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冕近照。本报驻京记者江胜信摄（除署名外，图片均由河南文艺出版社《花落无声——谢冕自述》提供）

自中国“新诗之父”胡适始用白话文吟咏月夜算起，中国新诗已历百年。

研究新诗的谢冕先生已有87高龄。

“我的季节已届深秋。然而我依然迷恋人间的春花秋月，依然寻找我心中的花朝月夕。”谢冕等待着诗人们能像百年前新诗兴起时一样，再赴春天的约会。他把这一等待作为新作《中国新诗史略》的结语。

新作逾40万字，从起笔到付印，前后将近20年。谢冕写得很慢很慢，他既要钻入一首首新诗诞生时的微观生态，又要把它们放入历史的景深，描绘它们投给当下的背影。他的笔端泌出热情与冷峻、敬仰与体谅、喜悦与哀伤的脉脉细流，淌过新诗来时路。这一路，有披荆斩棘、雷霆万钧，有一地鸡毛、万马齐喑，有光风霁月、春暖花开。笔触与史实这般渗透，令《中国新诗史略》成了一部观点鲜明又饱含温情的书。谢冕曾言“落笔不敢妄言”，他10多年前的落笔，依然能像水溶于水一样化入人心。

原本以为，在新诗百年之际，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在他的新作完成之际，新诗是他最乐意谈的话题。他却淡淡地说：“研究新诗只不过是我的职业，我的爱好；我更看重的是我的生命如何安排，人生如何选择。”

一片冰心溶入幼小的血脉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谢冕在北大勺园。

恐惧伴随着谢冕的幼年时光：因敌机轰炸而举家逃难，因逃难而频繁换小学，因父亲失业交不起学费而一度失学捡稻穗，因没有粮食而不知道下一顿饭在哪里……

生活如此无望，母亲却从容迎接着每一个黎明：晨起细细梳妆，在发髻上边插一束鲜花。

除了这一束鲜花，让谢冕从黑暗中看到一缕亮色的，还有冰心（1900—1999）的《寄小读者》。

“童稚的心灵中，宛若吹进了一阵清婉的风。”《寄小读者》为谢冕开启了瑰丽梦境，他看到了太平洋舟中斜阳映出的波光，看到了慰冰湖四围的秋叶，看到了深山万静之中、病榻旁的友情和乡思，看到了凝聚于大自然绮丽景色中的万种柔情……他惊叹道：“文学竟有这般奇能，它揭示和再现世间万物的奥秘，它昭告人们，世界有着难以曲尽的美丽与丰富。”谢冕默默记诵，潜心领会，让一片冰心溶入幼小的血脉。

《寄小读者》含29篇书信体散文，是冰心在1923年至1926年旅美期间陆续撰写的。赴美前夕，就读燕京大学的她出版了姊妹篇诗集《繁星》《春水》，它们分别集纳了164首和182首小诗。这些小诗是1919年起随手记下的思想灵光。这一年的五四运动直接支持和导引了中国始自晚清的诗歌变革，新诗革命成为“五四”新文学革命的组成部分和先锋。

一百年过去，谢冕在《中国新诗史略》第二章“凤凰涅槃”中，将诗体大解放之初的积极探索渐次呈现。他说，“这是一个彰显个性的年代”“‘五四’初期小诗运动的流行，正是这种诗人转向自我表达的体现”“冰心是最集中写小诗的一位”“传统的格律和形式的束缚在这里彻底地解除了，清新明朗，蔚为一时之盛”。

冰心青年时代学习、生活过的燕大校园，后来成了谢冕学习、生活的北大校园。他俩祖籍都是福建长乐，谢姓有很多家堂号，他们都属“宝树堂”。谢冕偶尔带着家乡人去探望冰心。“她送我一张照片，在背面签名，笔力强劲写下‘谢冕同……’。我在边上看她写到这里，就猜，同学？同志？同乡？没想到她写的是‘谢冕同宗’！快100岁的老人了，思维还那么清晰，用词还那么讲究！”

冰心先生带给谢冕的精神慰藉，是贯穿生命始终的。每当冰心看到谢冕文章中流露出的悲观情绪，她就要指出来：“这不好……”谢冕对这位一直陪伴自己成长的挚友和良师倾吐着感恩之情：“爱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路长途，点缀得香花弥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也不是悲凉。”当《寄小读者》《再寄小读者》成为一代代少年的手边书，谢冕说出的就不只是他一个人的心声。

第一次庄严选择：穿上军装

▲1983年，谢冕与夫人陈素琰在海南。

“冰心教我爱，巴金教我反抗。”这两位文学大师为谢冕的童年铸魂。

读中学时，谢冕组织了读书会。从茅盾的《幻灭》《动摇》，到巴金的《灭亡》《新生》《家》，他有了更广泛、更有目的的阅读，并有了独立的思考。

战乱和动荡，饿殍和伤残，流离和贫穷，带给他早熟的忧患，他在黑夜呼唤黎明。

1948年11月，他将课堂作文《公园之秋》投寄给报纸，不几天就被刊登了出来。“风，像一把利刀，刺向人民的咽喉，哀呼一声，血流出来了，人民哭了，哭声恰像秋的风，飒飒地响。忧郁的山啊！你皱着眉，屹立在对面，泉水潺潺地从山凹中流下来了，是孤独者的泪啊……”朦胧的反抗意识和沉痛的文字，出自这位16岁少年。

谢冕渴望改变现状，思想倾向革命。他陆续参加了学生的进步运动，从同学和老师那里，阅读了由香港转入内地的解放区的作品，如《白毛女》《白求恩大夫》等。国统区流行一首歌《山那边哟好地方》，“……万担谷子堆满仓……年年不会闹饥荒……穷人富人都一样，你要吃饭得做工哟，没人给你做牛羊……”谢冕一听，“这太好了，山那边人人平等，都能吃上饱饭，这不正是我向往的世界么！”

1949年3月，在国民党的高压中，正读高一的谢冕在报上发表了诗歌《见解》：“泪是对仇恨的报复，/锁链会使暴徒叛变，/法律原是罪恶的渊薮，/冰封中有春来的信息。//黑夜后会不是黎明？/有人在冀企着春天！/历史的车轮永不后退，/寂然的山火孕有愤怒的火焰。”年轻的谢冕“一心一意要通过诗喊出人民的声音”。在一首题为《诗》的诗中，他确认诗应当“呼喊出奴隶的声音/是被损害与被侮辱者的咆哮”。

这年暑假，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福州。枪声稀疏之后，大街两旁睡满了长途行军作战而疲惫不堪的战士。“这是何等壮观的场面啊！他们是胜利者，他们有理由享受他们以鲜血和汗水换来的一切，但他们就这样直接躺在夏季的阳光直接照射的大街上。”这一严格自律而秋毫无犯的义师形象让谢冕激动不已。他们解放了他，他要加入他们的队伍，去解放更多像他一样受难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

当解放军文艺工作队的一位干部来到谢冕的学校动员参军时，谢冕毫不犹豫做出了人生中第一个庄严的选择。1949年8月29日，17岁的谢冕穿上了军装。他向报刊投寄了中学时代的最后一篇文章《我走进了革命的行列》：“……不再留恋家的温馨、父母的爱……去爱人民，去爱祖国，去扛起枪杆……唯有革命，才有我们完全美满的家，才有各人安定的生活……我走进了革命的行列，我满心充沛着喜悦！”

从军6年间，谢冕做过文工队编导组副组长、文化教员、土改队员、军报记者、海岛驻防战士……直至1955年4月奉命复员，回到福州。

第二次庄严选择：考入北大

8月29日这个日子对谢冕来说意义特殊，这意味着他人生的两次重大转折：1949年的这一天，他走入了军营；1955年的这一天，他走进了北京大学。

高考填志愿可以填3个，谢冕都填了：北大、北大、北大。他说：“我就知道北大好。我进了北大才知道，它竟然有这样好！”

谢冕加入了北大诗社。他用一首题为《一九五六年骑着骏马飞奔而来》的小诗来迎接他在北大的第一个新年，“在北京大学的未名湖畔/我也听见一九五六年的脚步在响/虽然冰霜封冻着大地/可是我的心却燃烧得发烫/祖国的每一天都不平凡/新来的年度又是这样的充满阳光/我要不虚度每一个有意义的时日/像勤劳的工人农民那样”。

除夕之夜，大饭厅的舞会举行到夜阑。零点零分，舞步停下来，未名湖边的钟声响了。马寅初校长微醺着向大家拜年，最让谢冕记忆深刻的，是校长那一句“兄弟我今天多喝了几杯酒”。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此后的一年间，在《中国新诗史略》中被谢冕称之为新诗的“百花时代”。它梦幻般美丽，终又在之后的一次次疾风骤雨中，凋零、荒芜。

暴风雨过后，诗人们终于等到了悲喜交集的归来。1978年4月3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带着满身伤痕归来的艾青的《红旗》：“火是红的，/血是红的，/山丹丹是红的，/初升的太阳是红的；//最美的是/在前进中迎风飘扬的红旗！”艾青曾于1938年创作了《我爱这土地》，诗中那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既为当时的抗战擂响了鼓点，又穿越时空令今天的人们动容。谢冕给出了这样的评价：“在新诗的发展史上，胡适是光辉的起点，郭沫若传达了‘五四’时期的浪漫激情；而中国白话新诗文体的完成则是艾青。”曾以沉郁内涵和自由形式创造了诗美奇观的艾青，躲不过“疾风骤雨”，直至用《红旗》迎来改革开放的春天。

艾青将归来之后的第一本诗集，定名为《归来的歌》，该书于1980年5月出版。几乎同时，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一文在诗坛引发震荡。谢冕在文中支持了当时引起激烈争论的“朦胧诗”，主张对新的探索“适当的容忍和宽宏”，他因此被称为“崛起派”。时至今日，“朦胧诗”掀起的新诗潮带给中国社会的巨大冲击，正逐渐被历史所接纳和认同。今天的人们，谁不能随口说出几句舒婷、顾城等“朦胧诗派”代表诗人的经典诗句呢——“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当诗人们或文艺评论家们为诗的花开花谢、叶枯叶荣嘘唏、争论、赞美时，唯有未名湖像接纳倒影一样接纳所有，再漾起一泓清波。从沙滩红楼和未名湖畔走出了胡适、鲁迅、闻一多、刘半农、徐志摩、冰心、冯至、沈从文……究竟是红楼的钟声和未名湖的清波濡染了他们的灵思，还是他们的灵思荡涤了钟声与清波？

谢冕爱这未名湖。“我们认定了这湖，再多的美景也抵不过它，它们加起来也不能把这湖从我们心中换了去。”他喜欢绕湖而行，是一种习惯，一种享受，一种仪式，从初春直到深秋，从弱冠直到耄耋，从相许直到相守。他说：“北大是我精神的故乡。”

诗人的在场给了新诗以信心

▲2010年，谢冕（右）与牛汉（左）、郑敏小聚。

新诗潮、后新诗潮渐次退潮。

上世纪90年代，“下海”“出国”颇为时髦，物质的丰裕与精神的匮乏构成了巨大落差，诗似乎正离我们远去。谢冕在一篇篇文章中发出警醒：“它不再关心这土地和土地上面的故事，它们用似是而非的深奥掩饰浅薄和贫乏。当严肃和诚实变成遥远的事实的时候，人们对这些诗冷淡便是自然而然的。”“诗人沉湎于个人的‘内心’，而这所谓的‘内心’是与世无涉的。它过于冥想，似乎有什么禅机或哲理，其实多半是迷狂的自恋。”“这一切的背后，是对诗的思想含量和精神价值的轻忽。”

2000年底，谢冕飞赴大连，参加20世纪最后一次诗歌聚会。风雪严寒，大连机场跑道封冻，全国的诗人们和文艺评论家们分别取道沈阳、青岛、烟台等地，辗转抵达。

如同诗人们抵抗封冻，新诗亦在抵抗陷落。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汶川大地震。《生死不离》和《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通过手机迅速流传。“……生死不离/我数秒等你消息/相信生命不息……无论你在哪里/我都要找到你/血脉能创造奇迹/你一丝希望是我全部的动力”“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去天堂的路/太黑了/妈妈怕你，碰了头/快，抓紧妈妈的手/让妈妈陪你走……”诗人们不再呓语，喊出了千万人的心声。

汶川大地震，玉树大地震，北京奥运会，世博会，共和国60周年……在一系列重大的事件中，泪水和欢笑构成了绚丽多彩的诗歌画卷，短章长句竞相出现，蔚为大观。谢冕欣然道：“诗人没有缺席，他们的在场给了新诗以信心。”

诗人们也在反思自己的创作，调整自己的姿态。在处理个人写作与公共关怀方面，谢冕尤赞同诗人王家新的观点：“一个诗人既要坚持一种写作的难度，不向任何时尚和风气妥协，坚持按照自己的艺术标准来写作，但在另一方面，又要保持一种对历史、人生和灵魂问题的关怀。只有这样，它才能具有某种‘公共性’，它才会具有它的穿透人心的力量。”

谢冕说：“历史上所有的伟大诗人都不会陶醉于自我抚摩而远离人间的大悲哀、大欢乐。对于诗人而言，为自己所处的时代、为自己所热爱的国家乃至为人类的命运而书写和吟咏从来都不意味着羞耻。”他列举了每一个时代的代表性诗人：“五四”时期有郭沫若，抗战时期有艾青，大后方有穆旦和他的朋友们，解放区有李季和阮章竞，20世纪50年代有郭小川和贺敬之，20世纪80年代之后有舒婷、海子……当“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成为上世纪末的绝响，谢冕在等待新世纪更动情、更能穿越时间的诗歌。

在用等待作为《中国新诗史略》的结语之前，谢冕抄录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志愿者主题歌《世界》的歌词（王平久作词）：“一个拥抱 一个世界/你的世界是我们的拥抱/拥抱很大 很小的世界/世界很远 很近的拥抱//一个微笑 一个世界/你的世界是我们的微笑/微笑有情有爱的世界/世界有涩 有甜的微笑。”

谢冕之所以引用这首歌曲，除了肯定“它的节律追求接近于我们心目中的诗”，更有感于“它建立于世界大视野的言说”。

诗中的世界，有情怀；有诗的世界，更美丽。

【记者手记】谢教授，您好！

慢跑、冷水浴，一年四季不间断。很难想象，谢冕先生硬朗的身板竟是由冰与火交替锤炼而成的。更让人感佩的是，当冰与火的人生经历压在他这副身板上的时候，他依然风骨铮铮又谦逊慈悲。

人们给了他诗家、作家、文艺评论家等诸多名号，他最看重的却是他北大教授这一身份。前些日子，他被2018—2019华人教育家大会推选为“华人教育名家”。“我很怕被称为这个‘家’那个‘家’，但这个‘华人教育名家’倒还算恰如其分。”

他把87岁的生命与绵延的新诗史相比，看到了自己的渺小，“一个人的精力有限，我一辈子只做文学，文学只做了新诗”；他把自己与学生相比，也看到了自己的渺小，“我自己微不足道，但我的学生很了不起，个个都聪明出色，这是最让我感到欣慰的一点，也是最有成就感的一点。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可以算‘教育名家’。”

所以，当我们向这位可敬的老人致意，不妨称一声：谢教授，您好！

【人物档案】

谢冕，1932年生，福建福州人。1949年8月入伍，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任诗歌理论刊物《诗探索》及《新诗评论》主编。2005年起担任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院院长。

著有《湖岸诗评》《共和国的星光》《文学的绿色革命》《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十余种学术专著，以及散文随笔集《世纪留言》《永远的校园》《流向远方的水》《心中风景》《花落无声》等。主编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10卷）、《百年中国文学经典》（8卷）、《百年中国文学总系》（12卷）、《中国新诗总系》（10卷）、《中国新诗总论》（6卷）等大型丛书。2012年，北大出版社出版了《谢冕编年文集》（12卷）。

▲谢冕寄语：“从士兵到学者我与共和国同命运”。

作者：本报驻京记者 江胜信

策划：陆正明

编辑：王秋童

责任编辑：叶志明 付鑫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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