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个动词”，2018年，在北京工作居住了41年的何建明在上海完成了报告文学《浦东史诗》，留下了这句广为传颂的经典之句，也让普通上海人开始认识他。

昨天（3月4日）下午，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如约来到上图讲座，开启“何建明系列党史课”首讲——中国共产党成立为何在上海？

趣称当年因担心在上海吃不饱饭而从部队投身北京工作的苏州人何建明，在开篇即用幽默但诚挚的叙述将他党史课之约的天然缘分和不二使命清晰勾勒，“这是我一个作家眼里的中共党史，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与历史选择、阶级选择、城市选择、时代选择密不可分。我要用文学的语言讲讲建党100年的故事——党史是可以站起来的，可触摸、有温度。”

何建明系列党史课，由上海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解放日报、上海图书馆主办、上海图书馆讲座中心和何建明文学研究会承办

写中共党史三部曲

“哪怕不是神圣的人，你也会产生崇敬之心”

何建明与红色系列的缘分起于2011年问世的长篇纪实报告文学《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合作者是红岩专家厉华。甫志高的原型蒲华辅供出川西地下党组织后，在监狱党组织的帮助下，走向刑场时高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真实的革命更为广泛、复杂、深刻和精彩”；

2014年清明节，他在龙华革命烈士纪念馆知晓了黄炎培歌者的故事和他那位牺牲在上海解放前十天的儿子黄竞武烈士的事迹，“哪怕不是一个神圣的人，了解后也会对英雄充满崇敬”。2020年7月，这些上海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地、早期中央机关所在地、与南京国民党政府进行最严酷斗争的中共江苏省委所在地的故事，被写进火红封面的《革命者》一书中。“每次，我都忘不了邓中夏的眼神，他在和我对话。”讲座中，何建明承诺，“我会写完《雨花台》，构成我的中共党史三部曲。”

2020年年头来沪采风，却因疫情滞留上海100余天，住在黄浦江畔酒店的他，情不自禁挥就了20万字27章的报告文学《上海表情》，讲述了1月15日到3月10日，上海抗疫如何从“0”到“0”的城市史诗，这位65岁的报告文学大家因此对上海这座“有爱的城市”更富感情，他坦言：要用文学的笔触，让党史活起来，温暖可触摸。

何建明计划完成《雨花台》，与《忠诚与背叛》《革命者》构成中共党史三部曲

历史的选择：

革命知识分子聚集是内因，海外革命推波助澜是外因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是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召开，而第一个共产党小组的诞生同样是在上海，是在上海的渔阳里商议而成。在何建明看来，之所以红色火种落在上海这块土壤里，从时代选择而言，是内因和外因的结合所致。

从中华历史来看，推翻旧中国的革命从来就没有停歇过，资产阶级革命者也前赴后继，手段甚至更为极端。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这一代人就树立了坚定的革命信念。康有为向清政府公车上书，梁启超写下《少年中国说》，谭嗣同革命被投入大牢，26岁的妻子探监时说，你为革命死可以，但要给我留个儿子。谭嗣同慷慨道：留下儿子不如没有儿子，革命就是要断子绝孙的。

更有甚者是徐锡麟。何建明讲述，和秋瑾一起参加推翻清皇朝革命的徐锡麟出身富贵家庭，书读得很好，他打听到朝廷可以买官，便以此途径来到了安徽巡抚（相当于今天的省长）恩铭身边，颇得赏识和提携。在清朝警察学校举行阅兵仪式当天，徐锡麟掏出枪，开了七下，恩铭当场丧命。“我就要这么干，哪怕是自己的恩人，这样才显示是反对清皇朝的决心。”徐锡麟被枪毙后，受到舆论普遍谴责，当局将其心和肝挖出来，炒了吃。“这是极端例子，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不同，他是为了改变劳苦大众的苦难生活。”

徐锡麟枪杀恩师恩铭，以此极端方式表达推翻清皇朝的革命决心

何建明认为，在上海这座城市里，一则有大量知识分子由此地出发去日本留学取经，日本因为明治维新而率先得到欧洲革命之风，陈望道、陈独秀、李维汉、鲁迅、郭沫若无不在日本感受到了革命的浓厚风气，“这得益于地缘之便”。二则，这股异域革命的风，与上海进步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形成呼应，《中国女报》《革命军》《民报》不断在民众眼里出现，当然，最重要的是1917年11月7日俄国苏维埃武装起义的消息传来，中国马上派瞿秋白等去弄清事情原委，在上海这个知识分子聚集地，逐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的中心。

上海在20世纪初，雨后春笋般的革命刊物

阶级的选择：

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决定了具有产业工人的上海的使命

中国共产党中，无产阶级一直是中坚分子，而工人是无产阶级的主要力量。在共产国际力量形成之初，巴黎公社的成立彰显了榜样的力量。1848年2月马恩的《共产党宣言》发表，宣誓了第一个无产阶级纲领的诞生，不久，法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巴黎公社虽然从1871年的3月18日到5月28日短暂统治了巴黎，但它是马恩革命思想的实践，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起到决定性的鼓舞作用。

在20世纪初，在中国，只有上海是产业工人的集中聚集地，何建明指出，上海的100万产业工人当时占据了中国产业工人的半壁江上。“按照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经验，也必然要从产业工人中产生共产党的种子，因此，阶级的选择上更是天然而成。”

1920年代的上海，产业工人占据全国半壁江山

城市的选择：

为何不是北京、广州、哈尔滨，而是上海？

“在中共党史上，我认为一定要补一句，就是上海的小弄堂、小阁楼，对当时弱小的共产党组织和革命工作起了很大的贡献。”何建明非常自信地分析了北京、广州、哈尔滨三个城市与上海相比，为何不具备成立中国共产党的优势。

在老北京何建明看来，一个世纪前，北京的建筑大多由四合院组成，外墙奇高、戒备森严，极不利于开展地下工作。李大钊被通缉后，躲进了俄大使馆的一座废弃的王爷大院里，但第二天就被段祺瑞政府知晓，发动300人，将其团团包围；不久，中央派了极富地下工作经验的中央候补委员王荷波前往，又被抓捕。

李大钊和王荷波（右为雕塑）先后都在北京被抓捕

再看广州，虽然和上海一样面对大海，但是太近，而上海距离海洋有一定距离，是内海城市，孙中山革命一次又一次失败。更何况国民党的总部也在广州，他们联共只是希望共产党员为其做事，绝不会让其掌权和成长。而哈尔滨，国际共产的组织就在不远处的海参崴，但是当年国际共运负责人维经斯基一去哈尔滨就被捕了。

“所以，只有上海最合适。”何建明发现，中共一大代表中，大多数人都是江浙一带人士，有着天然的地缘亲近性，而且上海腹地开阔，信息便捷，海派氛围浓厚，也是青年知识分子、包括党的领袖陈独秀易于发挥特长所在地。当何建明亲自去了山阴路恒丰路90号的当年中共江苏省委所在地后，更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复杂的小弄堂、精致的阁楼，藏8到10个人，极为便利，更何况到了中共四大，偌大的上海，300个共产党员活动于其中，实在是给弱小组织带来了发展和生存的可能性。”

上海的小弄堂和阁楼，为弱小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

红色发源地的上海要感谢的三个人

维经斯基、李大钊、陈独秀

中国共产党诞辰地会选在上海，何建明认为无论是中共党史和上海都应该记住三个人。“在成立一百周年之际，我们要感谢他们。”

*共产国际远东局维经斯基，受列宁指派筹建共产主义小组

维经斯基，是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局长，受列宁领导，除中国外，远东的范围还包括朝鲜半岛。1920年3月底从海参崴来到哈尔滨，看看是否在此成立中国共产党，但当即被张作霖的部队给抓起来投入大牢。到8月，他才来到北大红楼，这个五四革命的发起地，找到李大钊。李大钊和学生邓中夏、张国焘在红楼和维经斯基一起讨论了七天，最后，李大钊说，“我们的领袖陈独秀在上海，建共产党小组的决定要听他的。”随后，维经斯基拿着介绍信南下找到了陈独秀，在渔阳里陈独秀听维经斯基介绍了俄罗斯的革命方式，非常兴奋；9月，便带着维经斯基去广州找孙中山，“原来，列宁是这样干革命的。”何建明推断孙中山此时对俄国共产党有了深刻印象。

就如何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请维经斯基去上海征求陈独秀意见

*李大钊，将建共产小组事务汇报给在上海的领袖陈独秀

陈独秀指令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返回家乡义乌笔耕，也留下了用馒头蘸着墨汁说“真理的味道是香的”的美谈。翻译完毕后，没有经费去印刷，维经斯基拿出了共产国际的1000元大洋相助，就此，《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在中国大地“燎原”。事实上，1920年这一年间，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就成立共产党小组的组织框架已经有了共识。维经斯基向列宁汇报了中国之行，列宁指示要尽快成立中国的共产党。维经斯基则将这个任务交给了马林，因此，马林成了参加中共一大的国际代表之一。而维经斯基被列宁派往广州，协助孙中山早期的系列革命。1953年，维经斯基在苏联去世。

“李大钊，当时完全可以把建党的机会留在北京，但是，他有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觉悟，他认清了谁是领袖、谁是旗手。”

陈独秀指令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维经斯基拿出了共产国际的1000元大洋相助印刷

*陈独秀，在上海领导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两个儿子均牺牲在上海

对于陈独秀，何建明坦言，他最初的印象也是“右倾分子”“叛徒”等。但是在写《革命者》一书时仔细研究了党史史料，有了不同的认识。1915年陈独秀来到上海落脚后，在安徽老家长大的两个儿子写信问是否可来沪，陈独秀同意了，但不允许同住。于是，15岁的陈延年和13岁的陈乔年先后到上海，兄弟俩只能在上海的小报馆当学徒，以挣得上学的费用，经常在大街上要饭。后来，陈独秀把他们送往法国留学，在法国，兄弟俩从无政府主张转向共产主义信仰，陈延年和周恩来、赵世炎一同创立了旅欧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组织上送他们在内的12名中国青年党员去了苏联东方大学，回国后一个在上海工作，一个在广州工作。1927年汉口的八七会议上，党内肃清陈独秀的右倾投降机会主义，并撤销了其党内总书记职务，儿子陈乔年当场批判陈独秀，但具有家长作风的陈独秀此次一言不发。

而曾担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工作卓有成效的陈延年经组织安排来到上海，在1927年6月27日被宣布任命为中共江苏省省委书记，但当天下午就被抓入狱，八天后的7月6日被送往刑场就义，时年29岁。而一年后陈乔年担任中共江苏省组织部长，也因叛徒出卖而牺牲。“两个儿子在一年内先后为革命而捐躯。”

陈独秀、陈延年、陈乔年（从左至右）

“党史是非常生动和感人的，除去教科书的写法，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书写，让她立起来。”何建明又举了邓中夏的例子。北大高材生、领导火烧赵家楼的邓中夏是一大的秘书长，所有议程和接待都是他负责，本来他是一大的北京代表，但他觉得同一天在南京举办的有1000人出席的“少年中国学会”的大会更离不开他，因此，紧急请李大钊增补了19岁的刘仁静。何建明感慨，“这才是共产党人的信念。”何建明感慨：“每次看到邓中夏不同的眼神，都觉得是在和他对话……”

邓中夏原本是中共一大代表

时代的选择：

天时地利人气所致，作家使命所在

上海租界的反帝运动此起彼伏，加上反动政府的腐败，各种革命的涌起，俄国革命的成功，这些合力促成了上海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诞辰地。在何建明这样一位多次得鲁迅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的资深作家看来，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是中国人民争取自由解放、流血奋斗、前赴后继的英雄史诗，大革命前后的几天、几个月里，就牺牲了32万人；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是中华民族最富有朝气、勇于探索、奠基立业的创新史诗，因为只有中国共产党跨越了资本主义社会，直接来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是人类文明进程中最具开创意义、普照人性温暖的生命史诗，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在21世纪让9989万人脱离绝对贫困。

因此，在这位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眼里，中国共产党能在上海成立的根本原因在于——她是东方第一大城市；是沿海第一产业工人聚集地；是进步的知识分子聚集地；是中国南北之中心，所以，成立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是天时地利人气旺所致。

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是天时地利人气旺所致

何建明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第二个一百年间，这座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的城市，这座有担当、包容、可交融的城市，还将有新的奇迹产生。“上海曾催生了民国的张爱玲小说和海派的新时期文学，而作为21世纪的作家，不写下建党100年间上海如何实现了初心的一页页，那也将是一种失责，所以，对于作家也是一种时代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