消费时考虑再三,也解释了为何多位球员师从同一教练的模式在职业网坛如此盛行。而柏衍则将这样的经济性原则演绎到了极致,他没有理疗师、医生、教练或陪练,一年逾百场的比赛就是他的训练场。而在高规格比赛中,他还会向赛会请来的理疗师们讨教保养身体的方法。只是如今,已步入瓶颈阶段的柏衍必须做出改变。“明年,我会请个教练。”由于国内鲜有教练愿意远离家乡随球员走遍世界,柏衍不得不将目光锁定在外教身上,而这也将是他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笔投资。
“对于男单选手而言,世界排名第200位是一道槛。只有打到这个名次,才能收支平衡。”作为也曾在低排位挣扎多年的选手,中华台北名将卢彦勋如是说。而如今排在第241位的柏衍则正好徘徊在该门槛之外。“有太多人在到达这个名次前就不得不放弃了。没有热爱,你很难忍受这种生活。”事实上,即便如今职业生涯总奖金数已接近400万美元,卢彦勋依然会在外出比赛时对酒店有所取舍,“毕竟,我们有着太多需要花钱的地方。”
双打选手即便成功也难丰收
国际网联两年前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世界排名前1%(前26位)的单打选手,拿走了当年赛事总奖金的51%。职业网坛,经济水平的等级划分有着异常清晰的分割线,但凡事总有意外。
本届上海大师赛开幕前,美国选手史蒂夫·约翰逊勉强挤进了世界男单前50强(第47位),然而自出道时起,他就从未考虑过任何与金钱相关的问题。“只要我的信用卡还能用,我就从不担心,无论是住豪华酒店,还是坐头等舱。”除却美国人天生的豁达,约翰逊还有着自己独到的原因,如今的他已成为美国男单新生代的新领袖,扛过大旗似已是板上钉钉。伴随着外界殷切期待的,则是赞助商们的趋之若鹜。“我不愿在比赛时委屈自己,这会影响我的状态,我把这视作一种投资。”
事实上,无论你和任何男单选手谈起经济相关的问题,“投资”总是他们最常提及的词汇。顶级的团队、优渥的出行条件,无法保证任何人的成功,但却是通往冠军路上难以回避的先决条件。然而,若将同样的问题置于双打赛场,却会发现,即便已在该领域声名鹊起的选手,也依然会被经济难题困惑。那里有着同样高昂的投资成本,成为冠军的回报率却要低得多。
“与我同样排名的单打球员收入至少是我的三倍,全世界能做到不亏钱的双打选手不超过50人。”与许多平凡的职业选手一样,29岁的英国人多米尼克·英格洛特也曾在青少年赛事中予取予求,但直到进入职业网坛后,他才发觉,双打才是自己的归宿。“单打比赛节奏更快,对身体素质要求更高,我更擅长配合。”
如今,英格洛特的双打排名位列第26位,但近十年的职业生涯总奖金不过84.2万美元。除了聘请教练与旅行的费用,他还需面对英国高昂的税收与物价。为了省钱,本届大师赛,他与教练挤在了一间酒店房间内,“我们都不愿意和别人同住,但这就是现实。”除了装备赞助商提供的衣物与球拍外,英格洛特无法获得除赛事奖金外的任何收入或物质回报。他明白,资本只会向真正具备曝光度的领域流去,却实在困惑,“为什么ATP甚至不愿意在直播单打比赛时通过字幕播报双打比赛的比分?”
英格洛特偶尔需要长途跋涉到哈萨克斯坦这样遥远的国度打一场ATP挑战赛,但双打冠军奖金才不过5000美元,这意味着即便是冠军也不过能勉强达到收支平衡。对于这样难堪的现实,英格洛特承认,有天赋的选手大多专注于单打,只有在一年一度的戴维斯杯团体赛上,双打选手们才会感受到世界的尊重。相比在底层苦苦挣扎的单打球员,职业网坛的英格洛特们的生活或许更无奈些。毕竟,这是一片即便成功,也未必能迎来“丰收”的赛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