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曾经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一本《论中国》阐述了在世界格局中要理解中国战略必须要搞清楚中国人的思维特点。中西文明交往、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如果单纯从西方人固有的、传统的思维模式出发来推论，可能难以理解中国。这正是第22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召开的现实意义。展现中国哲学在当今世界中的独特意义正是展现中国、认识中国、理解中国的前提。

本次哲学大会于明日（27日）正式举行，6月21日的前导启动系列名家讲座邀请到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王中江，归纳总结了中国东周时期子学家们关于理性选择的意识和言说，同西方现代理性选择理论作了大尺度的对比。受到现代西方理性人假说洗礼的当代国人猛一回头，诧异地发现先秦诸子的讨论原来也很充分，但更突出个人偏好和共同体偏好的协同。

21日的讲座中，嘉宾王中江教授归纳总结了中国东周时期子学家们关于理性选择的意识和言说，同西方现代理性选择理论作了大尺度的对比

一个总结：中国人会把个体偏好协同共同体偏好

在整场讲座的最后，王中江总结了早期中国的理性选择论与西方的不同之处。正是这些不同奠定了中国人理性思考、行为动机的源头活水。不妨我们从这个总结开始听取王中江的讲座，再一一细分其要点。

从总结来看，王中江认为至少在五个方面中西方之间在理性选择论方面存在着差异。

其一，早期中国的理性选择观没有如今的理性选择论中对人性很强的经济人和自利人的断定。大约只有法家和黄老学中曾讲述过人是“自为”的。思想家对人性的假定是多元的、复杂的。

其二，早期中国一般将个体偏好的满足与共同体偏好的满足进行协同构建，这也明显有别于目前市场经济环境下将个体（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自由选择活动作为理性活动的出发点，从而自发性形成社会秩序的论断。

其三，早期中国对人的偏好和公共体偏好的排序，用韦伯的分类主要是价值理性、情感理性和传统惯例理性，而不是工具理性。

其四，中国带有很强的精英主义、贤能主义的倾向。整体上依靠人的美德、人格来建立良好秩序，而现代西方则主要依赖规则和制度建立良好秩序。

最后一点在于现代理性选择论观承认意外，多从无知、信息的不完备性进行解释，一般不用非理性的命运、运气来解释。早期中国理性选择论引入了命运、时运等概念来解释。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认为人们的选择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

诸子选择论多元：内驱力丰富，并不只是自利的

王中江解释西方现代的理性选择论，引用了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的话说“运用理性来鉴别并促进更好的、更可接受的社会的想法，从过去到今天，一直激励着人们。亚里士多德就曾同意阿噶桑(Agathon)所说，上帝也不能改变过去，并进一步认为，未来可以通过把我们的选择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来塑造。”理性选择一直伴随着人们建立良好生活的过程。他说，追溯西方理性选择论的源头，一直可以到亚里士多德。

但如果把视野转移到早期中国也就是东周时期，理性选择论也是早期中国理性主义和合理主义的一部分。儒、道、法、墨等学派建立的理性选择论复杂多样。王中江认为，早期中国的理性选择论基于对“欲求、需求”人的本性和性情的理解。正如郭店竹简上记录的“凡物由望生”，这里的“望”王中江理解指的是一种广义上的希求，它是一种本体论承诺。这一点，西方学者也有相同的阐述。王中江在讲座现场以叔本华为例。叔本华唯意志论的理论以意志、欲望为核心出发点，认为世界充满意志、欲望。

那么早期中国又如何理解“欲”和“望”？同样引用郭店楚简中的原文“欲生于性，虑生于欲。”王中江解释说，欲望来源于性情。以此，王中江总结归纳了早期中国关于欲求和性情的三种类型：

第一种认为人先天具有道德的禀赋和潜能。此是人为善的根据。孟子、庄子是其代表。第二种认为人先天具有生理的本性，驱动人追求欲望的满足。理性的活动通过规范、教化可以约束人的行为。如告子及荀子。最后一种认为人天生具有趋利避害的本性，如黄老学和法家。

由此可见早期中国对于人的性情的理解是多样的。与此有别，当代流行的西方理性选择理论，主要以人为“经济人”，认为人的活动和行为都是出自“自利”。早期中国认为自利并不是唯一的，只是人本性好恶中的一部分，人还有利他等倾向。

郭店一号楚墓M1发掘出竹简，上有记录“凡物由望生”

墨子关注选择的前提，荀子侧重选择的目标

东周时期我国的思想家通过对社会、对人的观察，为人性、为欲提供了不同的背书，丰富多彩从而巍巍壮观。在讲座中王中江通过对老子、墨子、荀子和孟子的分析一窥其奥，论证了早期中国对于欲望理解的多元性、丰富性。

如老子对于欲的理解有贬义，但也有从褒义层面出发的。在《道德经》64章，老子提出“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又如，孟子提出“可欲之为善”“无欲其所不欲”，等等。

正因为人的欲求是多样的，因而早期中国哲人对于好恶、利害、义利的理解也是多样的。以《墨经》为例，王中江指出，《墨经》中讨论了关于权衡利害的前提，也就是人的好恶的合理性。人都有好恶，但好恶有正当、合理与否的区别。墨经中提出，只有好恶正当，才能判断、衡量利害的大小，从而批判了“好恶皆有害”和“好恶皆有利”的观点，并将好恶前提简化为“义”与“不义”的问题，认为义就是利，不义就是害。

从有使命担当的圣人的角度来看，墨家又指出，圣人的好恶不单单关乎己，还与他人的利害相关。提出“圣人恶疾病,不恶危难”“欲人之利也，且恶人之害也”，具有很高利他主义价值，形成了利害好恶统一的思想。

关于义利关系，王中江又指出，儒家与墨家关于义利的论证有同有异。荀子认为“天下之人，唯各特意哉，然而有所共予也。”也就是说世界上的人，各有不同的偏好、偏爱，但大家同时又有共识，又认同共同的价值。王中江认为这其中内涵的意蕴在于，每个人的偏好是无止境的。从道德上讲，无止境的偏好可以促使人无限的向上发展。但另一方面，从自然的角度讲，则意味着人需要节制，只能考虑和选择什么是真正我们想要的。

作为研究金岳霖先生的专家，王中江引用金岳霖的话说“理性就是只做自己想做的，而放弃另外一些事情。”面对无限的世界和可能性，我们能够选择和做的总是有限的。这要求我们运用理性到我们选择的过程中。人的愿望不可能都得到满足，学会放弃，舍弃哪一个，坚持哪一个才是我们思考的重点，明确这一点才是明知的。

王中江曾出版过多本金岳霖著作，对金岳霖思想颇多研究

非物质层面：道义成为了优化选择的最终的衡量标准

确定什么值得做和能够做需要理性进行选择，将效用优化、结果最大化也需要理性选择。在理性选择之后，讨论选择后的效用是逻辑上的应有之意。王中江首先表示，在价值多元的社会中，对其效用的评价肯定也是多元的。不可能仅仅局限在经济、利益和物质层面上。在效用和效果最大化的阶段，早期中国哲学也提供了大量的讨论、论述。

第一种，老子使用的“善”这一概念就有优化选择的用法。王中江以老子择居等的案例为例子。《道德经》第8章“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 老子相信如此优化选择，结果也会是最好的。人生有种种险境，有来处自然环境的，也有人为的。人的理性化行动，最好是避免险境，其次才是化险为夷（如置之死地而后生）。对老子来说最好的“养生”，就是远离危险之地，这是保护自己的最好方式。

另一种，墨子后学和荀子等在一般意义上提出了如何优化效用和使结果最大化的原则。墨子两篇《大取》《小取》认为正是对于优选意义的阐述。区分了根本性选择和从属性选择。对不同的偏好进行排序，回答选择轻重、缓急的问题。墨家认为选择不纯发生在利与害之间，利害选择较为简单。更多的是在都是利的条件中如何使利益最大化，又如何在都是害的条件中，损失最小化。以断腕、断指与保身作为比较，断指显然是损失最小的。放大到个人与国家之间，牺牲自我而保全国家是优化的选择。《大取》将个体在现实中对利害大小、轻重进行衡量和选择取舍叫做“权”。

荀子也使用了“权”这一概念，认为人必须用正确的标准和准则来衡量自己的行动。荀子以市场上物物交换为案例，提出了“计者取所多，谋者从所可”，从人生大帐的角度提出了人世的真理、道义和普遍的价值，认为一个人应将自己的整个人生优化，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最大化，让自己过一个最充实、最真实、最完整的人生，认为奉行道而生活和行动能够使人有类似于交易那样的成倍的获得，否则就是大损。

谋划与天意：人事有意外，理性是有限的

最后，王中江讨论了在人的自主选择之外，导致结果不可预测的命运、运气等问题。

一方面，王中江强调了中国哲学的主流是理性主义、合理主义，非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不占主流，甚至如墨家等根本不承认命运，认为人的行为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其原因一定是人的理性化程度还不够。

另一方面，早期中国哲人也讨论到关于命运的问题。例如孔子和其他一些哲学家为理性的有限性留下了余地，相信世界上存在着某种命运、运气、不确定性、偶然性、随机性的东西，存在着意外这种超出人的理性预期之外的东西。有名的如颜回早逝、孔子的陈蔡之厄等。孔子是大圣人，为什么还会遭遇陈蔡之厄这样的问题。孔子答道，有些力量是人无法左右的。关于陈蔡之厄的诘问，孔子反问道，“智者就无所不知吗？那比干为什么会被剖心而死？君主一定会倾听进谏者的话吗？那伍子胥为什么会死呢？廉洁的人一定会受到重用吗？那伯夷和叔齐为什么会而死寿阳山呢”理性不是万能。究竟什么是越自然的命运和或偶然性的运气是难回答的。至少对于那些我们无法用理性解释的东西也许可以归之于此。

孔子被困于陈蔡之间，将本次遭遇归于偶然性因素，为理性的有限性留下了余地

《庄子》的三个寓言和故事也向我们揭示了理性有限性及其意外。一是一位爱马人对马的“意有所至而爱有所亡”的意外结果。第二个是鲁国君侯爱鸟而致其死的故事。第三个例子是混沌的几位朋友“厚爱混沌而致其死”的意外故事。这三个故事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理解，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即当人用他的价值理性来善待他关心、关怀的事物时，但结果却事与愿违，非常不幸。庄子提示的一个道理是“意有所至而爱有所亡”，对这三个故事都适用。“意”是善意、美意，但结果不仅使所爱的没有得到爱反而使之失去了性命。这种价值理性是完全以自己的好恶和天性为尺度去判断其他事物，这是人的理性有限性的一种表现。事后人们对这些不幸的意外结果，能从理性上找出原因，人不能只有善良的愿望和动机，他应该按照事物本身的特性去面对不同的事物。

王中江总结到心和天的区别正是早期中国哲人对理性局限性的思考。人都要追求选择的结果，但当我们没有达到追求的结果时，就要反向于心，询问我们是否做了足够的谋划。但是如果我们做得并不好，反而得到了好的结果；或者更相反，我们已做好了谋划，但是却没有得到好的结果，这些都是受命运所左右。正因为人不可能逃脱有限性束缚，因此才有对理性局限性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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