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的陶器组合

记者今天上午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举行的媒体通气会上获悉，今年5月以来在对秦汉新城内的大堡子墓地进行发掘时，陕西省考古工作者清理出103座墓葬、10余座墓葬围沟，出土以西汉早期遗存为主要文化内涵的陶、铜、玉、铁等各类遗物近300件（组）。令人惊喜的是，在小型墓葬M51内出土肩部刻有“新亭”二字的陶缶，这是咸阳曾是西汉“新城县”的考古证据。考古证据显示，咸阳曾在汉初短暂更名为“新城”。

“新亭”陶缶（左）

“新亭”陶文

大堡子墓地位于秦汉新城高庄镇大堡子村西，地处泾河南岸台塬（咸阳塬东北部），黄土堆积丰厚、地势平整开阔。上世纪五十年代调查记录显示，该墓地地表曾有高大封土，今已不存。2017年发掘表明，这是一处以西汉早期墓葬为主的大型墓地。2020年5月以来，在2017年发掘区域以北开展考古工作，取得一批重要收获。

考古项目执行领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朱瑛培通报墓地发掘情况

考古项目负责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邵晶回答媒体记者提问

据项目执行领队、该院助理研究员朱瑛培介绍，大堡子墓地多见竖穴墓道洞室墓和竖穴土圹墓两类墓葬。墓地规划有序，以方形围沟为区划，可能代表了不同的家庭单元。随葬陶器呈现一定的组合规律，常见鼎、灶、仓、缶、壶、钫、盒，显示出明确的时代特征；墓葬等级差异明显，小型墓葬仅以少量陶器、铜镜、铜钱随葬；大型墓葬随葬彩绘陶器（仿铜陶礼器）、铜容器、玉器等高等级器物。

该墓地考古今年最引人注目的器物是色彩鲜艳、纹样华美的彩绘陶器。这些陶器以鼎、壶、钫、盒等仿铜礼器为主要器形，色彩绚丽、线条流畅、构图繁复，极具灵动和神秘之感，折射出2000多年前先民的艺术构思和精神追求。朱瑛培说，“这批陶器尤其是西汉早期的陶器，颜色保存得如此鲜艳，是很难得的。有些陶器具有写实风格，比如一件陶仓，可以看到仓顶上工匠用红色非常细致地勾勒出了云纹瓦当的局部细节，而且把仓门做成了一个可以里外推开的活动门。而陶仓打开后，我们惊奇地发现，里面装满了炭化的粮食。”

大堡子墓地发掘现场

出土的精美彩绘陶器

让人欣喜不已的是，出土的陶缶肩部刻有“新亭”二字，笔画清晰、易于阅读。根据现有研究，“新亭”与以往发现的“咸亭”意义相同，为“新”地之亭市，证实了西汉“新城”的建置。

文献和考古资料表明，大堡子墓地周边秦汉时期设有咸阳、渭城、泾阳等县。又据《汉书·地理志》，“渭城，故咸阳，高帝元年更名新城，七年罢，属长安”；《汉书·萧何曹参传》亦述“（曹参）东取咸阳，更名曰新城”。

西安周边过去考古发现过“丽亭”“杜亭”等，刘邦当皇帝之前曾当过泗水亭长。还发现过“高市”（即高陵之市）。考古项目负责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邵晶介绍，“‘亭’和‘市’都指的是这个地方的管理机构，是管理市场的，或者说还兼具别的什么功能。在秦汉时期可能是通用的。‘亭’前都是地名，此次‘新亭’的‘新’至少是个县级的编制。也许还有更好的解读，但目前证据链是闭合的，这个解释是比较圆满的。”邵晶说。

他说，“汉高祖刘邦当年把咸阳城拿下之后信心满满，百废待兴，把咸阳更名为‘新城县’，这段历史只存在于文献中。但考古学的证据是什么？这次是第一次发现考古学证据，是一个珍贵的历史见证。大堡子墓地考古是用考古的实物、考古学的方法，证实和见证了一段历史，用考古学的视角、用考古的证据增加了文献记载的信度！如果没有这件‘新亭’陶缶的发现，我们不敢说有这样的证据。”

邵晶强调，“我们说这次发现了西汉‘新城县’的证据，没有说发现了西汉‘新城’。时空框架表现在这里。”他透露，这次只发掘了这片墓地的八分之一，整体揭露了四五十亩，还有400亩地布满了古代的遗迹，绝大部分是西汉时期的墓葬。

“新亭”陶缶的出土，为咸阳曾是西汉“新城县”提供了考古学证据，证实了咸阳曾在汉初短暂更名为“新城”。加之大堡子墓地陶器组合所显示的西汉早期特征以及随葬铜钱流行“半两”而少见“五铢”的现象。上述证据在时空基准上建立了大堡子墓地与汉初新城县的内在联系，“新亭”应指汉初新城县亭市。

西汉“新亭”陶文尚属首次发现，实证了汉初新城县的建置。大堡子墓地距秦咸阳城核心区域较近，鉴于其特殊的地理区位，大堡子“新亭”陶文还填补了秦汉政权更替时期的秦都咸阳建制更迭和城市变迁的重要一环。

考古专家表示，大堡子墓地墓葬分布密集（西汉早期墓葬数量预计超过800座）、年代集中、区划明确、等级明显，内涵丰富。墓地南距长陵邑4公里，位于秦咸阳城遗址东北8公里处，为研究秦汉之际咸阳周边的墓葬布局、埋葬制度、家族关系，特别是秦汉政权更迭和文化因素“过渡”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考古学资料。

文：文汇报驻陕记者韩 宏

图：韩 宏，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编辑：赵征南

责任编辑：何连弟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