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分上午主旨演讲和下午五个分论坛，此为闭幕式上分论坛汇报场景

盛宣怀于1896年创办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与西安交通大学前身）的第五年，1901年春采纳张元济建议开设了特班，章程中计划后期将教授化学、地理、史学，尤其是用英文授政治学、理财学，课程重在西学，意在“养成新式从政人才”，特班由蔡元培担任总教习，当年招收了38人，邵力子、黄炎培、李叔同均在其上，至1902年冬解散。

日前（7月22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与上海交通大学政治经济研究院共同举办的第三届中国政治经济研究上海论坛上，主办方钩沉出127年校史上的这段珍贵的往事，向先行者学习，是近代仁人志士通向国家现代化之路上的努力之一，但现代化从来不是一帆风顺。一个多世纪后，现代化模式更是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界经典的话题，也指导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构建。

这场“比较视野中的国家现代化”为主题的论坛主旨演讲中，由郑永年从时空维度切入阐释 “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为基调，五位学者从民族国家的成立到西方崛起的误读，从电子信息技术对国家现代化的影响到人的现代性的社会基础，直至聚焦传统礼治对现代国家的嵌入，展开了一场近乎实证的全景式的学理分析，将抽象的理论在具象的历史情境中还原，继而审视出误读逻辑或可鉴要素，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理论构建寻找合理的经纬坐标。

上午主旨演讲的主持人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吕守军（左）和陈尧

区域国别研究不可放弃，三个可持续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郑永年是以上海交大政治经济研究院名誉院长的身份，第三次参加论坛。

对于中国式现代化，首先引发了他对比较政治学概念的肯定和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性提示。“中国式现代化，自带着时空要素，是中国在吸收了世界他国现代化成败基础上得出的一个概念。” 由此，在学理上看，其空间要素决定了其具有区域国别研究的特点，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欧美现代化理论的研究高峰，既是应实践而诞生，又为进一步实践做了很多诠释和指引。“这是西方自主知识体系的兴起的一大推动力，但后期放弃了是一个大缺陷。中国学界要坚持。”

 上海交通大学政治经济研究院名誉院长郑永年

在具体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时，郑永年对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他认为，这个目标的提出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将此视为自己执政的合法性。而在全世界范围，目标的提出就因为其挑战性而罕见，西方仅仅提出了“包容性增长”。从财富角度看，目前世界上可分为三类国家，贫困国甚至特别贫困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少数北欧高福利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英美国家，但他们“富而不公”。美国享受了全球化红利获取了巨大的财富，但无法解决贫富悬殊。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做到了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可持续的社会稳定同步，而这两点从他国实践来看是一对矛盾，“这必然是第三个可持续在支撑——政治制度。”郑永年指出，在三个可持续的时空要素与时俱进中，中国式现代化将被有力推进。（详见文末链接）

193个民族国家建立方式的全景梳理中，对现代化有何启示？

国家现代化为何面临挑战和面临怎样的挑战，可以为中国的现代化寻找借镜。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郭忠华教授，尝试梳理全球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路径来推进这个问题的思考。

他从战争相关数据库项目中的国家体系成员中获取了数据来源。世界上共有243个国家实体，联合国会员国共有193个。以后者为考察对象，在1816年前成为民族国家的有20个，1817至1913年间，共有25个，但在1914年后，有148个之多，其中，欧洲为47个，亚洲为44个，非洲为53个，北美洲23个，南美洲13个，大洋洲14个。从中可以看出，1914年之后是民族国家建立的高峰期，欧洲是民族国家的摇篮，国际社会变迁是主要动力。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郭忠华

郭忠华继而从建国的四种方式和数量来描绘时空分布图。独立建国有22个，有西班牙、英国、法国的内部自省和变革，也有签订外交条约的列支敦士登、圣马力诺等；去殖民化方式建国的有116个国家 在西班牙葡萄牙瓜分的美洲、英国法国瓜分的亚洲和非洲尤为显著，总来看来通过民族解放阵线、反殖民战争、与殖民国家签订独立协约为主；国家解体来建国的有36个，比如传统帝国奥斯曼帝国的解体，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帝国彻底崩溃。有联盟（邦）型国家解体，比如奥地利-匈牙利联盟解体，捷克斯洛伐克解体、苏维埃联邦共和国解体，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解体。有外部干涉、内部族群或宗教等问题而解体的，如蒙古、爱尔兰、孟加拉、南苏丹。国际协助来建国的有19个，比如荷兰等。从中可观察到，通过去殖民化建国的民族国家最多；1816年先建国家开始扩张，建立现代国家体系；1914年后，国际协助建国的有19个，此时，国际新秩序正式建立。

西方对建国的路径研究曾有内部单一因素、复合因素、结构-理性视角、国际-关系视角等四种理论建构，从以上梳理来看，郭忠华提出对国家现代化的两个启示：一是民族国家建立存在“时空差”，是与城邦、帝国、殖民地、联盟（邦）、国际组织等其他类型政治单元竞争的结果；二是为何促成民族国家建国的一些要素如民族、宗教、技术，当下正在成为挑战国家一体化的中坚力量，这是值得深思和应对的。

对西方世界崛起的误读，对外战争和奴役和对内法治化何为因果？

在193个民族国家诞生路径的全景分布解析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雷少华的分享有点“接着讲”的意味。他介绍，五年前，北京大学集全校文科力量搭建了区域国别研究，如何构建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成了青年同仁们的关注点。他的研究“现代化与西方兴起的理论构建”主要试图澄清多年来，我们对西方兴起有一种误读，以避免再次掉入美国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兴起的现代化逻辑和框架里面。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雷少华

对于西方世界如何崛起，从以往的研究成果来看，有马克思和亚当斯密的分工、竞争与劳动效率之说，有韦伯、熊彼特等的文化与法治、企业家精神之说，有道格拉斯·诺斯的私有产权和现代经济组织之说，有布拉德福特·德龙的议会制政治体制之说，也有更加得到认可的保罗·肯尼迪的欧洲政治多元与历史机遇说。

鉴于诸多理论集大成者，雷少华将西方世界崛起分为两个层次。他分析，第一个层次是对外战争与奴役。此时，西方的殖民资本主义将战争、殖民与金融结合在一起，依托现代民族国家构建出高度组织化的暴力掠夺体系。“所以，欧洲国家的军队和商业其实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一体两面。” 同时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全球殖民提供了意识形态支撑和社会规范，对外进一步建构了以奴隶贸易、原材料供应链和工业制造为基础的全球大市场。

第二个层次是在西方国家体系内，由于全球殖民体系快速扩张，刺激了欧洲军事重商主义的发展，形成欧洲的国家竞争体系，“从而倒逼欧洲建立起现代行政、司法、产权、信用和福利制度。”雷少华在此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资本主义与法治体系关系就好比是先有了道路，才有了交通规则。但是，很多年来，国人向西方学习时，常常忽略第一层次是因，第二层次是果，而是误认为，是西方的法治体系如民主、法治、大工业、福利社会导致了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发展。

对中国式现代化有何启示呢？雷少华分析，现代化本质就是完成工业化的过程，是全球产业结构从最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终端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过程。审视西方崛起的两个层次，第一层次就是对外引流，第二层次是对内法治体系的建设。当前更多的西方经济学、西方政治学建立在第二个层次上，把上百年掠夺形成的一个结果当作原因去理解现代化，这样就无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还原真相，才能更有利于中国理论的构建。

现代化产业升级，产业政策强度和市场规模大小是关键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黄琪轩 

在比较视野下，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的黄琪轩教授选取了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典型产业ICT（电子信息技术），并揭示各国在该产业全球地位转变的原因。 

黄琪轩的核心观点是，现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而ICT引领了新一代工业化。从产业升级角度看，如果要胜出需要两个核心要素，产业政策强度和规模市场大小。2000年，ICT全球价值链中的前三国家是日本、德国和美国，至2017年变成了中国、德国和美国。黄琪轩分析，发展型政府往往会以高强度的产业政策指出产业的“焦点”，把技术与产业发展资源引导到这个焦点，而较大的市场规模会激励企业围绕产业“焦点”尝试，这样就产生了聚集效应，大量的企业围绕该焦点不断试错、积累资金、积累经验、积累技术能力。具备高强度的产业政策与超大市场规模这两点，就容易形成正反馈，让产业成长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黄琪轩以韩国在1968年让国营企业接管石油化工企业为例，说明政府的产业政策直接干预是成功的。但规模市场同样非常重要，他以苏联在1960年代奋起直追计算机技术为例，在1955年，美国运行的大型通用电子计算机有200多台苏联只有三台；到了1970年，美国每百万人口数字计算机的拥有量为344台，苏联为23台，而世界平均水平是31台。尽管苏联具备足够力度的产业政策，但缺乏超大市场规模支撑，最终没能实现追赶目标。

而中国在ICT价值链上的后来居上，就是因为在产业政策“焦点”之外，还有4亿中产阶级的人群。因此，从国家现代化的比较角度而言，强产业政策+大市场规模支撑中国过去的产业发展，也将助力中国未来的产业竞争。

礼治与现代国家建设能否相互嵌入？传统文明如何赋能现代化？

如果说，产业升级对国家现代化是侧重物质文明的分析，那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田野教授的“比较视野下的礼治国家”则是对精神文明的梳理。对过去回望得多深就预示着未来可以走多远。中国传统礼治如何与现代国家相互嵌入？在比较政治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提出“礼治国家”这种国家形态吗？这个话题的探讨在6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文化传承中“第二个结合”后，显得尤其具有现实重要性。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田野

田野从比较历史的视角对礼治国家在中国的形成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尽管早期文明史同样经历了神权政治阶段，殷周之变使中国走上礼治之路，而欧洲、中东和印度在一神教或伦理宗教下孕育了法治。礼治对国家权力的约束是内生的，而法治对国家权力的约束是外在的。在传统中国出现了礼治和国家建设之间的相互嵌入，从而形成了礼治国家。其基本特点，一是国家颁行礼典以促进礼制标准化；二是国家以礼义引导法律的制定，即引礼入法；三是官僚在国家建设中弘扬礼义，甚至基于礼义变革礼制；四是统治者受到礼义的约束。这样一种礼治国家首先从中国发端，传播到朝鲜和越南，并且在部分意义上影响到日本，从而形成了东亚的礼治世界。

尽管近代以来，在西方的入侵和革命的洗礼下，礼治传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但仍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了中国及东亚的发展。二战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使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儒家伦理对东亚复兴的贡献。在当代中国，礼治传统在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调解制度的复兴等微观和中观的层面都有所体现。在宏观层面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熟成型如何与礼乐文明结合，从而赋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秩序的规范和和伦理的力量，是田野教授期待学界进一步探索的。

现代社会发育成熟的关键是人的现代性，制度须先于文化半步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张明军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现代化比较后，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张明军教授将视角落到了国家现代化的主体上——人的现代性培育。他提出了制度先行文化半步的实践是塑造人的现代性的关键途径的观点。

从现代化的纵向发展来看，有三个层面，分别是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与基本成熟，现代社会的发育与完善，现代国家制度的确立与有效运行。这三个阶段是交叉运行但有起始顺序的。中国正处在由第一个阶段向第二个阶段转换中，即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基础的培育中，现代社会发育成熟最关键的是人的现代性。

张明军认为，培育人的现代性素养有两种方式，启蒙教育的输入路径和行动内生的实验路径。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经验来看，纯粹的启蒙教育难以造就人的现代性，制度先行文化半步的实践是塑造人的现代性的关键途径。比如，就法治和规则意识而言，权力必须自上而下推动，行为规范也必须是自上而下的典型示范。但是论及人的现代性大门时，张明军用了“非撞开而是挤开”来说明需要耐心。

郑永年担任主编的英文期刊《亚洲政治经济评论》编辑团队

中国式现代化如今既是民族复兴的有力推手，但同时它也是一个漫长的探索和实践过程，伟大实践呼唤伟大理论，深刻理论指引具体实践。论坛六位学者的主旨分享在比较视野下的梳理或全景或纵深，其严谨和问题意识显示着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尝试。上海交大党委常务副书记顾锋在致辞中提到，改革开放之初，上海交大组团赴海外考察高等教育，开阔了眼界，统一了思想，明确了目标，交大改革由此进入了快车道。在复兴大业的目标下，每走出关键一步都需要解放思想的勇气和前瞻，中国理论的构建不无例外。

文末链接：

郑永年：以三个可持续的时空俱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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