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元的书展上图讲座一出票即被历史爱好者抢订 李念摄
2005年写完《秦崩》,2010年完成《楚亡》,2019年给《汉兴》画上句号。秦汉三部曲在2021年7月由三联书店加上学术注解和长达63页的独一无二的“七国和汉年表”出版再亮相。周六(19日)下午在“上图讲座·2023书香·上海之夏”上,作者李开元有些霸气地开口就自称是历史学家而非历史学者,让慕名而来坐满场子的历史发烧友们屏息;在周日的书展签售会上他给出的题目是“和司马迁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让编辑手一抖。然而,对于处理沉默不语的历史空白,李开元已经苦苦思考了30年,从2002年初他立下“终身之志”,在体制内外尝试、探索从考证论文到历史推理、历史叙事的新形式。因为上海书展,他再次思考自己的文体实践,认为外界给予的非虚构写作等荣誉并不准确,讲座上,他将自己的复活型历史叙事三部曲界定为“新形式的史书”。
19日上图讲座演讲现场 李念摄
为何自称是历史学家?探索撰写自放于学术主流的新形式
自称历史学家听起来有些骄傲,李开元的解释是“研究历史的称历史学者,我还写历史,所以,可以称为历史学家。”
其实,作为历史学者,李开元的履历是很神气的。他1978年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82年留校协助田余庆先生任教;1986年底负笈东渡,1992年底完成东京大学的博士学业后,在日本冈山市的就实大学开始授业研究写作,直到2016年退休。尽管他在后记里直抒胸臆称自己是没有文化家园的“丧家狗”学者,但是,其实也一直和国内历史学界保持着紧密联系,并受到尊敬。比如2009年他给《史学集刊》写了《末代楚王史迹钩沉——补“史记”平昌君列传》,文类较特别,按照缘起、昌平君列传、年表、史料钩沉和注释构成,该杂志无法归类,就专门新开一个栏目“史记补”,后来刊发在2010年第一期。
20日书展友谊厅现场,题目是“与司马迁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昌平君列传”,这个主体用文言文写成的考证论文形式,是李开元对“沉默不语的历史空白”的回应。他认为,历史学的根本固然是求真,所以研究者主要工作是搜集材料,甄别真伪,但是被史料记载的材料非常有限,那些历史空白处怎么办?因此,2002年初,他就开始尝试。基于“间接资料+出土史料+现地考察”的考证论文是他的第一种尝试,2007年刊发的《说赵高不是阉官——补“史记”赵高列传》《秦王“子婴”为始皇弟成蟜子说——补史记秦婴王列传》,就是例子。之后,他尝试用历史推理写了普及读物《秦谜》一书并参与东方卫视的电视讲座,该书基于考据学的传统,参照推理小说的写作方式,以秦国外戚集团为线索,对秦始皇身世之谜做了破解。
但这些还不够!2005年李开元尝试以历史叙事的方式完成了《秦崩:从秦始皇到刘邦》一书。他将此界定为“文学的填补”。此后的《楚亡:从项羽到韩信》《汉兴:从吕后到汉文帝》,同样运用这种手法填补了历史的空白,比如在《秦崩》里补了秦楚的“戏水之战”的历史失载。在《楚亡》里有填补型的“侯公说项羽”,有修正型的“陈平离间项羽”。在《汉兴》里填补了“盖公(以黄老之学)说曹参”。
20日书展友谊厅现场排队签售《汉兴》
补白的依据当然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加上心理研究和形势分析。文学的补白,是否意味着虚构会损害历史的求真?是否有粗劣的影视剧本的“戏说”成分?换言之,文学会比历史更真实吗?李开元从尝试之始,内心始终面对着传统学术的拷问,这些疑惑的眼睛也时刻在历史叙事的文字之后窥视着他。为此,在上图讲座中,李开元搬出了一套中外前贤的理论来回应。首先是亚里士多德的佐证。亚氏说: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因为她倾向于表现带有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的事情。李开元继续强调亚里士多德的一个说法“可能发生之事是可信的,可信的重要性要超过真实性。”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历史,是公元前5世纪左右的希罗多德的《历史》。作为受过严谨学术训练的学者,李开元自然也会反思这种说法“自有一种片面的深刻”,但是,“深刻地强调了逻辑的真实性。”
与司马迁同一起跑线?重塑历史学知识结构的“3+N”世界
19日上图讲座听众全景
和记者一样,上图讲座现场挨挨挤挤的观众大多慕名而来或者对这次讲座的副标题“从司马迁、苏东坡到亚里士多德”充满着好奇。李开元将自己的历史叙事称为“历史构筑”,逻辑的真实性是合理推测的理论根基。面对历史空白,是默默无语地等待绵绵无期的新材料的出现,还是做这样的历史构筑?进而他分享了这二十年来基于实践的理论思考结果:历史学的知识构成,是3个世界加上N个更多的世界。“这是我做过的比较彻底的思考,对于史家、史真、史料、史著、史实、史释的关系,可以随心所欲而不逾矩。”
在李开元看来,历史学的三个基础世界里,史真是第一世界,即时间中过去了的往事;史料是第二世界,即第一历史的一些信息,通过口述传承、文字记录和遗物留存的形式残存下来。史著则是第三世界,即历史学家基于他掌握的史料,推想史真的著作。而史实是基于史料推想史真的事实陈述,史释是基于史料推想史真的逻辑陈述。至于N的世界,是依据历史著作再编撰的历史书,或再编历史书编撰的历史剧等,类似的不断延伸。
这样的延伸层次中,信用是伴随层次增高而递减的。李开元解释,随着历史世界由1向N的步步延伸,与史真的距离越来越远,到了史著的第三世界已经有了相当的距离,信用越来越降低,但是会越来越丰富、有趣并喜闻乐见而传播广泛。
在19日上图讲座中,李开元接受听众关于历史的“可用性”的提问
李开元透露自己自小擅长数学,喜爱推理,是个科学控。他带着观众进行了层层历史学文类的推理,间或,说段自编的历史学“罗刹海”,给期听讲故事的人以一份“提神点心”。由此他得出两个结论:1,一切历史都是推想。2,自己的三部曲是新形式的史书。
对于第一点,李开元认为,史真的不可抵达性,决定了一切历史都是推想。他以出土文物这个史料世界来举例,出土文物兼具过去和现在,物质和信息两重世界。文物可以让你穿越时空接触第一历史,即史真。而一旦进入历史信息的解读领域只能合理地推想了。“历史推想,作为一种留待将来证明或者证伪的新说,作为一种抛砖引玉的提示,比沉默不语更有价值。”
对于第二点,自己的三部曲和《史记》一样,同属于第三世界的史著,他追问,司马迁是用哪些材料编撰,这些史料的可信度如何?离第一世界的真实性有多远?因此,虽然司马迁是自己终身的偶像,但自己是可以和司马迁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基于以上逻辑,我可以说,自己的三部曲是新形式的史书。”
为何三部曲值得阅读?匡正了2000年来历史的错误和模糊
三部曲封面,题字者为王汎森(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历史学家)
在午餐席间,记者问了一个问题,“您的同行是否承认您?”期待打通文史哲的李开元笑答,2007年,《秦崩》刚出版,对自己的“离经叛道”也心有所虑,悄悄问要好的北大故旧,回答“大家都在看,但都不说话。”14年后应北大新成立的文研院院长邓小南之邀,在静园驻站四个月写完《汉兴》时,李开元不再疑虑,2019年12月24日下午他写下一句:“终身之志”完成,读“墓志铭”,写“留言”。他听到更多的昔日同窗说:写得好。
从记者手头的《秦崩》看,2015年5月初版,2023年6月第24次印刷;《楚亡》在2023年4月第23次印刷。其实,这十多年间,李开元带头,类似的非虚构历史写作有着一众跟随者,暂不评价质量,将历史活化,总是能受到读者喜爱的。
2019年9月10日,北大文研院第七期邀请学者欢迎会上发言 来自北大微信公众号
但毕竟是专业的历史研究者,李开元最看重的是自己对班固以来两千年历史谬误的匡正和合理补白。
比如,开篇即把我们教科书上的年代划分纠偏,秦帝国溃崩后是“后战国时代”,而非秦汉相联。在序言里他写道,刘邦和嬴政相差三岁,是同时代人,接受的是同样的风土人情,时代精神抚育定型。
又比如,楚汉拉锯战经年,无法决胜负,刘邦派出王牌说客陆贾游说项羽休战交换俘虏(其父母、其妻子等),但被项羽拒绝,此后又派侯公,游说成功。《史记·项羽本纪》里只记载了“汉王复使侯公往说项王,项王乃与汉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项王许之,即归汉王父母妻子。军皆呼万岁。汉王乃封侯公为平国君。匿,弗肯复见。”
2021年11月,写完《汉兴》,接受澎湃新闻采访,题目为:《汉兴》收官三部曲,李开元为历史学收复失地 来自澎湃网访谈稿照片
侯公如何说服项羽的呢?在《楚亡》中,李开元依据心理分析和形势走向给了侯公如下理由,1,刘邦为权力而不顾亲情,打亲情牌无效。如果项羽杀了刘邦的父亲,他一定会说,我的父亲也是你的父亲。2,如果项羽杀了刘邦的父亲,他将会如同项羽杀了义帝一样,以此为由,檄文天下讨伐项羽。3,项羽军中粮草已匮乏,将士疲敝;而韩信已经歼灭楚军主力,并拿下了齐国,随时可能攻击楚国的首都彭城。李开元对自己的补白,找了两个榜样,北宋苏轼写有《代侯公说项羽辞》,明朝文豪王世贞写有《短长术》,补充了侯公的说辞。这就是通过文学构筑来补白历史记载的空白。
再比如,后战国时代的思想中黄老之学是主流,中学历史书上提到文景之治时提及“黄老思想”。韩信、陈平、曹参,这些刘邦手下的军功受益阶层都是黄老思想的实践者,盖公以黄老思想游说曹参一事很重大,但《史记》只有十九字记录:“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因此,在《汉兴》中,李开元依据新出土的《黄帝四经》和《管子》、司马谈的《论六家之要旨》,推想构筑了一段精彩的游说对话,阐释“守道、依法、讲称、知变、无为”的思想。
书展现场同时签售的研究论著《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 来自网络
在上图讲座的签售现场,除了三部曲,还有一本研究论著《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同时推荐。之所以放在一起售卖,可见李开元潜意识中对自己的历史学者身份的第一认可,他的三部曲的第一特点应是“历史的真实性”。尽管三部曲的历史叙事让读者亲近了秦汉历史,但是面对学界的质疑也是李开元20年来探索的动力。在讲座上,他总结,这段历史,司马迁有些并不清楚,班固的《汉书》错误较多,而自己对三部曲中所有的时间、空间、事件、人物和器物,都是可以考证和证伪,因此,“这是基于史实的历史叙述,是可信的史书。”李开元再次突出关键词“新形式的史书”“可信度高、可读性强”。
寻找新的历史感,探索表现历史的新形式,在历史真实基础上有了美学追求。在这历时16年的三部曲写作中,或许也是客居异乡的李开元在母语写作中寻求的文化家园回归,然而,他却是带着自称的“一株小草”回归故土,致敬他热爱的中国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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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念(文汇报高级记者)
照片:除署名为主办方提供
编辑: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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