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吉星在工作中。本报记者周渊摄(除署名外，均本报资料照片)

 

 

 

1963年，初入中科院时的青年潘吉星。

 

 

 

向火药筒中筑药形成中空药膛所需工具及操作示意图，潘吉星绘(1987年)。从左向右依次为：1.钢制底座针，2、3.硬木制打杆，4.实心打杆，5.打制喷火口工具总装，6.喷火口打制后，打制火药柱工具总装。

 

 

 

14世纪，拜占庭对阿拉伯人水战时使用的“希腊火”。

 

本报驻京记者　周渊

 

32年辛勤撰著86万字，查阅中外文献468部、涉及十余种文字，224幅插图中既有国家一级文物，也有罕见本描摹手绘……日前，85岁高龄的科技史学家潘吉星以一部堪称“皇皇巨著”的《中国火药史(插图珍藏版)》，使得火药由中国人发明这一事实，在世界范围内不再受质疑。

 

如夸父逐日，潘老的人生轨迹追逐着中国四大发明。1960年起的二十余年，他先是撰著了《中国造纸史》，厘清了造纸术的历史发展轨迹；年过半百，他迷上了火。这个老人与火的故事，同样缘于“不甘心”，在艰苦卓绝的科研过程中，他凭着智慧与坚韧，最终论证了原始火药是唐代炼丹家在“伏火”中无意间发现的。

 

中国人的发明缘何遭到质疑？　火药起源、演进和传播的历史过程究竟如何？潘老在《中国火药史》　中都做了翔实的阐述。这位在故纸堆中匍匐了大半辈子的老人，在巨著出版后仍孜孜不倦地埋头修订、完善。

 

犹如火药在自然科学史上的巨大贡献，潘老为中国人发明火药这一事实的正名同样值得铭记。作为科学史的殉道者，他甘愿将自己的人生置于火药的耀眼光芒下。“西方人认为火药是对上帝力量的模仿，我是个民族主义者，一定要把火药的起源和传播历史向外国人做一个明确的交代，让他们无话可说。”潘老目光灼灼。

 

立志篇

 

中国人发明不能被抢走

 

《中国火药史》一书中，潘吉星为火药起源、演进和传播过程描绘了清晰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唐代晚期炼丹家以硝石、硫黄和烧焦的含碳物混合在一起做实验，硝石、硫黄和蜜共烧产生爆炸，从而发现原始火药混合物。唐、五代之际是军用火药的实验研制阶段，北宋初军用火药已出现在战场，初级火药发展为固体火药，实现了冷兵器到火药武器的转变。至13世纪蒙古大军的远征，火药、火器技术西传至亚欧，引起了西方国家重视，14世纪由臼炮而起的近代火器所引起的军事、政治经济和科技变革，使得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封建制迅速崩溃，近代科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兴起。

 

在中国，明代是火药发展的最重要阶段。明初改进了元代金属火铳、铸炮以及各种集束火箭、火箭弹，在14—15世纪出现二级火箭和往复火箭。潘吉星指出：“1500年前后，万虎乘47支大火箭制成的装置，第一次从事载人火箭飞行的试验。此外，明代还有地雷、定时炸弹和水雷，出版有关火攻书籍数量也创历史之最。”

 

“我们都知道，火药的发明权属于中国，但在国际上，一度流行印度发明火药说、拜占庭发明火药说、欧洲发明火药说。甚至是权威性极高的《不列颠百科全书》，从1911年的第11版至1929年的第14版，每版都特别强调火药和火箭是欧洲人发明的。他们还经常改口，一会儿说火药是拜占庭的发明，所谓‘希腊火’就是火箭；一会儿说德国的贝托德·施瓦兹是火药发明者；一会儿又说发明火药的是英国的罗杰·培根。”潘吉星介绍，正是受此刺激，他下决心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上世纪80年代，火药史研究正式立项，潘吉星踏上了撰著《中国火药史》的漫漫征程。当时，英国著名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博士正在撰著　《中国科学技术史·火药卷》，在研究火箭起源时遇到了困难，中国古籍中文辞不清的记载令他头疼不已。他将后辈潘吉星视为忘年交，建议他在这方面多下功夫。又适逢美国老一辈火箭学家杜朗博士执笔第15版《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火箭”词条，他认为火药是由中国人发明的，只是资料文献不够全面，有些用词不一，需要规范整理。另一位美国学者席文也持同样观点。在几位英美前辈的推荐下，潘吉星于1981年赴英美访学一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剑桥大学等多地查阅了大量文献史料，在此期间他还特别注重插图资料的集纳。

 

经过多年连续研究，潘吉星以中英文发表了大量关于火药的学术论文，以有力的史实证明了火药由中国人发明，并获得国际学界广泛认同。此后他又将研究范围扩大，对火箭的起源、发展做了深度考证，于1987年出版《中国火箭技术史》，是为火药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时任国防部长的张爱萍将军亲自为其题写书名。

 

值得一提的是，在广泛、深入的研究中，潘吉星对数版《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的说法一一进行了驳斥：他费尽心思找到了被欧洲人传得神乎其神的“希腊火”的历史记载，一幅14世纪拜占庭与阿拉伯人水战的图片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希腊火”的原理是石油喷火器，火药武器发射后立即会脱手，图上的火器则一直被人握在手上，这还不烧伤、烫伤？　所以它根本不是火药武器，并且是由当时一个懂希腊文的人将火器画了出来；贝托德·施瓦兹则是虚构的人物，历史上并不存在；英国的罗杰·培根只是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了火药，但并没有说火药是英国人发明的。

 

科研篇读万卷书，又行万里路

 

上下两册共86万字的　《中国火药史》以火药和火器技术史为研究对象，以朝代为主轴陈述中国历代火药、火器发展历程。潘吉星对中外博物馆藏品实物进行研究与检测，对有关传统技术生产现场或遗址现场进行考察，对中外火器形制、构造作系列复原和比较研究，并以武器结构、发射情况及形制功用作为定性依据，在多面结合的交叉研究之外，他还辅以相关历史背景及中外交流情况进行分析。

 

潘吉星总结说道：“跟火药有关的一切我都写进书里了，化学方面，火药的成分、含量，为什么爆炸、起火，过程如何，都以方程式表现出来，乃至爆炸后有哪些产物，对人有哪些伤害也都尽可能记载下来。”翻开巨著，不难发现潘吉星在研究过程中严谨与科学，不同于一般科学史专著“读万卷书”的史学梳理，更包含“走万里路”的实地考察。

 

早在1963至1965年间，潘吉星便赴豫、湘、川、陕等省城乡考察传统手工生产技术，并特意前去生产农用土火箭的合作社和小厂家，了解从提炼硝石到制成火箭的全过程和所用工具，观看演放烟火的场面，并拍摄记录，而后结合历史文献写成专文加以介绍，这些调查对研讨中国古代火箭技术的细节产生了重大影响。

 

潘吉星注意到，关于火药在古书中大都只有文字叙述，缺乏对所用工具及其操作细节的详细而清晰的插图，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对普通读者来说，只有文字而非图片说明，仍不足以了解火箭筒如何制成。”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赴海外访学时便专门查阅了按中国技术和工具制造烟火火箭的外国著作相关插图，从而为研究提供更多佐证。比如18-19世纪之际法籍意大利裔火箭和烟火技术专家鲁杰里《烟火技术原理》所示钻孔工具，即含有中国要素；日本人西泽勇志智在《花火の研究》绘制的有些火药筒的部件也是古代中国用过的。

 

如此种种使这部书不仅具有学术性，研究成果也更为生动，为普通人所理解。为把火药史搞透、讲活，潘吉星不仅查遍了《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一些冷门而生涩的古代史书他也一网打尽。“火药通过火器起作用，火器又通过火器手发挥优势。在战争中如果双方都有火器，那就靠智谋、计策取胜。历史上，火攻方式变化多端，连动物也被作为火攻工具。”

 

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潘吉星查证发现司马迁《史记》卷八十二《田单列传》中就记载了战国时齐国人田单以火牛阵守城。“《史记》描述火牛阵战法时说，田单在城中收集到一千多头牛，为其披上红衣，饰以龙纹，将兵刃绑在牛角上，将灌有油脂的芦苇束绑在牛尾上，再在城内挖地穴数十，直通城外。趁夜将一千多头牛牛尾上的芦苇点燃，从地穴上放出，并遣五千壮士随牛群后。牛尾被烧，牛皆骇而奔向围城的燕军，燕军大惊，见牛尾火光炫耀，牛身皆有龙纹，‘所触尽死，伤五千人’，齐壮士趁燕军混乱而击之。”北宋人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十一《火攻》篇还附有火牛图，形象地反映火牛阵法。而在火药发展的关键时期明朝，据《武备志》记载，更有模仿火禽的“神火飞鸦”，潘吉星绘声绘色地解释：”以棉纸、细芦制成飞鸟，肚子里放火药，装有翅膀的火箭改善了飞行的稳定性，增加了高度与射程，点火能飞百余丈(约311米)，坠落时火光遍野。‘对敌用之，在陆烧营，在水烧船，战无不胜矣。’欧洲在16—17世纪才有类似武器，称为火鸟。”

 

火箭武器最初升空则发生在1161年宋金水战战场。金主完颜亮率40万大军南下攻宋，直趋长江北岸，并非行伍出身的文臣虞允文指挥的这场采石战役成为军事史上以寡胜众的著名案例，而制胜的关键就在于“霹雳砲”。潘吉星介绍，霹雳砲引起了欧美国家火器史研究者的关注，1870-1960年间，相关史料先后被译成英、德、法、日多种语言，学者对其定性解释各不相同。他发现，关于这种武器的最初记载来源于虞允文之友、著名诗人杨万里所著《诚斋集》中的《海鰌赋后序》，并找到了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古籍善本。由于诗人并不擅长技术，导致材料屡有疏漏，经多番考证，潘吉星最终认定霹雳砲是能散发烟雾、借火箭装置发射的炸弹，即后来世界各国在战场上使用的火箭弹的最早形式。“而‘火箭军’之名最早便来源于此。”潘吉星补充道：“写作最艰难之处，也正是在于如何将所有材料讲清楚，让中外读者都能看懂。”

 

治学篇杖朝之年，著书阅读通宵达旦

 

在潘吉星的书房中，被巨大的书架和数不清的书“包围”起来的他看上去有些孤独。自老伴去世后，他便由京郊的大房子搬至位于光华里的外交部宿舍。85岁的他仍维持着令人惊叹的读书习惯：早晨睡个懒觉，午饭过后开始看书，深夜是他的“黄金时间”，工作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晨六七点。日日通宵达旦，潘吉星坦言：“夜里安静，最适合读书。”

 

记者看到，潘吉星仔细地为书架上的每一本书都自制了书皮，工作状态中的他丝毫不像年逾杖朝的老人，不仅能够准确地找出一份几十年前的剪报，前文提及的采石战役，他也清晰地记得发生于“1161年11月26日”。

 

不会用电脑的潘吉星至今维持着用钢笔写字的习惯，自制的“自然科学史笔记”从1960年至今积累了厚厚的几十本，他为每一本都标上了序号。桌上摊开的那本编号为43的笔记本，记录着2011年至今的读书笔记，因为太厚，他甚至亲手做了一份索引，并不时在上面圈圈改改。撰著火药史期间，他将每天看书所得记录在读书卡片上，按内容进行分类，最后汇总成文。

 

鲜有人知，沉迷于故纸堆一辈子的潘吉星，他的“初心”是成为顾维钧那样的外交官。语言天分极高的他，《中国火药史》　中所涉及近10种外文的参考资料，都由其亲自翻译完成。阴错阳差以化学起步，最终却在漫长而枯燥的科学史道路上奉献了一生。

 

综观潘吉星的治学过程，总带着一种“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的自觉。

 

1931年，潘吉星出生于辽宁省北宁市，母亲在五四运动时期接受新教育，父亲则是一位诗人。在家庭的熏陶下，潘吉星小学就跟随母亲学俄语，在父亲的讲解下读完了《论语》，“古文水平基本过关了”，他谦逊地说。为了实现理想，潘吉星给自己定下了掌握10门外语的目标，拼命学习。受时局之困，1950年潘吉星考上大连工学院化学专业。他说，尽管“硬着头皮学完了化学”，依然对文科不死心。毕业后，潘吉星被分配至北京化工学院担任助教，期间还在留苏预备班学习化学。

 

1958年，潘吉星被下放至北京郊区放羊，“陪伴我的就是窝头、咸菜、凉开水、油灯、一个老农民和50多只羊。”无书可读的他研究起了古书《齐民要术》，做笔记时偶然发现与达尔文《物种起源》中有100多条相似内容，他便罗列了达尔文著作中引证中国资料及其出处104处，写成《中国文化的西渐及其对达尔文的影响》一文，刊发于1959年第35卷《科学》杂志上。据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1973年的日记记载，他重读了这篇文章后曾致信童第周，并提示其“达尔文近出《物种由来》书中没有索引和缺乏达尔文对中国动植物贡献的注意”。直到上世纪80年代，潘吉星在大英图书馆查阅旧档案时才知道，当年曾有东方学家为达尔文进行过翻译，由此解开了谜团。

 

1962年，潘吉星被调往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攻化学史的他将学术目光自然聚焦于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上。“四大发明中，造纸术和火药两项与化学有关，我研究它们比较方便，造纸技术是国家文化实力的表现，火药则是国家军事实力的表现，希望以此证明中国人的伟大智慧。”文革期间，求知若渴的潘吉星以不同语言版本的毛主席语录自学语言；80年代，已到“知天命”年岁的他更是以一种近乎执着的热情投入了火药史的研究。“最年轻力壮的时候被消耗了，如今一定要把时间抢回来。”随着《中国造纸技术史稿》《中国四大发明：源流、外传及世界影响》和《中国火箭技术史稿：古代火箭技术的起源和西传》等著作陆续出版，潘吉星的研究结出丰硕成果。

 

“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带出‘接棒’的学生。”潘吉星向记者逐条列出了手中的工作：“想把火药史再完善一下，还要跟《不列颠百科全书》算笔账，梳理所有版本中火药的错误记载。另外，我已将书中较难的术语翻译成英文，希望有生之年能目睹《中国火药史》的英文版出版。至于《中国火箭技术史》《中国造纸史》的英文版，恐怕只能留给后人来做了。”潘吉星感慨地说。

 

潘吉星：老人与火

 

 

 

 

 

 

 

 

 

 

 

潘吉星在工作中。本报记者周渊摄(除署名外，均本报资料照片)

 

本报驻京记者　周渊

 

32年辛勤撰著86万字，查阅中外文献468部、涉及十余种文字，224幅插图中既有国家一级文物，也有罕见本描摹手绘……日前，85岁高龄的科技史学家潘吉星以一部堪称“皇皇巨著”的《中国火药史(插图珍藏版)》，使得火药由中国人发明这一事实，在世界范围内不再受质疑。

 

如夸父逐日，潘老的人生轨迹追逐着中国四大发明。1960年起的二十余年，他先是撰著了《中国造纸史》，厘清了造纸术的历史发展轨迹；年过半百，他迷上了火。这个老人与火的故事，同样缘于“不甘心”，在艰苦卓绝的科研过程中，他凭着智慧与坚韧，最终论证了原始火药是唐代炼丹家在“伏火”中无意间发现的。

 

中国人的发明缘何遭到质疑？　火药起源、演进和传播的历史过程究竟如何？潘老在《中国火药史》　中都做了翔实的阐述。这位在故纸堆中匍匐了大半辈子的老人，在巨著出版后仍孜孜不倦地埋头修订、完善。

 

犹如火药在自然科学史上的巨大贡献，潘老为中国人发明火药这一事实的正名同样值得铭记。作为科学史的殉道者，他甘愿将自己的人生置于火药的耀眼光芒下。“西方人认为火药是对上帝力量的模仿，我是个民族主义者，一定要把火药的起源和传播历史向外国人做一个明确的交代，让他们无话可说。”潘老目光灼灼。

 

立志篇

 

中国人发明不能被抢走

 

《中国火药史》一书中，潘吉星为火药起源、演进和传播过程描绘了清晰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唐代晚期炼丹家以硝石、硫黄和烧焦的含碳物混合在一起做实验，硝石、硫黄和蜜共烧产生爆炸，从而发现原始火药混合物。唐、五代之际是军用火药的实验研制阶段，北宋初军用火药已出现在战场，初级火药发展为固体火药，实现了冷兵器到火药武器的转变。至13世纪蒙古大军的远征，火药、火器技术西传至亚欧，引起了西方国家重视，14世纪由臼炮而起的近代火器所引起的军事、政治经济和科技变革，使得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封建制迅速崩溃，近代科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兴起。

 

在中国，明代是火药发展的最重要阶段。明初改进了元代金属火铳、铸炮以及各种集束火箭、火箭弹，在14—15世纪出现二级火箭和往复火箭。潘吉星指出：“1500年前后，万虎乘47支大火箭制成的装置，第一次从事载人火箭飞行的试验。此外，明代还有地雷、定时炸弹和水雷，出版有关火攻书籍数量也创历史之最。”

 

“我们都知道，火药的发明权属于中国，但在国际上，一度流行印度发明火药说、拜占庭发明火药说、欧洲发明火药说。甚至是权威性极高的《不列颠百科全书》，从1911年的第11版至1929年的第14版，每版都特别强调火药和火箭是欧洲人发明的。他们还经常改口，一会儿说火药是拜占庭的发明，所谓‘希腊火’就是火箭；一会儿说德国的贝托德·施瓦兹是火药发明者；一会儿又说发明火药的是英国的罗杰·培根。”潘吉星介绍，正是受此刺激，他下决心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上世纪80年代，火药史研究正式立项，潘吉星踏上了撰著《中国火药史》的漫漫征程。当时，英国著名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博士正在撰著　《中国科学技术史·火药卷》，在研究火箭起源时遇到了困难，中国古籍中文辞不清的记载令他头疼不已。他将后辈潘吉星视为忘年交，建议他在这方面多下功夫。又适逢美国老一辈火箭学家杜朗博士执笔第15版《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火箭”词条，他认为火药是由中国人发明的，只是资料文献不够全面，有些用词不一，需要规范整理。另一位美国学者席文也持同样观点。在几位英美前辈的推荐下，潘吉星于1981年赴英美访学一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剑桥大学等多地查阅了大量文献史料，在此期间他还特别注重插图资料的集纳。

 

经过多年连续研究，潘吉星以中英文发表了大量关于火药的学术论文，以有力的史实证明了火药由中国人发明，并获得国际学界广泛认同。此后他又将研究范围扩大，对火箭的起源、发展做了深度考证，于1987年出版《中国火箭技术史》，是为火药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时任国防部长的张爱萍将军亲自为其题写书名。

 

值得一提的是，在广泛、深入的研究中，潘吉星对数版《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的说法一一进行了驳斥：他费尽心思找到了被欧洲人传得神乎其神的“希腊火”的历史记载，一幅14世纪拜占庭与阿拉伯人水战的图片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希腊火”的原理是石油喷火器，火药武器发射后立即会脱手，图上的火器则一直被人握在手上，这还不烧伤、烫伤？　所以它根本不是火药武器，并且是由当时一个懂希腊文的人将火器画了出来；贝托德·施瓦兹则是虚构的人物，历史上并不存在；英国的罗杰·培根只是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了火药，但并没有说火药是英国人发明的。

 

科研篇读万卷书，又行万里路

 

上下两册共86万字的　《中国火药史》以火药和火器技术史为研究对象，以朝代为主轴陈述中国历代火药、火器发展历程。潘吉星对中外博物馆藏品实物进行研究与检测，对有关传统技术生产现场或遗址现场进行考察，对中外火器形制、构造作系列复原和比较研究，并以武器结构、发射情况及形制功用作为定性依据，在多面结合的交叉研究之外，他还辅以相关历史背景及中外交流情况进行分析。

 

潘吉星总结说道：“跟火药有关的一切我都写进书里了，化学方面，火药的成分、含量，为什么爆炸、起火，过程如何，都以方程式表现出来，乃至爆炸后有哪些产物，对人有哪些伤害也都尽可能记载下来。”翻开巨著，不难发现潘吉星在研究过程中严谨与科学，不同于一般科学史专著“读万卷书”的史学梳理，更包含“走万里路”的实地考察。

 

早在1963至1965年间，潘吉星便赴豫、湘、川、陕等省城乡考察传统手工生产技术，并特意前去生产农用土火箭的合作社和小厂家，了解从提炼硝石到制成火箭的全过程和所用工具，观看演放烟火的场面，并拍摄记录，而后结合历史文献写成专文加以介绍，这些调查对研讨中国古代火箭技术的细节产生了重大影响。

 

潘吉星注意到，关于火药在古书中大都只有文字叙述，缺乏对所用工具及其操作细节的详细而清晰的插图，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对普通读者来说，只有文字而非图片说明，仍不足以了解火箭筒如何制成。”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赴海外访学时便专门查阅了按中国技术和工具制造烟火火箭的外国著作相关插图，从而为研究提供更多佐证。比如18-19世纪之际法籍意大利裔火箭和烟火技术专家鲁杰里《烟火技术原理》所示钻孔工具，即含有中国要素；日本人西泽勇志智在《花火の研究》绘制的有些火药筒的部件也是古代中国用过的。

 

如此种种使这部书不仅具有学术性，研究成果也更为生动，为普通人所理解。为把火药史搞透、讲活，潘吉星不仅查遍了《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一些冷门而生涩的古代史书他也一网打尽。“火药通过火器起作用，火器又通过火器手发挥优势。在战争中如果双方都有火器，那就靠智谋、计策取胜。历史上，火攻方式变化多端，连动物也被作为火攻工具。”

 

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潘吉星查证发现司马迁《史记》卷八十二《田单列传》中就记载了战国时齐国人田单以火牛阵守城。“《史记》描述火牛阵战法时说，田单在城中收集到一千多头牛，为其披上红衣，饰以龙纹，将兵刃绑在牛角上，将灌有油脂的芦苇束绑在牛尾上，再在城内挖地穴数十，直通城外。趁夜将一千多头牛牛尾上的芦苇点燃，从地穴上放出，并遣五千壮士随牛群后。牛尾被烧，牛皆骇而奔向围城的燕军，燕军大惊，见牛尾火光炫耀，牛身皆有龙纹，‘所触尽死，伤五千人’，齐壮士趁燕军混乱而击之。”北宋人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十一《火攻》篇还附有火牛图，形象地反映火牛阵法。而在火药发展的关键时期明朝，据《武备志》记载，更有模仿火禽的“神火飞鸦”，潘吉星绘声绘色地解释：”以棉纸、细芦制成飞鸟，肚子里放火药，装有翅膀的火箭改善了飞行的稳定性，增加了高度与射程，点火能飞百余丈(约311米)，坠落时火光遍野。‘对敌用之，在陆烧营，在水烧船，战无不胜矣。’欧洲在16—17世纪才有类似武器，称为火鸟。”

 

火箭武器最初升空则发生在1161年宋金水战战场。金主完颜亮率40万大军南下攻宋，直趋长江北岸，并非行伍出身的文臣虞允文指挥的这场采石战役成为军事史上以寡胜众的著名案例，而制胜的关键就在于“霹雳砲”。潘吉星介绍，霹雳砲引起了欧美国家火器史研究者的关注，1870-1960年间，相关史料先后被译成英、德、法、日多种语言，学者对其定性解释各不相同。他发现，关于这种武器的最初记载来源于虞允文之友、著名诗人杨万里所著《诚斋集》中的《海鰌赋后序》，并找到了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古籍善本。由于诗人并不擅长技术，导致材料屡有疏漏，经多番考证，潘吉星最终认定霹雳砲是能散发烟雾、借火箭装置发射的炸弹，即后来世界各国在战场上使用的火箭弹的最早形式。“而‘火箭军’之名最早便来源于此。”潘吉星补充道：“写作最艰难之处，也正是在于如何将所有材料讲清楚，让中外读者都能看懂。”

 

治学篇杖朝之年，著书阅读通宵达旦

 

在潘吉星的书房中，被巨大的书架和数不清的书“包围”起来的他看上去有些孤独。自老伴去世后，他便由京郊的大房子搬至位于光华里的外交部宿舍。85岁的他仍维持着令人惊叹的读书习惯：早晨睡个懒觉，午饭过后开始看书，深夜是他的“黄金时间”，工作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晨六七点。日日通宵达旦，潘吉星坦言：“夜里安静，最适合读书。”

 

记者看到，潘吉星仔细地为书架上的每一本书都自制了书皮，工作状态中的他丝毫不像年逾杖朝的老人，不仅能够准确地找出一份几十年前的剪报，前文提及的采石战役，他也清晰地记得发生于“1161年11月26日”。

 

不会用电脑的潘吉星至今维持着用钢笔写字的习惯，自制的“自然科学史笔记”从1960年至今积累了厚厚的几十本，他为每一本都标上了序号。桌上摊开的那本编号为43的笔记本，记录着2011年至今的读书笔记，因为太厚，他甚至亲手做了一份索引，并不时在上面圈圈改改。撰著火药史期间，他将每天看书所得记录在读书卡片上，按内容进行分类，最后汇总成文。

 

鲜有人知，沉迷于故纸堆一辈子的潘吉星，他的“初心”是成为顾维钧那样的外交官。语言天分极高的他，《中国火药史》　中所涉及近10种外文的参考资料，都由其亲自翻译完成。阴错阳差以化学起步，最终却在漫长而枯燥的科学史道路上奉献了一生。

 

综观潘吉星的治学过程，总带着一种“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的自觉。

 

1931年，潘吉星出生于辽宁省北宁市，母亲在五四运动时期接受新教育，父亲则是一位诗人。在家庭的熏陶下，潘吉星小学就跟随母亲学俄语，在父亲的讲解下读完了《论语》，“古文水平基本过关了”，他谦逊地说。为了实现理想，潘吉星给自己定下了掌握10门外语的目标，拼命学习。受时局之困，1950年潘吉星考上大连工学院化学专业。他说，尽管“硬着头皮学完了化学”，依然对文科不死心。毕业后，潘吉星被分配至北京化工学院担任助教，期间还在留苏预备班学习化学。

 

1958年，潘吉星被下放至北京郊区放羊，“陪伴我的就是窝头、咸菜、凉开水、油灯、一个老农民和50多只羊。”无书可读的他研究起了古书《齐民要术》，做笔记时偶然发现与达尔文《物种起源》中有100多条相似内容，他便罗列了达尔文著作中引证中国资料及其出处104处，写成《中国文化的西渐及其对达尔文的影响》一文，刊发于1959年第35卷《科学》杂志上。据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1973年的日记记载，他重读了这篇文章后曾致信童第周，并提示其“达尔文近出《物种由来》书中没有索引和缺乏达尔文对中国动植物贡献的注意”。直到上世纪80年代，潘吉星在大英图书馆查阅旧档案时才知道，当年曾有东方学家为达尔文进行过翻译，由此解开了谜团。

 

1962年，潘吉星被调往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攻化学史的他将学术目光自然聚焦于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上。“四大发明中，造纸术和火药两项与化学有关，我研究它们比较方便，造纸技术是国家文化实力的表现，火药则是国家军事实力的表现，希望以此证明中国人的伟大智慧。”文革期间，求知若渴的潘吉星以不同语言版本的毛主席语录自学语言；80年代，已到“知天命”年岁的他更是以一种近乎执着的热情投入了火药史的研究。“最年轻力壮的时候被消耗了，如今一定要把时间抢回来。”随着《中国造纸技术史稿》《中国四大发明：源流、外传及世界影响》和《中国火箭技术史稿：古代火箭技术的起源和西传》等著作陆续出版，潘吉星的研究结出丰硕成果。

 

“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带出‘接棒’的学生。”潘吉星向记者逐条列出了手中的工作：“想把火药史再完善一下，还要跟《不列颠百科全书》算笔账，梳理所有版本中火药的错误记载。另外，我已将书中较难的术语翻译成英文，希望有生之年能目睹《中国火药史》的英文版出版。至于《中国火箭技术史》《中国造纸史》的英文版，恐怕只能留给后人来做了。”潘吉星感慨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