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和邓小平（右）

提起“刘邓”，大多数人都知道，这是指刘伯承和邓小平。从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一二九师，到解放战争时期的第二野战军，他们俩一直是一个任师长、司令员，一个任政治委员。因此，人们总是亲切地称呼他俩为刘邓，称呼他们所指挥的军队为刘邓大军。

刘伯承是大军事家，邓小平是大政治家，他们两人联手配合，结下了深厚友情。

邓小平常常对参谋人员说，刘司令员年纪大身体弱，司令部要特别注意哩！有事多找我和参谋长，他是我们的军事家，大事才找他决策。刘伯承则常说，邓政委是我们的好政委，文武双全，我们大家都要尊敬他，都要听政委的。

1942年刘伯承诞辰50周年时，邓小平在《庆祝刘伯承同志五十寿辰》一文中写道：“我同伯承同志认识，是在1931年，那时我们都在江西中央苏区。后来都参加了长征。而我们共事，是在抗战以后。五年来，我们生活在一块，工作在一块。我们之间的感情是很融洽的，工作关系是非常协调的。我们偶然也有争论，但从来没有哪个固执己见，哪个意见比较对，就一致地去做。”

1945年，平汉战役前夕，刘伯承、邓小平住在河北涉县赤岸村，共同运筹、制订、部署平汉战役的作战方案。那时，刘伯承的大儿子已7岁，起名刘太行。邓小平的儿子两岁了，还没起名，因为长得胖，都叫他“胖胖”。

一天，工作之余，刘邓两家来到院子里休息聊天，在逗胖胖玩时，卓琳对邓小平说：“咱们孩子都两岁了，总叫胖胖也不行呀！该给孩子起个名字了！”邓小平想了想，说：“我们也给他起个‘太行’，叫邓太行吧。”

卓琳说：“不行！不能都叫‘太行’呀！司令员，你的儿子占了我们的名字，你得给咱胖胖起个名字！”刘伯承笑着说：“这是政委的事情，与司令员没有关系。”邓小平说：“谁都知道刘邓不分嘛！你就给起个吧！”刘伯承笑眯眯地答应着：“那好！”

刘伯承一边把胖胖叫到跟前，一边让夫人汪荣华把桌子上写的几个字拿出来，说：“我刚才写了朴实方正四个字，这孩子生得正是朴实方正，叫个‘朴方’好不好？”大家听后都异口同声地说：“好！很好！就叫朴方吧！”卓琳拉住胖胖说：“快！快谢谢伯伯。”在一旁玩耍的刘太行看见后，跑上前去，按着胖胖的头向他爸爸行了个礼，引得满院子的人大声笑了起来。从此，邓朴方的名字就叫开了。

后来，次子出生后，邓小平以“质朴”配对，定名为质方。

刘伯承有一张1915年时的照片，但在战乱中丢失了。全国解放以后，刘伯承在重庆一位友人处重新得到了这张珍贵的照片。1950年10月，他把这张照片赠给邓小平，并在照片背面亲笔写下：

一九一六年袁世凯称帝，发生了反袁战争。我在反袁战争中于是年阴历二月十七日在四川丰都县城脑顶受伤，右眼残废。此为前一年所照之相，历今三十六个年头了始获之。置之座右，可博一粲。

刘伯承敬赠

曾在第二野战军担任过新华社分社社长的前线特派员李普说过“在刘邓之间，是难以放进一个‘、’的”。

1986年，刘伯承逝世，邓小平万分悲痛，他亲自率全家参加追悼会，并含悲撰写《悼伯承》一文，以寄托自己的哀思。邓小平写道：“伯承久病，终于不治。我和他长期共事，相知甚深。他的辞世，使我甚为悲痛。”在《悼伯承》一文中，邓小平追述了刘伯承的革命生涯，也表达了他和刘伯承之间的深厚友情：“我认识伯承，是1931年在中央苏区。初次见面，他就给我留下忠厚、诚挚、和蔼的深刻印象。我们一起工作，是1938年在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个师长，一个政治委员，以后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前后共事13年，两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我比他小十多岁，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

呜呼！逝水移川，斯情不再来。

▲本文选摘自《邓小平的平常生活》，武市红著，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作者：武市红
编辑：朱自奋
责任编辑：张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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