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南京大屠杀口述史研究经历了哪几个阶段？

张连红：口述史在南京大屠杀研究中的运用由来已久，形成的丰富资料已成为南京大屠杀史料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阶段，南京大屠杀发生后，口述记录便已开始，当时从南京逃到后方的难民，包括公职人员和参加南京保卫战的军人等，通过撰写回忆录或者接受媒体采访，控诉暴行。目的在于揭露。

第二阶段是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先后成立了“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等机构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征集南京大屠杀案的证人证言，为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供证据。目的在于作证。

第三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相关部门组织在大陆的国民党军官撰写南京保卫战回忆录，口述南京大屠杀记忆。目的在于从历史记忆中吸取教训。

第四阶段，上世纪80年代，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南京大屠杀，将侵略中国描述为“进入中国”。南京市在编史、建馆和立碑的同时，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展开了大规模系统调查，形成了一批珍贵的一手证言资料。同时，零散的口述采集也一直在不间断地进行，目的在于反击。

文汇报：近年来的口述研究又有哪些新变化？

张连红：从以上各阶段可以看出，南京大屠杀口述史研究的内容、方法、目的都处于不断的认识和深化之中。长久以来，南京大屠杀口述主要关注暴行，即幸存者受害史的特定一段，访问也比较简单，细节较为缺乏，共性大于个性，抽象记忆大于情感记忆。

近年来，口述逐渐侧重于幸存者个人口述史和家庭微观史，更能显现战争对人性的摧残、对美好生命的剥夺、对心灵长久的创伤。南京大屠杀是千千万万个鲜活的个人、家庭的灾难，对幸存者而言，大屠杀的影响并没有随着战争结束而消除，肉体和心灵的创伤像梦魇一样一直伴随着他们的一生，甚至影响他们的后代。举个例子，我们在汤山发现一位幸存者，12岁时一边胳膊被子弹打断，噩梦一直在继续：成长中受到小伙伴嘲笑、农活也干不了、找老婆特别难、结婚了又因为穷离婚，儿子也是极为艰难地养大……一颗子弹引发的悲剧，一个快乐的少年、一个家族的命运就此改变。读完这个故事，全世界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会厌恶战争。

文汇报：为什么要对幸存者后代做口述记录？

张连红：许多幸存者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通过陪同祖父辈参加各种纪念活动，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担起传承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的责任。

对这些后代做口述记录，第一个考虑是他们身份的特殊性。他们与幸存者朝夕相处，更了解幸存者的历史，对战争创伤体验更有“切肤之痛”。记忆传承是立体的、多维的、渗透式的，方式有很多，但幸存者后代这个独特的视角是不可取代的。家族记忆、家庭传承本身就存在，我们的口述记录，就是把家庭传承社会化，让更多人缅怀这段记忆。比如，李秀英在口述时，旁人只会听暴行，不会注意到，她可能会静坐一上午、可能讲完之后久久无法平静，而她女儿陆玲则会非常关注母亲神情、举止和习惯的变化。

第二个考虑，从求证到关爱，通过幸存者后代的口述唤起各方对这一特殊群体的关注，国外的研究中，大屠杀的确可能对幸存者二代、三代造成伤害。幸存者常常被当作历史证人的角色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相对于物质生活状况而言，精神创伤却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这种情况应避免发生在幸存者后代的身上。他们对祖父辈的名字和故事有多敏感？他们讲述后会不会整晚都难以入睡？我们不能仅仅在需要幸存者后代传承记忆时才想到他们，这样很有可能造成二次伤害，而是应投入更多的精力去抚平他们内心的创伤。

文汇报：未来，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南京大屠杀研究？

张连红：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一步步加深，今后可在以下三个方面继续前进。

第一，加强学术性的深度客观研究，即真相。史学界应尽可能占有不同视角的资料，认真考证、比较不同史料。

第二，除了研究暴行之外，对创伤研究要加强、受害者和加害者都要包含在内，这是全人类的创伤记忆，只有在深深剖析精神创伤的基础上，才能真实地传递给外面的人，传递给后来的人，传递和平与希望。

第三，加强研究的国际性，要将大屠杀放到人类文明史的视角来思考。对于中日两国而言，南京大屠杀不是复仇的种子，也不该成为一种历史的包袱。我们的研究要和日本民众连接起来，形成更多的共识，而非更多的误解。同时也希望所有热爱和平的人都来研究这段历史。因为南京大屠杀不仅是南京记忆，更是世界记忆。

作者：赵征南
编辑：赵征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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