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4月22日晚上，在长宁图书馆，第152期文汇讲堂特邀知名的上海史专家、上海社科院研究员熊月之做客，讲解《上海城市集聚功能与党的诞生发展》，熊月之分享了诸多最新研究心得。现将主讲整理成上下篇以飨读者，明天将刊发互动篇。

上海城市集聚功能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上海特大城市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巨大比重，使得上海在全国的综合作用举足轻重，这使得共产国际特别重视上海，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也特别重视上海。二是上海全国文化中心（包括全国文化人才中心、文化生产中心、文化鉴赏中心、文化传播中心）的地位，使得1921年前后，上海每年所出新书总量约占全国70%，上海集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众多知识精英。三是上海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与西方联系密切，是中国输入西方新思想、新文化、新伦理、新道德的前沿，这开阔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眼界，为他们寻找、探索救国方案提供了新颖的参照系数。四是上海乃中国产生新思想、新文化的基地，新人物在这里集聚，新思想在这里交流、交锋、交融，洋务革新思潮、戊戌维新思潮、民主革命思潮，或在这里发轫，或以这里为基地。先进知识分子在这里接受马克思主义，创立中国共产党，既是此前历次进步思潮不断演进的结果，也是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思潮，在这里碰撞、升华的结果。

本次演讲选择若干方面，加以阐述。

共产国际高度重视上海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共一大的召开，与共产国际的指导密不可分。随着共产国际一些档案的解密，学术界展开了相当充分的研究，我从上海城市的角度切入，吸收这些研究成果，会使这个结论更具说服力。

*东亚书记处设在上海有五大原因，俄侨最多也是动因

按照中国学者理解，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共有五条经验，工人武装、城市暴动等

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后，迫切希望在中国、朝鲜、日本等远东地区推动革命运动，以对抗帝国主义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扼杀。远东局主要在西伯利亚、海参崴一带活动，但他们最早就将东亚书记处定在了上海。

为何会选择上海？按照中国学者理解，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共有五条经验：首先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第二是工人武装；第三是在城市举行暴动，比如圣彼得堡；第四是重视舆论宣传；第五是工作深入到军队。要推动东亚的革命，就要寻找符合这五条经验的城市，或者与圣彼得堡较为类似的城市。在东亚城市中，可选的城市有东京、北京、天津、广州、上海等，但唯有上海最具备这些条件。首先，上海是远东最大城市。1921年，上海人口已达250万，几乎是同时期首都北京人口的三倍、苏州的四倍、广州的1.5倍；经济体量上，北京、广州和天津的总和还不到上海的一半。第二，上海是港口城市，而革命需要同世界各地联系。第三，上海产业工人占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第四，交通便捷。上海的水路处于长江入海口与中国海岸线的交叉点，铁路已有上海通南京的沪宁线，由沪宁线可连接南京通天津的津浦线，有上海通宁波的沪杭甬线，交通极为畅通便捷。第五，文化发达。从1843年开埠，尤其从1860年到1949年，中国出版的新书中，最少有70%在上海出版。

还有一个特别的因素，1921年前后在上海的俄侨众多，已多达5000人之众。十月革命后，许多俄罗斯人来到中国，一部分是反对十月革命的白俄贵族；另一部分是寻求发展的俄罗斯人，他们都被传说中遍地黄金的上海所吸引，尤其是，上海被传说不需要护照，因此，俄罗斯年轻人来到哈尔滨就急于南下。这样的俄侨环境，对共产国际代表的活动自然也是非常便利的。

*购买报社、设通讯社、建贸易机构，用足租界优势

其实，在东亚书记处设在上海之前，共产国际就已在上海做了坚实的铺垫。

首先是购买《上海俄文生活报》作为据点。这份俄文报纸早在1919年就已存在，地点就设在虹口熙华德路12号，即现在的长治路177号。1920年2月，共产国际花5000美金买下报纸，作为自己的活动据点。如此，报社与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设在同一幢楼内。

1920年7月2日，共产国际在渔阳里6号成立了中俄通讯社（陈独秀就住在渔阳路2号）

接着，在1920年7月2日，共产国际在渔阳里6号成立了中俄通讯社（陈独秀就住在渔阳路2号）。它是中共第一家通讯社，也是苏俄中央新闻通讯社罗斯塔北京分社的上海分机构。其主要任务是通过从俄罗斯通讯社北京机构、莫斯科、西伯利亚寄来的苏俄报刊，从共产国际刊物《国际新闻通讯》、俄国远东的报纸以及欧美诸多报刊中搜集信息，提供给中国31家报刊使用。中俄通讯社1920年7月-12月在上海《民国日报》《新青年》上发表的新闻稿，便有66条，诸如《远东俄国合作社情形》《劳农俄国之新制度》《最近红军方面之捷报》《劳农俄国的实业近况》《列宁小史》等。这对于宣传苏俄革命、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做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1920年12月中旬，通讯社因杨明斋离开中国前往苏俄而停止发稿。

第三，在九江路14号，成立了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驻沪办事处。这是苏俄在中国进行贸易的机构，也是苏俄、共产国际在华的一个中转站和提供秘密经费的单位。苏俄、共产国际向其驻华代表、在华机构，以及中共组织及其他革命组织提供的经费，很大一部分是通过该办事处支付的，其中包括宣传费用。

为何设在九江路？因为这是英租界，靠近各大银行所在的金融中心，从事货币兑换、商品进出口比较方便。而东亚书记处、《上海俄文生活报》设在熙华德路，属于公共租界，与俄国驻沪领馆毗邻；中俄通讯社设在渔阳里，属于法租界，俄侨比较集中，而陈独秀等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都在那里活动。这些地点的精心选择，极大发挥了上海华洋混处的社会环境的掩护作用。

中共发起组成立

1920年6月19日以前，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上海成立。

*陈独秀1920年前与上海七次交集，得益于政出多门

电视剧《觉醒年代》中阐释了陈独秀在中共早期运动中的独特地位

电视剧《觉醒年代》中突出了陈独秀在中共早期运动中的独特地位。其实，在1920年前，安徽人陈独秀与上海已有七次关联。1903年，在上海参加反对清政府的“拒俄运动”；接着参加编辑《国民日日报》。章士钊曾主编反清的《苏报》，因为章太炎案件被清政府封掉，《国民日日报》有《苏报》第二之称。陈独秀主编鼓吹反清革命的《安徽俗话报》，这份报纸虽在芜湖主办，但在上海印刷；1905年，陈独秀与翰林出身的蔡元培在上海一起研制炸弹，参加暗杀团，因此也有了蔡元培后来聘请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之事，两人是名副其实的“战友”；民国初年，陈独秀在安徽从事反袁活动失败后，亡命上海，从上海前往日本留学。陈独秀参加辛亥革命，和柏文蔚成了革命战友，渔阳里2号就是柏文蔚的家；1915年从日本早稻田大学回沪，主编《新青年》；“五四”运动时期在北京散发反对北洋政府的传单被关90余天，出狱后李大钊将其秘密送出北京再返上海。

《觉醒年代》中，陈独秀有句名言，“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所谓的研究室指的是从事革命运动，在北京非常困难，而上海就不同。1921年和1922年，陈独秀在上海被抓了两次，一次处罚400大洋，另一次处罚100大洋。因为当时的上海由法租界、公共租界、华界三个政权进行管理，有缝隙可以利用。

*“一大”召开前，中国共产党已是全国性政党组织

陈独秀等人于1920年5月在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将《新青年》改变为党的机关刊物

在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前，陈独秀等人于1920年5月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邀请邵力子、陈望道以及星期评论社的李汉俊、戴季陶、沈定一、俞秀松、刘大白等人参加。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理论上的准备。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来沪提出建党后，双方一拍即合，迅速建党。6月19日前，在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陈独秀与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共五人，议定成立党组织。这是一个非常正式的组织。首先有书记，由陈独秀担任；其次有纲领，李汉俊起草了“纲领十条”，虽然没有保留下来，但主要内容在当事人回忆录中都有提及，与后来的中国共产党纲领完全一致，包括运用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等手段实现社会革命的目的。据专家研究，李汉俊的起草也参考了世界其他政党的纲领；第三，有办公室和杂志。办公室设在渔阳里2号，《新青年》迁回上海后，就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1920年11月又创办了《共产党》杂志。这说明此时已经是全国性政党了。

中共发起组成立以后，立即在党的组织建设、理论建设与政治建设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组织建设方面，包括建立各地支部、发展党员、培养青年干部三个方面。一大召开前，全国已有58个党员，6个地方支部，2个海外支部。其中，培养青年干部，一是1920年8月22日，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以俞秀松为书记，机关设在新渔阳里6号。二是1920年秋，开办外国语学社，与青年团同一地址。外国语学社在自觉利用上海城市特点进行集聚的作用方面尤为显著。

理论建设方面，一是将《新青年》改变为党的机关刊物，创办《共产党》月刊；二是翻译马克思主义书籍，包括陈独秀委托陈望道所译马恩的《共产党宣言》，恽代英翻译考茨基的早期著作《阶级争斗》，李汉俊译介的《马格思〈资本论〉入门》，李季翻译的克卡朴《社会主义史》等。三是拟定《中国共产党宣言》，作为吸收党员的标准。

政治建设方面，主要是筹备中共一大。

*代表大会制度是从欧洲和苏俄借鉴来的传统

代表大会制度，其实是欧洲、共产国际、苏俄共产党的传统。中共成立之前，中国已有中国社会党、统一党、中华革命党等几十个党，特别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是1905年成立的资产阶级政党组织，中华革命党在1919年10月10日改组成中国国民党，他们的全国代表大会直到1924年才举行，也是在共产国际影响下举行的。

上海对各地先进知识分子的集聚作用

共产国际为何重视上海？陈独秀为何重视上海？这与上海城市的集聚功能有关，它可以把全国的精英吸引过来。其中同乡关系很重要。1843年开埠时，上海人口20来万，1921年时，至少增至250万，他们都是从全国各地而来；1920年，上海已经有二百多个大大小小的同乡组织。

*湖北代表李汉俊、董必武、陈潭秋如何在上海相识

湖北代表李汉俊、董必武、陈潭秋先后在上海湖北善后会结识

最突出的是湖北人，以参加中共一大的三个代表李汉俊、董必武、陈潭秋为例，他们在湖北时并不相识。董必武是黄安（今红安）人，李汉俊是潜江人，黄安、潜江相距甚远，1919年3月，上海湖北人成立同乡团体湖北善后会，董必武和朋友张国恩被公推为驻会主持。其时，李汉俊也在上海。湖北善后会的会址设在渔阳里南面，李汉俊住在渔阳里北面。于是，他们在渔阳里相遇相识，成为至交。在李的影响下，董必武逐渐认识了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认识到中国的独立按照孙中山的道路行不通，必须走列宁的路。

董必武与陈潭秋，也是在上海湖北善后会结识的。1919年6月中旬，武汉地区“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主要领袖之一陈潭秋，随武汉学生代表团来到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各地代表关于“救国人人有责，不过学生为之先导”的发言，让陈潭秋极为振奋，激情燃烧。会后，陈潭秋来到湖北善后公会，结识了董必武。陈潭秋（1896-1943）比董必武（1886-1975）小了整十岁，资历、学识都比董必武浅。他诚恳地拜董必武为师，董必武则悉心地引导陈潭秋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董必武日后回忆与陈潭秋的这段交往经历时说：“在上海期间，我们相互交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心得，畅谈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抱负，共同商定用办报纸、办学校的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革命活动。”

*毛泽东在上海向同乡章士钊借款2万银元

为湖南籍旅法人员筹集经费，1920年毛泽东向同乡章士钊借得二万银元，晚年两人会面还款

再以毛泽东为例。1920年5月，毛泽东从北京来到上海,欢送赴法勤工俭学的会员。5月8日,他同旅沪新民学会会员肖三、熊光楚等12人,来到半淞园举行会议,并讨论学会会务。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半淞园开会呢？半淞园位于上海城南，为当时有名的一所经营性园林。湖南会馆毗邻半淞园。赴法国勤工俭学的湖南籍青年来到上海之后，就寄寓在湖南会馆。毛泽东当时住在哈同路民厚里29号(今安义路63号)，常到斜桥湖南会馆看望同乡。

后来赴法船票涨价，蔡和森的母亲葛健豪想到蔡家有位远房亲戚聂云台，在上海经营恒丰纱厂。于是，他们找到聂云台，说明来意。聂二话没说，当即资助800块银元，解决了四人的旅费问题。

其余湖南籍旅法人员的经费和毛泽东回湖南办书社也需要经费，毛泽东便向章士钊借。章士钊与杨昌济是湖南同乡、好友，也是北京大学同事，毛泽东此前在北京大学时便与章士钊熟识。毛泽东、蔡和森持杨昌济手书到上海拜见章士钊，请其设法资助。章手中恰有湖南军阀赵恒惕的一笔赠款，立即以二万银元付毛、蔡。毛泽东以一半资助学生赴法，一半携归湖南充作革命经费。这二万元在当时堪称巨款，对于毛、蔡来说，可谓雪中送炭。1961年至1971年的十年间，每年正月初二，毛泽东都派人送二千元到章家。毛对章说，1920年你捐助二万元巨款，今天用我的稿费奉还。

湖南人解决赴法经费问题，不是在长沙，而是在上海的湖南人之间解决，这很能说明上海城市的集聚功能。

*陈望道等回忆“被赶拢、吸拢、派拢”至上海

陈独秀在上海的书房被还原成了展馆

上海巨大的城市体量，奇特的政治格局，既五方杂处又华洋混处的社会结构，为众多知识分子的汇聚，提供了难得的空间，为诸多思潮的产生、交流、交锋与交融，提供了难得的平台。陈望道对此有生动的描述：

“我于一九二〇年四、五月间到上海。在此以前,我被一师赶出来,同时,陈独秀也从北京被赶到上海。我们几个人，是被赶拢来的。此外,邵力子在复旦大学文学院任中文系系主任。大家住得很近(都在法租界),经常在一起,反复的谈,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便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那时，集聚在上海的新型知识分子，一是“被赶拢来的”，说明他们思想激进，为别处所不容，上海环境特别，可以包容他们，陈独秀、陈望道、施存统都是此类人物；二是“被吸拢来的”，在上海能发挥别处不能发挥的本领，比如章士钊、鲁迅在多个城市工作过，最终都定居上海；三是“被派拢来的”，中共成立后，各地组织上委派骨干到上海，进入外国语学社，接受培训，刘少奇、柯庆施等便是被派拢来的，恽代英则前往“老上大”。

陈望道所说的“住得很近”，点明了城市集聚的价值，中共一大在法租界举办，因为此处适合知识分子的情调，早期中共党员居住地距离不超过两平方公里。“反复的谈”，指的是思想交流、交锋，其中包括与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的交锋，也包括与戴季陶等人从一度合作到分道扬镳，这是一个明晰概念、廓清边界、辨明是非、权衡利弊的过程，是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过程，是一个理论创新、理论升华的过程。

*上海城市规模激发思想和政党的创新能力、创新速率

上海城市人口异质程度高，创新速率大

学术界关于创新机制的研究成果表明，城市规模越大，人们互动、交流机会越多，创造与创新几率也越多。产业、人口、资金、技术高度集聚，必然刺激分工趋于细密、技术创新与产品卓越。创造与创新的增长速率，通常远高于人口增长速率。这是大城市较小城市更能创新的社会原因。城市人口异质程度越高，不同文化相互之间差异越大，相互取长补短的概率越高，创新速率越大。

近代上海城市规模超群，人口异质程度奇高，各路精英荟萃。这些特点交织在一起，使得近代上海城市创新能力特强。这便是中国共产党为何会在上海创立、并以上海为重要活动基地，长期将中央机关设在上海的社会原因。

（整编：李念）

下篇：熊月之：上海的集聚功能，让青年毛泽东成了马克思主义者|152期文汇讲堂2·党史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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