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日喀则市人民政府在沪举办藏红花产业发展新闻发布会。（摄：王星）

最近，由于西藏日喀则天气寒冷，第八批上海市援藏干部已集体返沪进入休假期。但在江孜县挂职的几位援藏干部，却还在沪四处奔走，为新产于江孜的藏红花，卖力吆喝着。

“你们知道吗？藏红花虽然姓‘藏’，但在去年之前，西藏却从未真正量产过藏红花。这两年，通过我们在江孜的努力和实践，让藏红花真正在高海拔的西藏开了花。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在当地培育发展藏红花产业，我们已经帮助数百位当地农牧民摘下了贫困帽。”在今天上午举行的日喀则市人民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第八批援藏干部、江孜县委常务副书记王高安很是自豪地告诉大家。

▲江孜当地农民参与藏红花采摘工作

藏红花从前不姓“藏”

藏红花作为西藏药材资源的一种，明朝中叶通过茶马古道从古波斯帝国（现在的伊朗）经西藏传入内地，故得名。古时作为朝奉贡品，有“宁舍黄金万两，不舍红花一朵”之说。由于种植技术等原因，此前西藏并不产藏红花，多年来在西藏一些地区曾试种过，但并未大规模成功。有专家认为，藏红花无法在海拔4000米以上生长，因为抵御不了高原的紫外线和寒冷。平日在西藏当地所售的藏红花，大都来自伊朗，也有部分产自我国的安徽亳州、杭州建德以及上海崇明。

这几年，上海援藏工作的重心有所调整，从原先围绕援建项目为主逐渐转到了以民生和脱贫攻坚为主。尤其是2016年第八批上海援藏干部进藏后，用什么方法帮助当地百姓顺利脱贫攻坚就成了他们思考最多的一个问题。

由上海浦东新区对口援建的江孜县，素有“西藏粮仓”的美誉。2014年起，为帮助当地实现农业强县的目标，一座现代化的农业园区——红河谷现代农业示范区应运而生。“既然有这么好的条件，我们是不是能尝试引进企业，在园区试种藏红花从而带动脱贫工作呢？”作为红河谷农业示范区的分管领导，上海援藏干部，江孜县委常委、副县长陆剑涛告诉记者，在他们的多方奔走下，从上海找到了一家相关企业，并在红河谷园区投资4600万元，建设了2.5万平方米的藏红花繁育基地。经过一年多的孵化，技术团队终于攻克了藏红花在高原生长中的温度、湿度、光照等技术难关，形成了一套独特的高原种植标准和技术，大规模的繁育和种植也取得了成功。

据企业负责人郑安平介绍，2016年11月，他们在红河谷园区首批引种了8000株藏红花种球，获得成功，收获了1.2万株种苗。这些西藏原种种球与内地种球相比，养分足且抗病能力强。尽管西藏原种种球体积小于内地产种球，但其重量却比内地种球重了约三分之一，经检测采摘的藏红花营养物质含量比伊朗等原产地的高5至8倍。去年11月，1.2万株西藏原种和45万株内地引进的种球在经历了抹芽、夏眠、发芽等三个阶段后，终于开出了绚烂的花朵。这不仅结束了西藏不产藏红花的历史，也为当地解决了至少150人的就业问题。

▲眼见藏红花在江孜培育成功，上海援藏干部田冰喜不自禁。

让闲置大棚“活起来”

要想帮助当地百姓彻底脱贫致富，光有一个“红河谷”，恐怕远远不够。扎根江孜的上海援藏干部们在下乡调研中发现，在江孜县的19个乡镇，还散落着闲置的温室大棚，比如达孜乡苦乐村有5座建成两年的大棚，就什么都没有种，紫金乡努堆村的27座大棚，缺乏技术指导……经过上海援藏干部的一番细致谋划，一套以依托红河谷农业园区把藏红花基地向19个乡镇延伸、实现点对点扶贫的“1+19+X”模式在江孜县落地。

以日朗乡卡尔村为例。去年当地由于干旱造成青稞大面积减产，一亩地的产出只有110斤、200多元。而藏红花采花期通常在10月底左右，恰逢青稞收割完成之后。当时，红河谷园区的藏红花剥花丝工作需要大量劳动力。在日朗乡参加维稳工作的陆剑涛发现这一情况后，联系企业将部分工作转移到了卡尔村。随后，村里的两座大棚也被利用了起来，由企业提供藏红花种苗并负责包销，带动了卡尔村22户贫困农牧民参与到藏红花的种植中。

上海市第八批援藏干部联络组组长，日喀则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倪俊南告诉记者，如今藏红花已被列入江孜县“十三五规划”重点扶贫产业，今年上海援藏计划再投入3000万元资金用于藏红花产业发展，并启动原产地证书和原产地标记办理工作。而江孜县委、县政府也计划在3年内整合各类资金将种植面积扩大到300亩，建成全国规模最大的藏红花种植基地，到2020年通过红河谷农业园区的孵化形成以藏红花种植与销售、藏红花药品研发、藏红花蜂蜜、藏红花手工皂、藏红花精油、藏红花鲜花饼等食品及日用品生产为一体的产业链，以创建合作组织、产业化经营的模式，带动更多当地贫困农牧民脱贫增收奔小康。（记者 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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