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皓峰正在为《师父》进行武打设计。

 

 

 

徐皓峰近照。

 

 

 

《师父》中陈识的扮演者廖凡经过两个月的速成训练已经功夫上身。

 

（均资料照片）

 

本报首席记者 江胜信

 

盘点徐皓峰在媒体露面的三个密集期，均与武侠电影相关：一是担任《一代宗师》的武术指导和编剧；二是他的原著《道士下山》被陈凯歌拍成了电影；三是自编自导推出《师父》。日前，《师父》结束了在一线影院的两周档期。

 

不难看出，前两次，他的位置在幕后，笼罩的神秘感让武侠迷们好奇、探寻，然后发现，他早在2011年和2012年就分别导演了《倭寇的踪迹》和《箭士柳白猿》，比这更早的，是他创作的纪实武侠文学《逝去的武林》和武道小说《国术馆》等作品。这些“旧作”有点儿意思，充满了武林掌故、练功细节、遗存心法，于是，大家唤他“徐大侠”。认可抬高了期望，“徐大侠”此次借影片《师父》由幕后来到前台，少不得让人评头论足。

 

大伙儿发现，《师父》一点都不时髦——它并不是当今意义的商业片，没有强势的明星阵容，没有“小鲜肉”，没有情色，没有3D，没有跳跃的剧情，没有数字技术做出来的炫酷画面……它只是老老实实讲着故事，讲着民国时期天津武行在情、理、义、利之下师徒关系的嬗变。徐皓峰谓之“正剧”，“用最古典的叙事和表演的方法做一部电影”。

 

观众买账吗？“豆瓣”网上，《师父》的评分从去年12月10日上线时的7.5分，一路上扬至12月24日下线时的8.3分，已入高口碑之列。票房却并不给力，不足6000万。高口碑而低票房，是成是败？

 

成与败似乎并不能撼动徐皓峰的定力。在京城宣武门繁星剧场的书吧内，他抿着白咖啡，靠着宽大的椅背，说起话来徐缓、醇厚。“我从最没落的时候进入，是希望可以用完全不同于过往武侠的写实主义手法，拯救武侠文化的衰败。”听上去不是悲情，而是存亡继绝的勇气。

 

不说成与败，但说知与行。他的“知”来自一个曾真实存在的武林世界，他的“行”来自我们对传统的情义。

 

“我有我的商业”

 

叫好不叫座，一般被认为是文艺片的特质，网上还真有把《师父》说成文艺片的。对此，徐皓峰不认同：“我做了两件事情：一是写武侠小说，归于通俗文学的系统；二是拍武侠片，也是通俗的、大众的范畴。所以说，我不玩象牙塔。”只不过，他有拗劲儿，“你有你的商业，我有我的商业。”

 

徐皓峰将上个世纪80年代的商业化视作审美恶俗化的开始。在此之前中国的商业，都是把最高端的审美向民间普及，民间用品呈现高度的文人化、贵族化。丝绸、器皿、信笺的精致程度自不必说，哪怕只是一块糖呢，也要做成糖人儿。“你就看传统的结婚，太逗了！”徐皓峰说，“那天，新郎倌穿的是官服，新娘更不得了，头上戴的是凤冠。这里面就渗透着传统社会老百姓对商品的审美。这种审美还体现在大众文学上，像《西游记》、《红楼梦》，都是大众文学，写孙猴子写猪八戒写神话，写十四五岁的男孩子女孩子谈恋爱，里面都充斥着诗啊。要没有文人特质的诗，老百姓是不看的。”中西方通商以后，中国大众用品的精品化特征让西方社会大为惊讶。茜茜公主、维多利亚女王的皇宫里，来自中国民间的瓷器、锦缎、家具被视若宝贝。在他们那里，好东西是贵族用的，平民只能用粗陋的东西。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商人，无论是晋商乔致庸或是徽商胡雪岩，都守着同一个生意经：越精致的东西越好卖。但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反过来了，简易的、方便的、廉价的，反倒成了抢手货，商品的假冒伪劣现象渐渐滋生。

 

“以前是把老百姓当做文人和贵族想象，现在却把消费者当做流氓想象，全不对了。拍电影也一样，暴力发泄、情欲发泄成了高票房的保障。现在一提年轻的偶像，就用什么——”徐皓峰皱着眉头想了想，“‘小鲜肉’？”

 

我纠正道：“‘小鲜肉’是用来称呼年轻男艺人的，有点儿女人调戏男人的意思。”

 

“是这样啊。那年轻女艺人怎么称呼？”

 

“是叫‘萝莉’还是‘美眉’？”我也不太确定。

 

“哦——”他琢磨了一下，又摇摇头。

 

徐皓峰出生于1973年，赶上了“文革”的尾巴，经历了他所戏称的“流氓文化”，后又迎来了兴盛一时的“国学热”，他因此将“70后”称作没有稳定价值观的一代人。“因为不稳定，所以很容易跟传统断裂。但基因这个东西实在太强大了——有些事情就算你没有经历过，祖先传给你的基因仍会隐隐触动你，让你做出一些本能的判断。”徐皓峰说，“我就不信，难道我做大众文化就必须按照（上个世纪）80年代延续下来的流氓心理去做吗？我不相信上千年的大众文化价值观会被这30年才有的价值观给打败。如果你被恶心了30年，那体内的基因一定会被激发出来的。”

 

徐皓峰所期待的价值观的回归，究竟是在30年这个节点上，还是40年？50年？无论他“押宝”押得对不对，他都在果断实践着，从上个世纪末的文学创作到今天的《师父》，从未迟疑，从未瞻前顾后。

 

“虚假”繁荣

 

另一次价值观的震荡，发生在并未远去的历史里。

 

晚清至民国，从价值观的质疑、颠覆到回归，前后恰是30多年。这次震荡将中华武术自唐朝之后推向了第二个兴盛期。徐皓峰笔下或镜头中的武林，均根植于民国的土壤。

 

1894年，甲午海战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终结，而洋务运动所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却于4年之后的1898年，在张之洞《劝学篇》中得以系统化、理论化。同一年，戊戌变法推行，其改良思路与同时期严复所译《天演论》中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互为注脚。

 

从“中体西用”的提法来看，中国人一开始并没有在道德文化领域否定自己，认为自己缺乏的只是技术和方法。20世纪初，梁启超的“新民说”系统论述了改革“国民性”的问题，之后，中国人心态渐坏，甚至认为自己从根子上全烂了，体制、道德、文化……统统迂腐落后。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价值观开始崩塌，延续了千百年的由私塾、书院和科举构成的教育体系被废弃。清政府竟然拿出巨资，请日本人来做中国的基础教育。

 

不穿长衫穿西装、不看中医看西医、不坐轿子坐日本人发明的人力车……当传统符号渐渐被新符号替代，唯有两样——京剧和武术，却呈现出异常的繁荣。

 

徐皓峰将这种异常繁荣归结为“传统的可怜”。就算你硬生生剪断文化的脐带，却隔不断来自母体的熟悉气息——梅兰芳、杨小楼们西装笔挺进出梨园，一到戏台上又宫装蟒服、西皮二黄，一直唱进台下观众的心坎里；国家内忧外患之际，强健体魄成为改善“国民性”的重要举措，民间尚武，国术馆日隆。1922年，孙中山为上海交通大学的学生武术组织题词“强国强种”。武人们在装束上并不跟风，依旧仙风道骨。京剧和武术就像两根精神的“救命稻草”，接续着中国人欲断还连的文脉，拿徐皓峰的话说，“它们解决了‘我是谁’的问题。”

 

“传统的可怜”自清末一直延续至整个北洋时期，直到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再次推崇孔孟之道。无论是“传统的可怜”的彼岸，还是“传统的回归”的此岸，京剧和武术，均是花开两岸，艳丽芬芳。

 

看过《一代宗师》的人，都知道里面的宫老爷子不仅名扬武林，而且游刃军政。上个世纪20年代中晚期，很多像宫老爷子那样的武术明星经历了武人文相的变化，有的成了街头摩擦的仲裁者，有的成了军政长官的座上宾，成为社会的显眼阶层。

 

“文武合流是中国的传统。”徐皓峰说，“孔子传了六艺，六艺中的‘御’和‘射’分别指驾马车之道和射箭之道，它们都是武艺。”孔子本是鲁国著名武将的儿子，血液里流淌着尚武的基因，剑不离身，文事武备，奔跑的速度追得上郊外的野兔，但是，孔子的尚武精神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了。徐皓峰将武侠的发展脉络缕了一遍，发现除宋元明清之外，其他朝代大都是文武并进的。

 

徐皓峰将唐朝称作中国武术“真正”的繁荣期。唐朝是流行暗杀和决斗的时代，官员和士子常常佩剑出行。唐朝还将汉代武术进行了系统整理。

 

民国是中国武术的第二个繁荣期，但在徐皓峰的《师父》中，却将它看作“虚假”繁荣。为什么呢？“原因有很多。”徐皓峰说。首先，它是在传统可怜、民族不自信的前提下繁荣的；第二，别看那时候武馆多，拳种多，却都守着秘传的祖训，有名师而无名徒，如《师父》里武行耆宿郑山傲埋怨的那句“开武馆不教真功夫”。相反，中国功夫却早被外国人研究出来了，中俄军政切磋武艺时，中国军人学到俄方研究出来的“秘笈”后，竟“出口转内销”，号称自己学的是苏联功夫；第三，民国时期已有很多高科技手段，“怀表手枪、雨伞手枪、烟盒手枪都有了，真正格斗的机会已经非常少，那时候的特务和军校系统里，徒手格斗就像现在部队里踢正步一样，训练的是思维和精神状态。”也就是说，民国的尚武，更多是作为文化符号和精神标识而存在的。

 

当历史的车轮绝尘而去，当007詹姆斯·邦德的各种神奇装备亮瞎了人们的眼，练了一辈子的血肉之躯终究敌不过一粒子弹。如今作为健身而存在的武术或功夫，和跆拳道、散打、瑜伽、养生太极、拉丁舞等一起，在健身房里享有了同一个名字——“操课”。而那个真实的武林早已在民国的舞台上粲然回眸后，一去不返。

 

但又怎能说，它没有被留下呢？在徐皓峰的纸笔之间，“中华武学最后一个高峰期”仿佛重现。

 

逝去的武林

 

“70后”徐皓峰，经由一位口述者的引领，看到了“中华武学最后一个高峰期”的重峦叠嶂。这位口述者是徐皓峰的二姥爷（姥爷的弟弟）李仲轩。

 

上个世纪30年代，李仲轩被两种既相生相长、又相克相消的价值观夹击。一种是儒学，在“传统可怜”和“传统回归”而带出的尚武风气中，他开始拜师习武。从宋元明清文武分流到民国时期文武合流，看似顺应潮流的民间习武，竟被书香门第的家族所不容。

 

李仲轩的母亲王若萳，是近代爱国将领王锡朋的重孙女。王锡朋、葛云飞、郑国鸿三总兵在鸦片战争中壮烈牺牲，浙江定海建有纪念他们的“三忠祠”。既然是武将之后，那习武的李仲轩为什么会被逐出家族呢？

 

为解开我的疑惑，徐皓峰先从宋元明清的文武分流说起。“科举人人能考，武状元却必须师出有名。如果你是兵将子弟或来自镖局，那你可以考；如果你只是平头百姓，那对不起。民间游侠被认作是‘以武犯禁’。”王锡朋那一脉，可谓根正苗红的武将系统。

 

武将和拳师，尽管都占一个“武”字，却是不同的系统。“武将的敌手是敌军，是兵将之间的厮杀；拳师练拳，接触的都是江湖人物，而江湖人物的敌手是飞贼、混混，跟这些人滚打在一起，被认为是有辱门风。”

 

“可您二姥爷习武那会儿，已经不是宋元明清了，是尚武的民国了。”我说。

 

“没错。从清末开始，礼法就已经很松弛了。你看溥仪——”徐皓峰突然将话题转到了末代皇帝，“他大婚时，授意文秀不必跪迎婉容，婉容也无所谓。妃子都不必跪迎皇后了，民间习个武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我二姥爷也正是这么认为的。”

 

除“三忠祠”外，天津近郊建有王锡朋的另一处祠堂。李仲轩邀他的师兄弟们在那里烧火搭炕，把祠堂开成了拳馆。此时，松弛的礼法随着蒋介石重提孔孟之道而突然反弹，李仲轩的做法触动了某个老辈人的神经。19岁那年，李仲轩因“触犯家规”而被逐出家族。武林朋友见曾经的公子哥落魄江湖，皆愿倾囊相授或为其引荐前辈高人。最终，李仲轩拜在北京形意拳高手尚云祥门下。尚云祥的师父李存义是民国武林的泰斗，是北方最大民间武术团体——中华武士会的创办人。

 

徐皓峰十几岁的时候，姥爷把二姥爷带回家，招呼亲戚们一起吃饭，并当众表态，“父亲不要这个儿子，但我要这个弟弟。”那会儿，学生中间很流行习武健身，刚上初中的徐皓峰缠着二姥爷教武术。每天起得比鸡早，抻筋拔骨，实在辛苦，仅仅坚持了一年多，徐皓峰就放弃了。如今他手上的那点儿功夫，大都是那一年多打下的底子。

 

但徐皓峰却用另一种方式，一头扎进武林世界并沉迷至今。二姥爷去世的前几年，打开记忆的闸门，将曾经的江湖一一细说，徐皓峰后将二姥爷的口述整理成《逝去的武林》，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又相继推出《大成若缺》、《武人琴音》等纪实武侠系列。“我想通过这些作品让人们相信，中国武术是有真功夫的，并存在一个真实的武林。”

 

硬派武侠

 

倚着一方真实的武林，徐皓峰的武侠作品以“干货”见长。史实、拳理有根据，奇人、绝技有渊源，被称为“硬派武侠的接脉之作”。

 

“硬派武侠”的开山之人是平江不肖生，他与还珠楼主均是民国时期最负盛名的武侠小说家。平江不肖生为南派，武人出身，笔下的故事大都出自武林掌故，真实含量高，故而被称作“硬派”；还珠楼主为北派，他的作品与明清神怪小说一脉相承，书中人物服下神功元气丹后，便能从一座山头飞到另一座山头，虽荒诞不经，却诗情盎然，想象瑰丽，气势磅礴。

 

平江不肖生和还珠楼主撑起的是传统武侠文学；金庸和古龙撑起的新派武侠文学。

 

金庸和古龙的武侠小说有各自不同的文化渊源。徐皓峰认为，金庸继承的是神怪小说，除了写内功、神功，还借鉴戏曲的打斗方式，把打斗回合化了，主人公保留着童真，很符合香港人的审美；古龙的底子是日本的武士小说，西门吹雪、花满楼等小说中的人物有着日本武士般的性格，打斗没有戏曲舞台痕迹，往往一剑定生死。

 

徐皓峰的底子则的民国武林的口述历史。不论是徐皓峰听来的这些历史，还是平江不肖生作为武人所亲历的历史，定有重叠或互补，也难怪他们能够共享“硬派”之说。对此美誉，徐皓峰从未推辞，甚至是自赏的。从《倭寇的踪迹》到《箭士柳白猿》，再到《师父》，他顺着拳理去拍。拳理，即运动的道理和制敌的道理，一器一物、一招一式都讲究出处。张震、廖凡等演员到他手里，他先要训练两个月，用习武的速成之法让他们武功上身，若是在过去镖局，这样的身手就可以去抢码头、走镖路了。徐皓峰希望“让武打呈现出古典建筑的理性”，“拍的武侠片能刀刀刻在石头上，成为无法伪造的‘魏碑’”。他的“江湖”没有飞檐走壁、上天入地，只有动静之间功力与境界的对决。

 

他承认新派武侠文学自古龙谢世便终结了，此后大家的模仿之作不过是新瓶装旧酒；他也承认1992年《新龙门客栈》将武侠电影推往巅峰之后，再发展下去只有解构和反讽。他从不认为自己具备金庸、古龙、徐克的天资，也不具备他们那样的文化背景。“我是笨人，只能用笨办法。”

 

他的笨办法就是积累：钻研传统礼仪风度，考证古代社会结构，搜集民国武人记忆，然后把它们一点一点变成文字。他自信这样的文字能找到知音，“当今读者对武侠类作品的阅读需求发生了变化，他们更注重作品的社会性、历史性和知识性。”“古代文人为了让自己的诗得以流传，就写小说，把诗镶嵌进小说；我和他们一样，把拳理镶嵌进小说里，希望它们得以流传。”

 

从日前上映的《师父》里，随处可见这样的知识点，比如“头快不过手”，“习武人经不起力气活”，“逃了就等于死了”。徐皓峰曾说：“我现在写小说写得越来越慢。我写小说的目的不在于把小说写完，而是通过写小说强迫自己多读一些书，多走访一些人。”究竟是写小说为了看书访人，还是看书访人为了写小说，分不清楚也没必要分清楚。面对武侠文化，他尽管有着存亡继绝的勇气和另辟蹊径的打算，一旦付诸文字，却又是那么不急不争。他最近写的一本书是人文社出版的《坐看重围》，以其家学渊源，参详咏春、八卦、形意之拳理精髓，并论及功夫演员的养成、剧本写作和导演思维的误区、武打电影的先天不足、当下电影创作的困境与突围诸多话题，其中绝大部分文字是在拍摄《师父》期间完成的。不管多么忙碌，他都不会搁下笔，“平时得练，哪怕写出来的东西连自己都觉得害羞。人的一辈子，需要做很多无用功。至于出作品，那是极其幸运的事情。”所以，你猜不出那些文字背后，他究竟做了多少“无用”功，同时他又拥抱了一个怎样一个驳杂万象的世界。

 

面对《师父》叫好不叫座的结果，徐皓峰依然表现出“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淡定。数年前，当他一头扎进民国武林而毫无建树时，他最好的大学同学曾认为他遭遇逆境，欲施援手。但徐皓峰不需要任何人来拯救。《逝去的武林》和《道士下山》，就像两袭深巷酒香，分别吸引了王家卫和陈凯歌的嗅觉，同时成就了徐皓峰他自己。如今，《师父》的尴尬也许又将他推到了前途迷茫的境地，至少，在旁人看来该是这样。他说，“人活着，很多时候是不知道自己对错的，只能按照这个惯性往下走。”与其说是惯性，不如说是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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