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英军投降，香港沦陷。

1941年底香港沦陷后，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人士滞留香港，在此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人毅然决然地扛起了营救重任。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亲自指挥下，香港的地下党组织想尽一切办法，动用各种力量，成功完成了这次被誉为“抗战以来最伟大抢救”的海外行动。

灭顶之灾

1941年12月8日凌晨，沉睡中的香港突然被凄厉的空袭警报声惊醒。紧接着，日本飞机向这座“东方之珠”投下了无数颗炸弹，爆炸声响彻全岛。当天，大批日军越过深圳河，冲向九龙。十几天后，英国总督杨慕琦在港督府扯起白旗宣布投降，香港沦陷。

香港这个战时的“世外桃源”，随着日军炮火骤至已不复存在。聚集于此的数百中国内地文人、学者、作家、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本来是为逃避国民党顽固派的迫害而来此地，如今再次落难，随时面临着日军的蹂躏。

香港战事之前，日军就派遣了大量特务到这里，秘密侦察中国内地人士的活动行踪。日军占领香港后，立即封锁海面和港九陆路通道，禁止任何非日军船只、车辆和人员出入，并在街头张贴布告，限令目标中的人士限期到日军司令部报到，否则格杀勿论，对于屈服者，将送往内地的沦陷区，为营造“大东亚共荣圈”服务；对于那些不屈者，等待他们的只有集中营和死亡。

然而，这批文化名人到港时间都不长，大多无本地亲朋，社会关系单一，加之又是社会名人，很容易在街市中暴露身份。面对生死存亡，他们无可奈何，只好东躲西藏，或者不停地更换住处，要想自行逃离虎口，简直比登天还难。这批中国社会的精英如遭不测，将是中华民族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

特急电报

中共中央十分关注这批民主人士的命运。12月7日，受党中央指示，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两次急电香港工作的负责人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要求他们迅速做好应变准备，设法将聚居在港的这批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人士抢救出来，转往后方安全地带。

▲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

廖承志是革命元勋廖仲恺、何香凝之子，共产党员，时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潘汉年是八路军办事处的中共中央代表，兼中央情报部华南情报局局长；刘少文是中央交通局驻港澳办事处处长。三人肩负着为党开展国际统战联络工作、情报工作和秘密交通工作的重任。

12月8日，在延安的毛泽东亲自给周恩来和廖承志、潘汉年发去电报，指示他们立即组织香港文化人、党的人员和交通情报人员向南洋和东江撤退。

12月9日，周恩来第三次致电廖、潘、刘三人，对大营救的行动路线作出具体指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估计菲律宾将不保，新加坡或可守一时，上海交通已断绝，香港人员的退路只有广州湾、东江和马来亚。”当日，他再次电告廖承志等人：“香港已成死港，如有可能，先至澳门转广州湾，然后集中桂林。”同时询问了撤退安置情况以及同新加坡、菲律宾的联络情况，吩咐派人帮助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等人离开香港。

随着香港战事的发展，党中央和南方局对身陷险境的朋友的命运更为担心。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周恩来多次致电香港，询问营救进展情况，指导工作，直到香港的秘密电台人员撤离，才被迫中断了电报往来。

行动！行动！

接到党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后，廖承志等人立即投入营救行动。在周恩来的首封电报中，点名营救的第一人就是宋庆龄。廖承志在第一时间找到了宋庆龄，劝说并保护她离开住处，在启德机场被日军攻占前几个小时，搭乘最后一班飞机飞离香港，前往重庆。

日军开始进攻九龙后，廖承志派乔冠华、叶以群将住在那里的一部分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人士接到香港，进行了妥善安置。同时，他和刘少文、李少石以及中共南方工委副书记张文彬等人紧急开会，研究制定了营救工作的具体办法。他们一致认为，不论困难和危险多大，都要想尽一切办法，不惜任何代价完成任务。其具体部署是：先设法与困在香港的这批人士取得联系，帮助他们火速转移地址，秘密护送到党领导的港九游击队基地，再转往广东的惠东宝抗日根据地，最后护送他们去大后方。会议决定：由刘少文、梁广、潘柱等留港，担负具体的联络营救工作；东江游击队负责人尹林平，负责从九龙到东江游击区的人员护送和接待工作；廖承志、连贯、乔冠华，迅速经东江游击区前往惠州、老隆、韶关等地，布置地下交通线和联络站点，做好后期的疏散工作。任务布置妥当后，相关人员立即行动起来。

▲秘密大营救负责人廖承志

留港担负营救任务的刘少文，是我党情报和秘密交通工作的领导人，后来曾任南方局情报部部长、中央社会部副部长等职。此时的他，以自己特有的细致和缜密，将营救脱险的各个环节和细节一一考虑到位，包括寻找安全地方作为临时集中地，收集化装用的渔民、难民服装，花重金租用船只作为偷渡工具，接头的时间和暗语，发生意外如何应变等等。为确保安全，他还派潘柱全程预演了一次。由于大多数的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人士此时都已躲藏起来，寻找他们犹如大海捞针。刘少文费了很大周折，才把他们一个个找到，接了出来。

负责探路工作的廖承志等人，由于日军戒严，二十多天无法出港。正当他们万分焦急的时候，1942年元旦传来消息，日军为解决粮食紧缺问题，近期准备疏散大批难民回内地。廖承志等听到消息后，第二天就化装成难民，混出了九龙关卡，随后在港九游击队员的护送下，于1月下旬到达广东韶关。一路上，他们边走边物色地点，开辟出了一条营救文化人士的秘密交通线。

1942年1月5日，大规模的撤离行动正式开始。一部分人走水路，从香港经长洲岛偷渡到澳门或广州湾，再分别从广东境内到达桂林。另一部分人走陆路，从香港偷渡到九龙，再分别经荃湾、青山、元朗或经沙田、大埔、粉岭进入宝安，然后经惠州、老隆到韶关，最后从这里转移到桂林或上海和苏北。不管陆路还是水路，都十分艰难，充满了危险，沿途不但有日伪设立的层层岗哨和关卡，还有海盗和土匪的打劫与侵扰。何香凝、夏衍等人都曾遇险，但是在中共地下党员和游击队员机智英勇的掩护下，均化险为夷。

作为华南情报工作的负责人，潘汉年在香港领导了一批情报人员。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他正在上海活动。香港卷入战火后，他已无法返回香港直接部署这些情报人员的撤退转移及工作安排问题。由于情报工作必须以敌后为重点，他的情报班子不可能像在港的民主人士一样，撤到内地了事。

此时的潘汉年，人在上海，心系香港，他估计到了在港同志的种种困难，于是当机立断，决定借日本人之手解决这一难题。他首先做出将香港的情报力量一分为二的决定，一部分人撤往后方，一部分人转移到上海。在得到中央的批准后，潘汉年直接找到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岩井英一，希望他能够提供帮助。

岩井英一，是日本外务省的情报人员，也是我党的利用对象。1939年9月，潘汉年派袁殊打入汪伪，任伪“兴亚建国运动委员会”主任干事。1940年初，经袁殊牵线，潘汉年以国民党宋子文幕僚身份、化名“胡越明”，同岩井会面。此后，双方协议在香港建立合作关系：由日方出资帮助潘汉年筹办《二十世纪》杂志，以此为掩护，搜集香港和内地情况。潘汉年指定张唯一等负责编写情报交给日方，对交给日方的情报都经过了严格、仔细的斟酌，内容以大后方情况为主，既不能太有价值，泄露党的秘密，损害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也不能没有一点儿价值，让对方不感兴趣，实际上是一种诱饵。这是情报战场上一种特殊的政治斗争和谋略活动，不仅有利于党的情报工作，而且依靠这种合作关系，成功地掩护党在香港的情报机构和情报人员。

岩井对潘汉年的请求果然表示了同意，很快派自己的亲信德田和潘汉年的助手叶文津一同前往香港，找到日本驻香港领事馆寻求帮助。最终，在日本驻港外交人员的帮助下，潘汉年领导的情报人员顺利的从香港撤了出来。

伟大的奇迹

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特别是隐蔽战线和抗日游击队的精心策划组织下，在100多天的时间里，800多名爱国民主人士、进步文化人士、中共地下党员及其家属，得以撤离香港，无一被捕，无一牺牲，全部脱险。

这批人士包括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夏衍、沈志远、章伯钧、彭泽民、张友渔、胡绳、范长江、刘清扬、梁漱溟、千家驹、胡风、金山、蔡楚生、王莹、司徒慧敏、端木蕻良、沙千里、金仲华、廖沫沙、黎澍、黄药眠、高士其、袁水拍、宋之的、于伶、叶浅予、丁聪、羊枣、戈宝权、萨空了、胡蝶、张唯一、恽逸群、陈曼云等。同时，还营救出了一批国民党军政官员及其家属，如国民党驻香港代表陈策少将、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夫人上官贤德等。还有英国赖特上校、京中校等近百名国际友人和英军官兵，这些人直接促成了抗战后期我党和美英盟军的情报合作。

就在这批文化名人脱险后不久，日军特务机关在敌伪报纸上登出了招降启事，点名“请”茅盾、邹韬奋等出来参加“共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活动。可是，他们却一个个神秘地“失踪”了，几个月后又安然无恙地出现在大后方和根据地，令敌人目瞪口呆。

1942年的这次大营救，是以无一损失的全胜完成了任务。这是中共隐蔽斗争史上的一个奇迹。其组织之秘密、周详无以伦比。茅盾先生称它是“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周恩来是这次营救工作的主要领导者，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是主要组织者。这次营救工作充分证明了党的隐蔽战线忠诚于党、勇于担当、冒险犯难的革命精神和过硬的对敌斗争能力。

——摘选自《炎黄春秋》2017年第11期

作者：黄磊
编辑：周怡倩
责任编辑：周怡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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