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世界外国语中学高三女生蔡青 受访者供图

“妈妈，我将来想要做一名律师。”高一时，蔡青自信满满地宣布。“做律师很忙的，你结婚了之后怎么办？女孩子家的，算了吧。”妈妈回答道。

3年前，这段母女间的平常对话，让之前从未觉得男女有很大不同的蔡青，突然感到不公与愤慨，“一直是我的榜样的、曾一举荣获高考状元而挺进当时鲜有人知的信息科技领域的母亲，刹那间成为了我的既定命运的宣判者。”

蔡青突然意识到，婚姻、生育是城市女性生命中的转折点，“似乎跨过了这道婚姻之门后，未来的自己也将被缚束、改变。”她不服气——“难道婚后的女人就不能从事忙碌的工作？难道在城市里，男女也还不平等吗？”

3年后，独自采访了109名城市女性，这名上海世界外国语中学国际部的高中女生写成了一份3万字的《中国都市女性的生活体验》报告，最近她又将报告译成英文，试图改变西方对于中国女性处境的简单成见。

报告以女性的角度，从少女、恋爱、婚姻、母亲、衰老、事业六部分展开，自创“纵轴为主的家庭结构下女性的二元角色”理论，希望中国都市女性真实的声音被人们听见和理解。

在“恋爱”“婚姻”章节中，报告基于都市文化常见的“剩女”、“婆媳矛盾”等现象，比对中国男女在求偶、婚姻中的角色差异；“母亲”一章，分析了女性承担生育任务后，吞噬自我个性的经历；最后“事业”一章，解释了相比男性，城市女性在事业发展上体验到的不同压力和阻碍。

报告指出，在中国，都市女性的生育角色是先决式的，“母亲”不是婚姻的衍生，而是女孩子从小认定的命运，甚至是先于婚姻而被决定的，女性必须在家庭的嵌入背景下完成生育角色，从而得到正统性。在这一观念下，女性结婚、生育后，其社会角色的独立性受到了严重挤压。

2015年9月，蔡青把报告寄给了女性和社会学领域的专家。复旦大学沈奕斐教授评价：虽不是科学严谨的学术论文，却是非常不错的采访报告。

蔡青采访的人中，有公寓管理员、熟悉的菜场摊主、上课的老师、跨国软件公司的CEO，还有上下学地铁上相逢的陌生人。

有时采访仅是一个问题的答案采集；有时会有热心人愿意花一个小时慢慢聊；有时，蔡青会发现，被访者更乐于详细分享自己身边人的故事。

对蔡青来说，随意与陌生人搭话，其实艰难无比。为了采访孕妇，她跑到医院的妇产科“蹲点”，一位位攀谈过去，险些被当成医托。因为尊重被访者匿名的权利，她不用录音，常回家后绞尽脑汁，努力还原采访内容的每一个字。

“在大部分女性研究的论文中，女性成为了一个个数据，可是我更想知道，她们那些不可被量化，难以概括的细微、复杂、迥异又贯通的生活体验。”

报告也隐含了她对生命的体悟。

高二时，蔡青因为脑干脑炎一度昏迷，被迫休学一年，眼看着同班同学一个个被大学录取。住院时，她在洗手间里都站不起来，要门开着让别人扶住才能上厕所。那段生死转折中，她的心境起了变化。“那时只想把握住自己的身体，每个人如果剖开一层一层的社会身份，那只是一个个简单的生命。拥有自己的故事，才是最可贵的。”

蔡青不想让这个报告埋没。报告快完成时，她曾充满“万一没人感兴趣”的恐惧，但最终还是一字字敲了下来。“我想要展现我所能接触到的这些女性，她们作为女儿、妻子、母亲，很多想法太细碎，甚至不太好意思公开，平时也真的没有渠道去说。或许我的报告能在看过的人心上投出一颗小小的石子，逗出一些波澜，让女性有更多机会去表达，就很好了。”

【对话】

澎湃新闻：做这份都市女性调查的初衷是什么？

蔡青：我高一时曾说将来想要做一名律师，但是我妈妈的回答是，“女孩子家的，算了吧。”我没想到性别竟然成为了能否追随自己梦想职业的绊脚石。

随后那一年的暑假，我阅读了Facebook 的CEO Sheryl Sandberg女士所著的《向前一步》。她在书中提到，女性必须在工作上握有“向前一步”的决心和姿态。这个理论突然点燃了我内心的不平。

所以，我急切地在开学后组织了女性社团，领着一群被我鼓舞的同学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女性职场技能培训。每次讲座后，当我追问，是否觉得女性和男性在平衡家庭与事业时的处境是不同的时候，演讲者们承认确实男女不同，可是这种不同，并不体现在体制上的歧视，而是女性完整的体验上和男性的根本相异。

这种迷茫感，和那些女性给予我的答案一起，使得我真切地感受到，我们从来没有细致地去理解过中国都市中女性的生活体验。而且，我发现采访别人是我十分喜欢的交流方式。这使得我决定把这件事坚持做下去：通过采访，努力拼接城市女性的真实生活体验。

澎湃新闻：在这109位女性中，什么样的被访对象让你印象深刻？

蔡青：VMware大中华区渠道总监万女士特别坦诚地分享了职业规划与成长。她刚毕业时，外企在中国刚起步，她进了IBM，很多女孩子面对高强度的英语和技术培训都哭出来了，有的离开了，而坚持下来的女性将会面对家庭、育子和事业平衡的问题。

她也会反思，如果当初把时间多投给儿子一点，是不是会有不一样？她的这种困惑触及了我心里，这和《向前一步》的理念有所反差。

澎湃新闻：报告中，你提出中国都市女性特有的“生育角色，社会角色”的二元角色构成，还建立了中国家庭以生育延续的亲子间关系的纵轴为主要轴、夫妻婚姻的横轴为附属轴的结构模型，你是怎么自创出这套理论的？

蔡青：纵轴的概念是受费孝通《乡土中国》的启发。二元角色，是根据社会学著作《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里阐述的，每个人都在扮演不同的角色。

于是，我就想到女性可以分成生育和社会角色，在大部分人身上两者是融合的。我的理论可能很不成熟，报告也比较笼统。但既然我只是个高中生，没有学术论文的研究压力，所以尝试把采访来的鲜活的案例融入自己设计的架构，来展现出中国女性的现状，就像是由她们的声音拼接出女性一生的轨迹。

澎湃新闻：两年调查之中，你觉得哪一部分是比较困难的？如何去解决？

蔡青：随意与陌生人搭话，对于本就害羞的我更具有挑战性。我往往要将预备好的采访问题灵活调整，让她们愿意回答。当我用一个趣味的、相对简单的问题开头后，我再抓住被访女性的回忆中某些关键点，加以追问，从而逐渐回归最初的主要问题。

心理上也有困惑，其他社团做慈善项目，很容易能得到支持获得成就感，但是在大城市里，男女差距好像变得很隐性了，女性话题很难吸引太多的热切关注。我身边的人也说，从功利的角度，为了申请好学校，似乎可以选择更容易获得成果的项目。

澎湃新闻：你平时利用什么时间来完成社会调查？如何去平衡高三紧张的学习时间？

蔡青：平时上学，真正能采访的就是上下学坐地铁的时间，还有放假时作业少，就跑到家对面的咖啡店，趁别人等人，抽出5-10分钟做调查。长时间的采访至少要1个小时，还要根据受访者的地点跑来跑去，也花了蛮多时间。

不调查时，我一定会带复习笔记在地铁去看。我是真的有兴趣，不会觉得厌烦，有时候从中获得的经验和思考甚至是对学校知识的补充。还有一些面试中要求讲述生活体验，这也是我很好的素材，其实是和学习互相帮助的。

澎湃新闻：完成报告之后，对它抱有什么期待吗？

蔡青：最后撰写报告时，我内心突然充斥过恐惧：万一根本没有人关心我的项目怎么办？那我的努力是不是白费了？但是最终，还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在键盘上敲出来。

如果有人看了这份报告，也许跟我情况相似的女生也会开始探索女性问题，或者我的报告能抛砖引玉，让女性问题更受到关注，在看过的人心上投出一颗小小的石子，逗出一些波澜，让女性有更多机会去表达，就很好了。

澎湃新闻：高一的时候你立志当律师，这份报告显示出你对社会学的热情，即将进入大学，对未来的专业你想怎么选择？

蔡青：对，我现在非常关注社会学，希望将来可以把社会学理论证明的社会问题，用大众容易感受的形式传达出来。这可能是我人生的一个梦想。当然如果能在法律的框架内帮助别人，捍卫自己的立场，我也是很喜欢的。

澎湃新闻：做社会调查期间，你休了一年学，因为脑干脑炎一度昏迷，可以说是经历了一次生死的大波折。

蔡青：是的。最难过的是那个时候同班同学都已经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了，有一点点失落。后来细想，我这个年纪经历过生死了之后，对原来看得很重的学习成绩，少了很多功利心。有点置身事外地去想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只想做有意义的事情。

住院的时候，我在洗手间里都站不起来，要门开着让别人扶住才能上厕所，那时候只想可以把握住自己的身体。每个人如果剖开一层一层的社会身份，那只是一个个简单的生命。拥有自己的故事，才是最可贵的。而且我正在高三，相对来说压力也会大一点，毕竟不知道未来结果会怎么样，但是经过了这个大波折，我会更坦然一点，即使到了大学，也一样可以继续努力。

而且，在此之前，我对自己的认知一直是“我是一个学生”，但那一年里，完全就变成了“我是一个人”。奶奶的风湿加重后，下半年我承担了家里的家务、每天买菜烧饭，比同龄人更独立，思考问题可能也多了些角度，这可能是这次经历带给我的不同。

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