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13日在京召开。| 均敖军摄

当今世界格局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出现自工业革命以来的第一次全面颓势，经济增长普遍乏力，社会结构遭遇难民冲击，社会思潮领域保守和民族主义泛滥；另一方面，伴随着美国霸权中心的瓦解和盟国体系的重新梳理，地区大国和新兴国家集体崛起，重塑着全球政治地理格局。如何准确把握这一趋势，13日，在北京举行的2019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展开热议。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认为，大变局格局下，全球化推动美国的分化，其动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美国转向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二是全球力量对比的变化和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兴起，让美国越来越担心霸权的衰落，导致在外交上趋于现实主义。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目标就是要从根本上重构对华战略目标，重新分配中美之间的经济利益，进一步巩固美国的霸权地位。

美国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第一是重设美国对华政策的前提，阻止和放慢中国崛起的步伐。第二是重塑对华政策的框架，主要抓手就是经贸关系，从贸易战开始，延伸到技术、金融，再到人文、和社会交流等各个方面。同时，在台湾问题上突破底线和既有框架。第三是重构中美互动方式，特朗普政府认为，同中国的接触政策已经失败，现在要减少同中国的接触和合作，增加对抗性和施压。

对于中美关系的中长期走向，吴心伯表示，短期来看，出现了一些积极迹象，如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中长期而言，并不乐观，因为共和、民主两党之间已经形成基本共识，美国要奉行更加富有竞争性的对华政策，尽可能地延缓甚至阻止中国的崛起。

不过，吴心伯也认为，中美关系仍是一个互动塑造的过程，不是美国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而取决于中美乃至多边的互动。首先是美国能否承受与中国竞争的成本和外交上不合作的代价，其次是要看中方的斗争和妥协力度如何，第三是美国盟友的支持力度，目前来看，美国对华政策基本没有得到盟国支持。

相比中美关系，中欧关系相对稳定，但也存在变数。今年3月，欧盟发表最新的对华政策文件，把中国界定为同时具有4种特性的国家：合作伙伴、谈判伙伴、经济竞争对手和制度性敌手。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宋新宁认为，对华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同时又尽可能地避免直接对抗，已经成为欧盟主要成员国的共识，但具体如何操作，仍未有进一步的结论。欧盟对华政策仍在变化和形成过程中，3月份的欧盟对华政策文件至今仍未得到欧盟理事会的批准，文件对中国的定位，尤其是“制度性敌手”的界定在成员国内仍存在很大的争议。

宋新宁提出，未来，中国应该尽量照顾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的关切，在非核心的利益方面作出一定的让步，避免欧盟在中美冲突中选边站队。同时，进一步加大中欧人文交流和沟通的力度，以打消欧洲对华交流的顾虑和恐惧感。

中俄关系今年亮点颇多，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梳理认为，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政治关系全面提升。今年是中俄建交70周年，高层互访频繁，双边关系升级，签署了《中俄关于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此外，两国在政治关系的各个层次上都得到了拓展，俄罗斯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刚刚访华，中俄战略磋商本月举行。二是经贸合作稳定增长。去年中俄贸易额达到1000亿美元，2024年将达到2000亿美元。中俄东线天然气管线12月开通投产，在石油等产业链一体化合作方面取得进展，在金融、农业、运输和5G等方面深化合作。第三是人文交流日益升温。今年是中俄地方交流合作年的收官之年，明年是中俄交流合作科技创新年，将持续2年。第四是多边合作富有成效。在G20、上合组织、金砖机制等平台，中俄频繁发声，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多边主义、保持全球战略稳定等方面开展合作。

对于中日关系，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表示，今年，中日关系继续朝着改善、发展和合作的方向迈进，特别是6月底大阪G20峰会上中日两国领导人达成共识，中日都进入发展的新时代，共同关切和共同利益增多，两国关系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两国应加强安全领域交流合作，积极推动构建建设性双边安全关系，逐步建立稳固的战略互惠互信。

杨伯江认为，首先，国际大变局将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中日关系改善的动力，中日合作潜力巨大。其次，日本对华政策的调适方向绝非简单地从竞争到合作，一方面，在日本看来，中国崛起构成了日方所谓“日本危机”的源头，另一方面，发展对华合作又是日本摆脱“日本危机”的必由之路，因此日本对华政策的战略定位存在内在矛盾。第三，中日之间的互动实践将呈现合作对话和竞争牵制相互融合的状态。

2019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主办，迄今已连续举办30年，来自中央国家机关、部队、国内高校及研究机构的代表和离退休大使代表共计150余人参会。

作者：敖军

编辑：王卓一

责任编辑：宋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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