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的10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纪实文学作家王树增在他的《长征》中是这么讲述这一天的：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一日，贺龙在平峰镇(今宁夏西吉县)见到了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左权、政委聂荣臻。

“第二天，红二方面军到达会宁东北方向的将台堡，与红一军团一师会合了。两军的红军官兵彼此见到的那一刻，双方都向对方跑过去，红一军团官兵的手里还捧着热乎乎的土豆。

“此时，中国工农红军的三个方面军已全部集中在了甘肃和宁夏交界处。”

长征的胜利，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终于有了新的根据地和出发点，自此走向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的征程。

早在长征尚未结束的1935年12月，毛泽东就在陕北瓦窑堡所作的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谁使长征胜利的呢?　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

80年过去了，滚滚湘江，是否还记得那从天而降的如蝗炮弹?泸定桥头，老人是否还在讲述那攀援铁锁而来的勇士?　夹金山上，沿着盘山公路开车到山顶的自驾族是否会感慨“雪山也不过如此”?今天，我们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意义究竟何在?　我们在讲述当年的悲壮、牺牲、智慧和豪情，究竟想告诉读者什么?

红军，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梦之队”

文汇报：我们习惯把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尊称为“老红军”。您在写作《长征》　的过程中，考证下来当年参加长征的红军实际上年龄结构究竟是怎样的？

王树增：如果仅从人的年龄层次来界定，我认为，可以说长征是年轻人创造的历史奇迹。当时，除了党的高层领导人和党内一些老同志之外，红军整个队伍非常年轻。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毛泽东也只有41岁，整个长征队伍中年龄最大的“老兵”徐特立老人，当年是57岁。57岁的徐特立老人和“红小鬼”一样爬雪山、过草地，非常不容易。但红军绝大多数战士的年龄构成在二十岁左右，作战部队的官兵中十七八岁的战士是主力，甚至有十六岁的。中央红军的官兵年龄构成还是最大的，平均年龄是20岁，师长、团长一般都是二十多岁；年龄最小的是吴焕先、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官兵平均年龄更小，还不到18岁。前不久，我在川陕根据地的一个烈士陵园看到一块墓碑，上面写着红四方面军的一位烈士才九岁，九岁啊！　今天，很多十五六岁的孩子上学还要家长接送呢。当然，环境不同了，不能简单比较。

中国工农红军的构成是很奇特的。他们是由两极构成的:一极是政治精英，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甚至出国留学过，接受了近代文明中的先进理念，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会外语，有开阔的眼界和胸怀，他们的年龄其实也并不大，但已经是职业革命家了；另一极是贫苦的农民，他们中的很多人连名字也不会写。正是这两级“焊接”在一起，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这一革命武装。

文汇报：您在书中写道：“红军进驻　(冕宁)　的时候，刘伯承把教堂里的神职人员集合起来，向他们宣传了红军的宗教政策。教堂里的几个法国修女对面前这个被传说为‘土匪首领’的红军将领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感到万分惊讶。”这说明组成红军的，不仅有一贫如洗的农民，还有一批抱着救国救民理想归来的留学精英。当年的“海归”，出国前大多是富家子弟，回国后绝对是社会的“稀缺资源”，他们为什么会跟着共产党起来闹革命呢？

王树增：我想让那些修女感到惊讶的，不仅仅是刘伯承会讲法语，而是刘伯承让她们对国民党一直宣传的“共匪”形象有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认识。早在1917年反对段祺瑞的护法战争时，刘伯承就是川军第9旅参谋长。而朱德在云南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武装起义，1917年已经是滇军旅长了。在旧中国，一个地方军阀是“马蹄一响，黄金万两”啊。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广东陆丰县苏维埃政府的彭湃，出生在惠州府海丰县的一个大地主家庭。他参加共产党后，把家里的地契一把火全烧了，自家的田地都分给贫苦农民。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被捕后，国民党说，只要他按下同意脱离共产党的手印，就可以做国民党的“江西省政府主席”，但他不为所动。他说:“我愿吃世界上最粗鄙的粮食，我愿意住世界上最简陋的茅屋，我愿意奉献我的一切，就是为了受苦受难的广大民众，能过上幸福自由的生活。”1935年8月6日凌晨时分，方志敏被枪杀在南昌城外的一口小水井旁。这位年仅36岁的共产党人在牢房的墙壁上留下的遗言是:“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绝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

这就是共产党人信仰的力量。

至今，我们依然为他们心灵的纯洁度和精神的硬度所震撼。

中国的仁人志士、英雄豪杰，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不仅是文人的情怀，也是所有仁人志士的情怀。朱德、刘伯承、方志敏、彭湃等一大批共产党的精英，都是有着“舍身救天下”抱负的仁人志士。习主席要我们“不忘初心”，共产党人起来革命的初心是什么?　在那个年代，就是要拯救民族危亡，让百年来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凌辱的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能成为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让天下的劳苦大众都能过上吃饱饭穿暖衣的有尊严的好日子，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秉承至今的“初心”，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宗旨，它与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梦想是血脉相通的。

为了信仰，赴汤蹈火是义无反顾的

文汇报：您认为将贫苦农民与共产党的精英这两个完全不同的群体，紧紧“焊接”在一起闹革命的“结合剂”是什么？

王树增：我曾采访过这样一位老红军，他已经九十多了，当年是个“红小鬼”。他是在过松潘草地时负的伤，他的团长、师长掏出口袋里所有的铜板，还有一块大洋，放在他的身子底下，把他抬到当地贫苦农民家里去，请求农民收留他，说好如果他活下来了，就给农民当儿子。收留他的是一家藏民，他侥幸活了下来。但至今他已经不太会讲汉话了，而且年岁已高，思维都略有迟钝了。可是有一个瞬间让我非常感动，就是他开始唱红军歌曲时，不仅有“打倒白匪军”等红军歌曲，还有很多“哥哥妹妹”的民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他汉话都不太会说了，但这些歌曲刻在他心灵的最深处。歌德说:“夜莺为什么歌唱?　因为它快乐。”红军长征是多么苦难的历程啊，随时都有可能牺牲，经常饿肚子，但他们是快乐的。在红军队伍里是要学唱歌的，红军部队在一起时要相互拉歌，和老百姓在一起时要给老百姓唱歌。这让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究竟什么让人快乐?　现在有人说“宁愿在宝马车里哭，也不在自行车上笑”，这是一个关于幸福和财富的千古命题:快乐是由占有物质的多寡来决定的吗?

那些贫苦人家的孩子，大胡子的马克思、小胡子的列宁，他都不懂，但他的父母告诉他:世世代代看到过多少军队、多少形形色色的政党，能为穷苦人打仗、为穷人带来希望的只有共产党和红军。小红军不打仗的时候，是要学文化的，教他认字的连长告诉他，“人”是这么写的，就是必须叉开腿站着，人不能跪下，不能跪着生活。“红小鬼”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到了一个地方要刷标语:“红军为穷人打仗”“打土豪，分田地”，他写的时候，也把这些话刻进了自己的心里，上升到了信仰的高度。为了这个信仰，受苦受难，赴汤蹈火，对红军官兵来说是义无反顾、心甘情愿的事情。我寻访老红军，就是要寻找他们身上的这种感觉，感悟他们心灵深处的底色。正是这个信仰，成了共产党人和红军官兵共同的“初心”，激励他们起来革命，舍生而救天下。如果概括地说，共产党的精英与贫苦农民一起革命的“结合剂”是什么?那就是共同的一致的社会理想，他们共同渴望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长征中，中央红军的师长牺牲过半

文汇报：您在　《长征》　中提到了好几位红军师长的牺牲。据您所知，整个长征的过程中，红军牺牲了多少师长？　红军那么多师长的牺牲，昭示了什么？

王树增：在红军的长征路上，仅中央红军的师长就牺牲过半。突破第一道封锁线时的第一仗就牺牲了一位师长，他的名字叫洪超，年仅25岁，是红三军团第四师的独臂师长，他的一条胳膊是在第五次反“围剿”时失去的。当他用剩下的一只手举着马刀向粤军冲锋时，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胸膛。他的牺牲，令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大为悲痛。

习主席在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到的陈树湘师长，是在湘江战役中壮烈牺牲的。湘江战役发生时，红军长征才走了一个多月。湘江之战打得非常惨烈，令红军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损失过半，是红军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出现偏差所造成的极端的恶果。陈树湘师长率领的红五军团34师，是全军的后卫，当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34师陷入了重围，已经无法渡江了。最后在国民党中央军、湘军、桂军的合围下，伤亡殆尽。我查档案时，没有发现红34师有人活下来。直到不久前参加一次活动，说有一位34师红军的儿子也出席了，我开始都不信。原来，当时34师100团的团长韩伟突围时跳崖，没有摔死，历尽苦难和挫折侥幸活了下来。

34师的师长陈树湘因腹部、腿部中弹被俘。曾杀害了杨开慧的湖南军阀何键下令，要将陈树湘活着押解到长沙去。国民党兵将重伤的陈树湘放在担架上，走在湖南道县弯弯曲曲的山路上时，抬担架的国民党兵觉得脚下一滑，才发现担架上的陈树湘撕开腹部的伤口，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扯断了。我们汉语中怎么形容人最痛苦的状况?　叫“肝肠寸断”。我们无法想象陈树湘师长当时的痛苦。道县的老百姓至今记得他，说:“我们这儿有个大英雄，是断肠人。”老百姓在县城的边上给他立了一个墓碑，如果墓里有陈树湘师长的遗骸的话，应该是没有他的头颅的。何键下令将他的头颅砍下来，挂在长沙小吴门的城墙上。29年前，陈树湘就出生在小吴门对面的瓦屋街。站在小吴门的城墙上，还可以看见他家用木板做的家门，门后面是他多病的母亲。这位年轻的红军师长的灵魂就这样回到了他的家乡、回到了他的母亲身边。

我们党的这些优秀的指挥员，是真正的坚定的革命者，为了坚守初心，为了让初心成为最终的现实，他们活着时，能创造人间奇迹；死，也死得惊天地泣鬼神。他们应该是世世代代竖立在我们中国人心中的丰碑。如果中华民族没有这样的英雄好汉，那就无法解释我们民族的奋斗史。

无名英雄，永远镌刻在中国革命的史册

文汇报：我们无数次地为红军长征途中一些“无名英雄”的事迹所打动，如突破腊子口天险时的“云贵川”、过草地时那个全部牺牲的炊事班，还有飞夺泸定桥的22位勇士。他们的牺牲，对长征的胜利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王树增：红军在长征途中保留下来的史料，匮乏得难以想象。当时红军几乎每三天就有一场大仗，平均每天急行军50公里以上，生存是第一要务。不要说普通的战士，就是重要战役的参战者的名字都记录不全。长征中有没能走出草地的炊事班，这例子还是小了，还有成建制的、整个连都在草地牺牲的。那个叫“云贵川”的战士，并不是我在档案中发现的，是打腊子口的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活下来的各级指挥员都记得他。如果红军突破不了腊子口天险，那就得折回草地去。当时四团的战士们就开会讨论“怎么冲过腊子口?”有人说，只有从隘口旁的悬崖顶上往国民党守军的碉堡扔手榴弹。敌人的碉堡是没有顶盖的，它不需要盖，因为从来没有人能爬到悬崖上面去。怎么办呢?　这时一个苗族小战士站出来，他说，“我能爬到悬崖上去。”活下来的老红军回忆，“他像猴子一样爬了上去”，然后放下绳索，把整个突击队带上去了。这个苦孩子为红军打开了一条生死之路。在今天腊子口的纪念馆里，还有他的画像。但这画像不是根据他的照片画的，他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大家只记得他叫“云贵川”，他参加红军前有没有名字，父母叫他什么乳名，没有人知道。我们更不知道他后来有没有走完长征路?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他又在哪里?　如果他今天仍健在，应该是位百岁老人了吧。虽然这些我们都不知道，但他永远地刻进了中国革命的史册。

飞夺泸定桥的22位勇士，我也只查到了五六位勇士的名字，当时牺牲了几位勇士?　我只查到了一个红军嘉奖的消息，说17位勇士获得了奖励。每位勇士奖励了一个搪瓷茶缸、一支钢笔。这对当时的红军来说，已经是天大的奖励了。为什么只有17位获得奖励?我推测有5位勇士在飞夺泸定桥时牺牲了，活下来的是17人。这5位烈士是中弹牺牲，还是掉进了大渡河的激流里?　没有被记载下来。他们都是有家人、有母亲的啊，母亲还盼着她的儿子回家呢，中国农村哪个父母不希望孩子能为老人“养老送终”啊。但他们连尸骨也没有保存下来。整个长征路上，无名英雄、无名烈士太多了，这些先辈作为中国工农红军、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形象，应当永远地镌刻在我们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