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马盛德率中国代表团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十一届常会，“二十四节气”申遗成功。

中国的“非遗”元年，是从2001年昆曲成功入选联合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算起的，2019年已是第19个年头。

这些年间，马盛德既是“非遗”保护的同行者，更是“非遗”保护的推动者和引领者。他参与了古琴、热贡艺术、二十四节气等的成功申遗，见证了2006年起每年6月第二个星期六“文化遗产日”的设定和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颁布，指导和主持了诸多大型非遗论坛、展览，推动了“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

马盛德退休之前的头衔固然使他成为“非遗”领域的权威人士，而他另有一张颇为显眼的“名片”——他有着撒拉族少数民族身份，有着数十年的科班学习、舞台实践和田野考察的履历，曾是国家“非遗”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舞蹈组委员。在种种场合比如诸多“非遗”讲座上、媒体采访时及国际学术交流中，他总是强调，“国家层面推进的‘非遗’保护中，少数民族的‘非遗’受到特别的重视，选我来文化部做‘非遗’保护的管理工作，本身就是很有说服力的例子……”

▲马盛德寄语(摄/江胜信）

【人物档案】

1959年冬，撒拉族人马盛德出生于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街子镇。

1971年，12岁的他进入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艺术系，学习民族舞蹈。

1977年至1994年，他回到青藏高原，回归舞台。1995年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成为我国第一个撒拉族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

2001年，由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调至该院科研管理处，组织了诸多大型“非遗”高层论坛。2009年，国家文化部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司，马盛德担任副司长，后担任非遗司主持工作的巡视员。

2017年退休后受聘为10余所大学客座、特邀教授，迄今已开设近百场“非遗”讲座。

12岁的少年大学生

▲1972年，马盛德（前排左二）在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学习

胡赛尼到了上学的年纪，街子小学的老师给他起了学名——马盛德。很多年后，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刘梦溪先生看到这个名字后说：“‘吾邦有盛德’‘君子盛德’，盛德在古文里是个很好的词哪，你的小学老师有水平。”

1959年至1961年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纵是三头六臂也无法让地里产出更多粮食。作家莫言在小说《蛙》里提到，“三年自然灾害”使山东“高密乡”的出生率几乎为零。远在西部山区的团结大队也是同样境况。1959年冬，马盛德出生。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上有4个姐姐2个哥哥，与他同龄的小伙伴没几个。

孩子们上学松散，马盛德有时逃学。老师到家里喊他，他就躲到院子里的杏树上。这真是棵神奇的杏树，全村庄的杏树里，就属它结的杏子成熟最早。这可帮了大忙了，在旧的粮食即将吃光、新的粮食还没收下来的时候，父亲就用背篓背着杏子，到邻近的回族山区换些吃的，缓解青黄不接的窘迫。

转眼到了小学五年级。1971年11月的一个星期天，马盛德正和同伴在学校打篮球，远远站着几个陌生人。他们是北京和西宁的老师，翻山越岭来这里是为了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招收工农兵学员。马盛德和比他略大的一名男生和一名女生被选中了。

一听要到伟大的首都读书，能看见天安门，马盛德又惊又喜。父亲有些担忧：“你才12岁，太小了，想家怎么办？”“那我也要去。”

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坐“大轿子车”，第一次看到大学校园……带着一路的兴奋劲儿，马盛德他们来到了18号楼艺术系，这座楼是梁思成设计的，古朴而气派。老师领他们到排练厅，分发练功服，等学生们换好衣服，便开始测量每个人的腿长和臂长，柔韧度和弹跳力。

“我们傻眼了，这才知道是来学跳舞！”

在撒拉族的传统社会观念里，露胳膊露腿搞艺术不算个正经职业。马盛德坦承：“如果早知道是学跳舞，家里人肯定就不让来了。”可见，前去招生的老师们是做足了“功课”的，他们知道撒拉族人的这一观念，因此只说“让孩子去北京上学”，而只字不提“跳舞”“艺术”。

后来有个故事：有一名摄影记者去排练厅，拍到了与马盛德同来的撒拉族姑娘一身短打扮练功的照片。为了宣传撒拉族第一代学舞蹈的大学生，照片被登在了《民族画报》上。很快，家乡循化县文化馆的橱窗里贴出了画报。有人看到后告诉了女学生的家长，在家长要求下，这张画报撤出了橱窗。

工农兵学员3年学制的大学生活新奇多彩，冲淡了马盛德的思乡之情。马盛德个头小，被分在小班，洗不动的厚衣服老师给洗，大班或高年级的同学抢着帮忙，各民族学生和谐相处。那个年代物资紧缺，中央民族学院却受到国家特别照顾，每个学生每月有18元助学金，“我们学舞蹈和吹铜管乐的学生因为体力消耗大，每月还能分到四斤糖呢，两斤白糖两斤红糖，作为营养补助。”课外活动相当丰富，每到“五一”“十一”就去游园。“还常到机场、火车站去，56个民族的学生穿着民族盛装，拿上鲜花唱啊跳啊，欢迎外宾。”马盛德回忆道。

与马盛德沉浸在欢乐的大学生活中所不同的是，老师却有点发愁：“怎么老不见这孩子长个儿呢？”整个大学期间，马盛德因为身高问题，只能跳《拾青稞》这类儿童剧。直到15岁大学毕业，他才开始蹿个头，竟蹿成了1.83米的大高个儿。

马盛德毕业后留校，给民族舞蹈教育家马跃当助教。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流行一句话，  “不会跳  《奔腾》就别说你会跳蒙古舞。”蒙古族男子群舞《奔腾》的编舞，正是云南籍回族人马跃。

2016年11月，中央民族大学大礼堂举办了少数民族舞蹈教育研讨和教学展演活动，开幕仪式上，马盛德作为校友代表致辞，“今天我站的这个舞台，是我记忆里最难忘、最亲切的地方……看到母校的辉煌成果，我无比自豪。”

“金色谷地”的舞台多面手

结束了3年的助教生涯，18岁的马盛德回到青海，在隆务河畔的“金色谷地”——也就是热贡，一待就是8年。沉入民间，浸润于精深的藏文化，滚打于基层舞台，这8年，为马盛德以后踏上舞蹈研究与“非遗”保护之路积蓄了后劲十足的能量。

在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歌舞团，马盛德是个多面手：既是演员、又当舞蹈教练，还担任编舞。他数度摘得全省乃至全国大奖，被收入由著名戏剧家曲六乙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戏剧通史》。1979年11月，马盛德作为青海省舞蹈界的一名代表，参加了中国文学艺术界第四次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聆听了邓小平同志的大会祝辞。

在马盛德创作的诸多佳作中，大型藏戏《意乐仙女》颇值一提。作为从民间藏戏到舞台藏戏的成功探索，《意乐仙女》具有里程碑意义。该剧有8场戏，其中7场都是以大场面的舞蹈来支撑，编舞全由马盛德一人完成。1983至1985年，《意乐仙女》赴全国7个省区市巡演，在北京的民族文化宫，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欣赏到了这朵瑰丽的“藏戏之花”。

之后近10年，马盛德先后在青海民族大学、团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艺术研究所工作，频频穿梭于舞台、田野和书斋。他曾用3个多月时间，与同事一道在青海塔尔寺与僧人同吃同住，学习了解面具舞羌姆的服饰道具及图案色彩，舞蹈动作及象征含义，表演流程及严谨仪轨，运用摄像、图片、文字等手段完成了对羌姆乐舞的完整记录。

回归书斋的大龄研究生

▲2005年5月，马盛德在新疆考察维吾尔族刀郎舞蹈（摄／康玉岩）

35岁时，大龄青年马盛德迎来了人生的大转折——1995年他重回课堂，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攻读舞蹈史论专业硕士研究生。这一转折的铺垫，是1991年夏季在兰州举办的西北地区“舞蹈生态学培训班”。

参加培训的马盛德有幸认识了两位主讲的先生——舞蹈表演艺术家、舞蹈理论家资华筠和语言学家王宁教授。其时，在舞台上渐感体力不足的马盛德已在考虑转型问题，但对于如何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很是困惑，因而感叹“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而两位先生以“舞蹈生态学”启蒙了他，令他茅塞顿开，骤然窥见了斑斓的新世界。

之后，马盛德尝试着运用舞蹈生态学的方法，以舞蹈的外部形态为切入点，把握舞蹈的动律、节奏、风格，研究舞蹈地理环境、历史源流、风俗习惯等生态因素对舞蹈的内在作用，并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章，并因《玉树“求卓”藏舞的民族特点及现代变革》一文受邀参加了国际舞蹈会议。那种在大会上宣读论文的快乐，比起舞台上谢幕时的掌声，似乎带给他更为深层而持久的余波，于是，他认定了考研之路。

从舞台转向书斋，一个感性，一个理性，本就是很大的挑战，再加上文化底子差、母语是撒拉语，英语得从ABC学起，马盛德破釜沉舟，干脆用整整一年时间脱产备考。

那会儿，中国艺术研究院坐落于恭王府。恭王府是文保单位，不能新建房屋。研究生部的宿舍和教室类似于建筑工地的临时建筑，四处透风，冬天很冷，夏天酷热，因此有了两个雅号，冬天曰“耶路撒冷”，夏天曰“萨拉热窝”。学校没有清真食堂，一日三餐，马盛德就用挂面、鸡蛋、馒头、咸菜对付。恭王府附近，有个撒拉族老乡开了间餐馆，瞅见瘦成条儿的马盛德，那老乡总要抓起羊肉串塞给他。

苦的是皮肉，乐的是精神。马盛德说：“我近距离地聆听了国内、国际一流专家学者的教诲。在读书与思考的过程中，我享受到了理论带来的快乐和内心的充实，这种成就感和满足感完全抵消了求学生活的清苦和艰难。”

毕业论文答辩时，好几个同学被老师们的轮番提问给问哭了，马盛德往那儿一站，老师们的眼神里立即一致流露出同情和赞许：“老马，这几年你可真是不容易啊！”作为大龄研究生，马盛德被同学们唤作“老马”，年岁更大的老师们也跟着这样叫。

马盛德的毕业论文《西北地区撒拉族、回族、维吾尔族婚俗舞蹈比较研究》写得很扎实。有关文献史料十分稀少，马盛德干脆下笨功夫，从家乡的街子镇、孟达乡开始，寻访青海、甘肃、宁夏、新疆多地的专家学者、民间艺人，用田野考察的第一手材料来支撑对问题的研判。

马盛德发现，撒拉族、回族、维吾尔族尽管有着同一种宗教信仰，但其各自的婚俗舞蹈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演变轨迹：撒拉族的《堆依奥依纳》已完全从生活中消失，回族《宴席舞》处于式微状态，而维吾尔族的《纳孜尔库姆》却一直兴盛不衰，这是由它们各自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自然环境、宗教文化表现形式、社会进程、艺术本体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这印证了在马盛德的童年里，为什么始终没有看到自己民族原生状态的舞蹈。而童年没有看到的，他在后来的寻访中看到了。1996年12月的一个冬夜，他来到撒拉族民间艺人韩阿卜都的小院。老人在炉子上烤了一些土豆招待他，两人边吃边聊。在马盛德的请求下，老人在月光下表演了撒拉族民间舞蹈《阿里玛》《依秀儿·玛秀儿》的一些片段，动作并不华丽但韵味十足。那会儿，马盛德生活拮据，无法购买摄像设备留下这珍贵影像，但他把这些动作学了下来，记了下来。

马盛德又从渐行渐远的撒拉族婚宴舞蹈《堆依奥依纳》中挽留住了民族文化的些许遗珍。“举行婚礼”用撒拉语说就是“堆依奥依纳巴”，“堆依”是指骆驼，“奥依纳”是指跳舞，结婚和骆驼跳舞有关系吗？当然有。马盛德娓娓道来——

相传700多年前，中亚细亚的一支英雄部落——撒鲁尔部落进行了一次大迁徙。他们牵上一匹白骆驼，带上一部《古兰经》，跋山涉水一路向东。将要翻越第30座大山时，驮经的骆驼不见了。大家四处寻找，终于在循化街子河东边沙坡下的泉水边看到了它，它此时已变作泉边一尊石头，《古兰经》在石上安然无恙。泉水清甜，土地肥沃，大家便在这里定居繁衍，形成了后来的撒拉族。那池清泉被撒拉族人称作“骆驼泉”。

撒拉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撒拉族人完成历史传承的最直观方法，便是在婚礼上跳骆驼舞，以朗诵、吟唱和简单的舞蹈动作，在“你从哪里来”“你怎么来”的答问和演示中，完成对先民伟大功绩的追念。

如今，骆驼舞不跳了，而“骆驼泉”口述传说和撒拉族婚俗，则双双成为国家级“非遗”。撒拉族婚俗有着“变”与“不变”，变的是骆驼舞这一文化表现形式，但宗教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内核并没有变，其基本的婚礼仪轨依旧，是不断发展并融入现代生活的“非遗”。

如今，马盛德在学术研究方面已有不少成果，承担了国家重点课题，先后出版了《人神共舞——青海宗教祭祀舞蹈的考察与研究》《中国民舞》《西北地区信奉伊斯兰教民族婚俗舞蹈研究》等专著，其中《中国民舞》被推荐为“首届全国百种优秀民族图书”。

记者手记“非遗”要活在生活里

▲2016年，马盛德参加“中非文化多样性保护论坛”（摄／李昱明）

2018年12月11日，马盛德回到母校中央民族大学，作了一堂题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实践》的讲座。他强调了“非遗”的基本特点和规律：世代相传、活态传承；具有一定的文化表现形式或载体；从古至今是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它是共享的，是不断被再创造的；具有活态流变性与恒定性规律。

这也意味着“非遗”是活的、动态的，而一旦失去生存土壤，它就不再是“非遗”。马盛德拿家乡的连枷号子这一民间音乐表现形式来举例。连枷是过去使用的一种简单农具，打麦时，农民排成排，喊着有节奏的号子抡连枷，这使打麦子的动作有了舞蹈的动感，培育了协作精神，增添了劳动乐趣，提高了工作效率。但在今天，农业实现了机械化，脱粒机代替了连枷。“我们不能为了保护连枷号子这种历史上的‘非遗’而恢复落后的生产方式，脱离了现代生活的‘非遗’必死无疑，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听之任之。”马盛德说，“通过视频、音频、图片、文字，我们可以把它数字化保存，留住乡愁，留住文化的根，它还能为今天的文艺创作和文化旅游提供灵感，提供素材。”

马盛德总结道：“我们的‘非遗’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不能进博物馆，要活在人们的生活里、社区里。但‘非遗’保护不能以牺牲人民大众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为代价。”

也有穿越千年而依然鲜活的“非遗”。讲座上，马盛德为大家放了一小段视频，那是2016年11月30日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中国的“二十四节气”通过评审、被宣布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激动一刻，作为中国代表团的领队，马盛德在“CHINA”的桌签后站起鼓掌致谢，姿态谦谦有礼，神情难抑激动。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农耕文明的精粹，是中国人特有的时间知识体系和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什么节气对应什么农事，穿什么衣服吃什么东西，这是中国人的常识。每当看到新闻联播播报农历和二十四节气，马盛德就总是想起那令他难忘的激动一刻。

这堂讲座，马盛德从故乡街子镇讲到中央民族大学和中国艺术研究院，从藏戏讲到其他戏曲和“非遗”的各个门类，从舞台实践讲到田野考察和“非遗”保护，这背后既可见他颇为传奇的人生轨迹，又可在他身份的一次次变换中看到“不变”——不变的乡愁。

作者：本报驻京记者 江胜信

编辑：王秋童

责任编辑：叶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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