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训慈(1901-1991)，字叔谅，浙江宁波人。著名的爱国人士，史学家和图书馆事业家。1932年1月出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1941年1月正式辞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职务。

明确宗旨 扩充馆藏

陈训慈先生认为图书馆应倡导的是藏用并重、公藏公用思想，突出图书馆社会教育功能，“民众图书馆不是静的储书之所，而是动的流通图书的中心；不是被动的应人之需，而是自动的设施教育；不是一部分知识较高者的消费之所，而是广大的社会全民的受教育场所。”“近来的图书馆不是藏书楼，或仅为少数的书痴、权贵所独享的。它应是春风化雨，为万物所均沾，为社会所共享的。开架阅借，爱护公物，遵章守纪，是为体现基本原则的具体措施。还要为学术研究、文化保护、事业发展谋长久之计。”陈训慈先生接任馆长一职时，九一八事变过去没多久，他自然地肩负起书生报国的重任，让图书馆担负起更多的民族重任。“今日中国的图书馆，应是促成普泛的读书活动，发展整个教育文化的原动力，而且自期为挽回民族劫运的主力军。”

▲陈布雷致陈训慈手札

除了对图书馆的功能和作用有清醒的认识，陈训慈先生对浙江省立图书馆定位也非常准确。“省立图书馆在一国之学术教育上，实占极重要之地位，不但保存图籍之文物，抑且辅益各种教育与社会事业，负提高学术领导风气之使命。”要引导民众正确认识图书馆，经常利用图书馆。“省立图书馆之性质与使命，应多顾及学术图书馆之意义，故于储集图书推广阅览以外，对于阐扬地方文献提高学术，亦应于国立图书馆分工并进。”

▲1932年，浙江图书馆大学路馆图书阅览区

陈训慈上任后不久，上海发生了“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总馆在此次事变中遭日机轰炸，引起大火，编译所和东方图书馆中珍贵典籍化为灰烬。陈训慈先生痛心于此次文化浩劫，为防患于未然，他在文献建设上多有着力。除了大量购买图书，尤其致力于向公私各方面征存文献和征求捐赠。为更好的保存古籍，陈先生改革编纂组，将编目工作纳入阅览组中，而将编纂组功能单一化，专心致力于考订编纂刊物书籍，然后由印行所印行。

求贤若渴导扬学风

陈训慈馆长上任期间曾到县立图书馆调研，发现当局对于其他方面扩充费用毫不吝啬，而在添置图书和聘请图书馆管理员方面则非常吝啬。与此相对应的是当时图书馆学专业人才也相当匮乏。从1927-1937年间，文华图专（武昌私立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历届毕业生只有64人，尽管各地大学也设置了图书馆学课程，但都时办时辍学，成效不大，完全不能满足不了当时各省立私立图书馆对专业人才的需要。

▲陈训慈与大学路员工合影（1932.3.25）

鉴于当时社会对图书馆的忽视，陈训慈也提出要扩大为民众服务的范围，用真诚的态度感动读者，从而提高图书馆在社会上的地位。同时，他对图书馆员的服务精神也提出了要求。在他看来，“馆员态度之是否和善，精神之是否振作，责任心之是否浓厚，尤是图书馆事业成败之所基。”

陈训慈馆长深知一个图书馆无论多努力都不可能拥有所有的一流专家，于是，他充分利用社会资源，请名家来馆讲学。讲学的目的其一是为了有助于馆员业务素质的提高，从而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其二是为了与读者联络感情并增进阅览兴趣。除此之外，陈馆长本人也在不同场合多次向读者推介图书馆，希望有更多的读者能去浙江省立图书馆阅览书刊报纸。在种种举措的引导下，浙江省立图书馆的图书阅览、流通量都大幅度增加。

▲陈训慈与夏定域（右一）、陈豪楚（右二），张崟（右三）等在嘉业堂合影（1935.5.5）

推行阅读振兴学术

为了在最大程度上与读者建立广泛的关系，陈训慈和浙江省立图书馆的同仁们克服困难，从1933年8月15日起，将总馆阅览时间延长至晚上9时；1934年5月29日起，总馆上午8时至晚上9时，连续开放；1934年9月1日以后，实行通年日夜连续开放（特种纪念日停借），并为读者代办膳食，称之为“通年日夜开放”制度，可以说是最早的“24小时图书馆”，为读者来馆借书阅览提供了更多的时间选择与便利。其次，竭力为外地或无法来馆的读者提供阅览便利，开展省内通讯借书，市内专递借书、市内团体借书等服务，实现现金保证和信用保证两种办法。与此同时，陈先生关注底层百姓和儿童的阅读需求，设立通俗借书部和儿童阅览室，让失学青少年免费领用借书证，免费借阅图书，并派专人管理儿童借阅室。至1933年，设流通部4出，民众书包处5处，轮船图书部1处，并派流通车定点巡回各区，便利民众读书阅报，“甚至在钱塘江的渡轮上都能看见浙江省立图书馆提供的通俗图书”。鉴于民众阅报不得要领，推广组编印“要事简报”，用大张新闻纸彩色油印，张贴于“总分馆门首及延陵路娱乐场清泰旅馆后门井亭桥丰乐桥永华汽车站官巷口菜市桥直街等处以供众览”。

▲浙江图书馆馆员自行设计推广的流通书架和流通书箱

除了提供借阅便利之外，浙江省立图书馆也通过举办展览，举行讲演等方式推广阅览，导扬学风。论及影响和规模最大的当属1936年3月由陈训慈主持筹备浙江省文献展览会。1935年，浙江省教育厅将举行文献展览会列入本年年度计划，确定经费预算，并拟订征集展览品办法、管理规则、参观须知，陈训慈馆长担任文献展览会干事会副总干事。为了此次文献展览会，成立了设计委员会并在省内外设立12个征品分会。经过各方努力，浙江省文献展览会于1936年11月1日揭幕,展出向省内外征集图书文献6千余种,2万余件。展览共分12个陈列室,跨越千年,囊括四海,包罗万象。展出18天,观众逾7万6千人。《文澜学报》推出专集,由马一浮题写。

▲浙江省文献展览会（1936.11.1）

陈馆长深知提高学术地位，改善本国学术在世界学界的地位，才能增强民族自信心。居于此理念，在担任馆长后，1932年3月，他创办了《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旨在研究讨论，以实施辅导县市之职责；提倡读书，以期成学术救国之大愿”等项；3个月后，倡导读书救国的《读书周报》创刊，附在每周三的《杭州民国日报》刊行，内容有短评论文、新书介绍等，“旨在鼓舞些社会读书的兴趣，希望多少推进本市乃至本省的读书求知精神。”；1935年1月，《文澜学报》创刊，《学报》以研究中国学术，阐扬浙江文献为宗旨，撰稿人多为国内历史学、文献学等方面的专家学者，陈布雷曾对此刊大加赞赏；同年，以青年学生为主要读者，推进学术风气的《图书展望》创刊；1937年，抗战爆发后，陈训慈馆长联合浙江大学、浙江博物馆等7家单位创办《抗敌导报》，每期报纸的边缘刊有《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以鼓舞民众。一个省立图书馆能在当时的环境出版多种期刊，并且具有较强的学术性，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件事，这也是得益于陈馆长先进的办馆理念以及为推进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一腔热血。

▲文澜学报创刊号（左），创刊号目录（右）

烽火护宝 抢救四库

陈训慈于1932年接任浙江省立图书馆时，距文澜阁《四库全书》补抄完已经有6年了，绢面都有些许破损，有些是民国以后补抄的，有些是同光间改订抄补的。旧抄旧订者，封面破损较为厉害。虽然负责人派人清查了需要修补的阁书清单，但无奈经费拙荆见肘，而不能实施。1933年，经过陈训慈的努力，浙江省教育厅下拨了用于修补阁书的专项经费，陈馆聘请李炳炜专门负责古籍装订修补，选择破损之书换面重装，务求整齐。

除了整理装订之外，陈训慈也很注重阁书的补全。当时文澜阁《四库全书》原抄本不少流失于民间，陈训慈会留意此类相关信息，并竭力回购。1932年，从余杭王寿岚处购得阁书原抄本《欧阳文忠集》5册；1933年，从抱经堂等处购得《太平广记》等10册。对于有功于文澜阁《四库全书》之人，例如丁丙、陈训慈，不但撰文以为纪念，还为其印行《丁松生先生百年纪念集一册》。为了让《四库》亲近民众，1936年2月，浙江省立图书馆在孤山分馆专设“四库文印陈列室”，悬挂有阁记拓片照相图、图表，并陈列四库原抄补抄影印本及有关《四库全书》之文献数十种，另有丁丙兄弟所藏之文澜补书图等，供大众浏览，1937年初该陈列室搬至大学路总馆。但是日军的入侵将陈训慈想大展宏图的美好愿望击碎。

1937年8月，日寇在上海金山卫登陆，杭州危在旦夕。为了防止阁书被炸毁，陈训慈让总务组赶制木箱，以便及时搬运文澜阁《四库全书》及其他善本珍藏。1937年8月4日清晨，140箱阁书和88箱善本书，由水路运往富阳渔山。毛春翔全程押运，并作为管理员驻守富阳渔山石马村赵宅护阁书安全。随着局势恶化，存放富阳的阁书安全岌岌可危。可若要将阁书运出，经费和交通工具又成了横亘在面前的两座大山。在国民党教育厅撒手不管的情况下，陈训慈多方设法，在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鼎力帮助下，阁书得以从富阳安全转移，然后迁徙至建德、龙泉、贵阳，辗转数省，最后文澜阁《四库全书》被安置在贵阳地母洞，避免了这部国宝被劫掠。

▲文澜阁四库全书西迁图

1940年秋，陈训慈受邀远赴重庆，途中去贵阳地母洞查看文澜阁《四库全书》保管情况。因为当时阁书保管员夏定域已应浙大贵州湄潭分校之聘为国文副教授，阁书无人保管。于是，陈训慈将自己同行的表弟柳逸厂（音ān）留在贵阳做阁书保管员。1941年，柳逸厂因病辞职，而此时陈训慈已经不再担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一职，但他闻讯后立马函召毛春翔赶往贵阳保管阁书，并寄旅费300元。由于地母洞比较潮湿，从1943年开始，春季加晒一次阁书，这就导致本来就紧张的经费又雪上加霜。陈训慈在重庆为保管阁书的经费四处奔走，使得款项能及时拨付。

▲毛春祥等护阁书的同仁在地母洞合影（1942.5.10）

1944年11月，日寇入黔，接到毛春翔数度快函，陈训慈立马着手和教育部商量将阁书运往重庆。1944年12月23日，阁书运抵重庆青木关，藏在教育部部长公馆隔壁瓦房中。《四库全书》保管在重庆之时，陈训慈等人发起成立“文澜阁《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当时是以保管妥善为理由，实际是预为以后原璧返浙之地”。1946年5月，在保管员毛春翔等护押下，用6大卡车，历时50多天将这部文澜阁《四库全书》安全运回，于7月5日抵达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几经辗转，安全无恙，多亏了陈训慈和浙江省立图书馆工作人员的悉心保护，他们是抗战时期文化战线上的英雄。

▲文澜阁四库全书回迁图

保护典籍抢救文物

1950年3月23日，邵裴子作为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召开第一次常委会，并照编制设有图书资料会，会上提出以后凡由省文管会收到捐赠或接收图书，规定除工具书、本省方志及文管会业务需要之考古文物参考书由会留存图书室外，大部分移交与省立图书馆收藏。陈训慈任保管组组长兼图书资料室主任，主要负责征集有用图书。

由于当时纸张原来缺乏，很多古书都作为还魂纸或者纸张原料出售，当时的民众也不了解国家保护图书文物的政策，意识淡漠，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陈训慈开展杭州市乃至浙江省图书的调查保护工作难度可想而知。陈训慈经常去各旧书店与杭州市“废品联营处”检查，拣选抢救古籍史料，甚至远赴山区选购重要古籍和档案史料。连同先后接受之中外文书，陈训慈在工作中经手造册移交的约有十余次，册数在五六千册以上。陈训慈等人的图书征集工作，除了充实文管会图书外，主要还是为浙江图书馆增加馆藏图书。上世纪50年代末，陈训慈负责的图书资料室不再兼管革命文物史料，但他依旧与杭州的旧书店及甬绍杭商保持联系，从事文物史料的搜集，“高英档案”就是当时搜集到，由浙江图书馆负责收购的。陈训慈致力于图书征集、整理和搜集有较高参考价值的历史与革命文物史料，从不向人诉述其中的艰辛，为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来源：浙江图书馆

编辑：刘海波  付鑫鑫

责任编辑：蒋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