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掘现场出土的彩绘俑。图/视觉中国
2枚东罗马金币(正反面)和1枚波斯银币(正反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本报驻陕记者 韩宏
陕西西咸新区秦汉新城一个考古发掘区域近日取得阶段性成果。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通报,在该区域下层发现8眼水井、5处房址、95座灰坑、6条道路、5条水沟和10座儿童墓葬,出土大量建筑材料和生活用器,遗存的时代为战国晚期至西汉初年。上层堆积中清理出150余座宋代墓葬,而一座西魏贵族墓中3枚异域钱币的发现,再次见证了丝绸之路贸易往来的悠久历史。
发现战国晚期咸阳城手工业遗址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咸阳城遗址考古队队长许卫红研究员介绍,这次发掘是为配合西安北站至西安咸阳国际机场轨道交通建设进行的,发掘区域位于秦汉新城窑店镇长兴村、摆旗寨、阎家寨等地,其中长兴村属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秦都咸阳城遗址范围,发掘面积已超过2000平方米。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里曾被称为“制陶作坊遗址”,发现的遗存多与手工制作有关,包括大量陶窑、水井、制陶工具等,出土秦诏版、“北库”铺首、六国货币等遗物。而此次新发现水井、房址、灰坑、道路、水沟、儿童墓葬等遗迹,出土了“半两”铜钱、骨质马镳、石铲和大量板瓦、筒瓦、瓦当等建筑材料和生活用器。有些器物表面还有制作者留下的戳印,均带有“咸”字,应是秦代工商管理制度“物勒其名”的反映。
儿童墓葬多使用鬲与盆、罐与盆或舟形器与板瓦组合的陶质葬具,有的遗骸已完全腐朽无存。在长兴村还发现了居民建筑,其中一处由三居室和灶间、储藏龛构成,墙壁涂抹细泥,保存相对完好。
专家初步判断,这些遗存的时代为战国晚期至西汉初年,这里属咸阳城手工业遗址的生活居址区,这些民居的主人或从事手工业生产。
惊现150余座没有葬具的宋代墓葬
该区域的上层堆积中清理出150余座分布密集、葬俗独特的宋代墓葬。竖穴偏洞室结构,墓室深于墓道,二者之间以土坯或砖封堵。墓主头向北,面多向西,没有棺椁之类的葬具,仅有2座发现随葬的铜钱和粗瓷罐。遗骸多完整,成人和儿童的埋葬方式一致。墓主年龄偏低,10岁以下的有60余例,不乏婴儿,50岁以上的不足10例。其独特的葬俗及成因对研究咸阳地区宋代居民成分、灾异情况等极具价值。
在位于秦咸阳城西部的发掘点,还清理出29座墓葬,以西汉中晚期小型洞室墓为主,出土陶仓、罐、鼎、盒、奁、灶等陶器,以及铜镜、铁剑等金属器。此外,还发现了西魏、北周墓葬各一座。目前,北段闫村地点墓葬清理正在进行中,刘村、东北花杨村已发掘出数量较多的战国晚期至秦末的秦人墓葬。
3枚异域钱币是研究“一带一路”发展历程的重要资料
许卫红介绍,此次考古发现的西魏贵族墓葬 (M28) 保存较好,总长41.25米。墓室为土洞式,穹窿顶,深约13.6米。前室有石质墓志、陶质彩俑和模型明器、漆器、金银币等遗物200余件,后室发现两具遗骸。
28行771字的墓志文字,记录了墓主人祖上及其个人的生平。墓志文显示,墓主名丑,字丑奴,本属鲜卑族步陆孤氏,西域三十六国期间归顺华夏并改姓为陆。其祖父和父亲都在朝中为官,他本人在孝武年间拜冠军将军、中散大夫,大统元年加散骑常侍,后又迁平北将军大中大夫,拜爵乐陵县开国子,邑三百户,病逝时享年56岁,葬于雍州城西北10公里的平陵原。墓志文还提及了高欢党起、武帝西行入关和北部频发战争等历史事件。
除胡人俑、骆驼俑、玻璃器外,该墓还出土了3枚异域钱币,即2枚东罗马金币和1枚波斯银币。其中的M28:144为阿纳斯塔修斯一世金币,其图像清晰,钱文完整,钱径1.7厘米,重量3.1克。正面为右手持长矛的皇帝半身像,背面为站立的侧身带翼女神。正面文字内容为“我们的主上”“阿纳斯塔修斯”“永恒的皇帝”,背面有“胜利女神”“皇帝们”“君士坦丁堡”及印记。另一枚M28:243为卑路斯一世(古波斯萨珊王)银币,背面为两个祭司守护圣火坛的图像,正反两面有钵罗婆字母的波斯文字。
重2克的M28:242金币,钱径1.6厘米,但版别很特殊,较为罕见。其正面王像手持十字架,而不是阿纳斯塔修斯一世时期的长矛,考古专家认为这是查士丁尼一世 (古罗马时代末期最重要的一位统治者) 时期才开始出现的情况,但却保持了阿纳斯塔修斯一世侧影的特点;背面为手持十字架的带翼天使,体态较健硕,似为男性,而查士丁尼一世时期天使明显为女性形象,多正面示人,右手持十字架,有的左手托举一个上面插着十字架的地球。许卫红说,这枚金币的图像兼具阿纳斯塔修斯一世和查士丁尼一世两种金币版型的风格,目前尚无可比对的资料,初步判断可能是一种流行时间较短的过渡类型或其他地区的仿制品。
据介绍,迄今为止,中国境内出土的东罗马金币与萨珊波斯银币数量较多,地点多集中于丝绸之路沿线或中原地区中心城市,时代一般为北周乃至隋唐时期,较早的包括在河北省磁县发掘的茹茹公主墓,墓主为东魏高欢第九子高湛之妻、柔然族邻和公主闾氏,下葬时间为公元550年,均晚于西魏时期的这座陆丑墓 (据墓志记载,该墓下葬于公元538年)。
“这3枚异域钱币的发现,再次证明了丝绸之路贸易往来的悠久历史,是研究‘一带一路’发展历程的重要资料。”许卫红说。
(本报西安7月12日专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