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曾培

我先后参加过三种工作：教育、新闻、出版。从业时间最长的是出版，2005年6月退休后，仍在出版业发挥“余热”，参与一些活动，诸如审读书稿、出版研讨、职称评定、优秀图书评选、图书资助评审、出版社等级评估，等等，时间相加约四十年，如今我八十岁，是我走过的人生的一半。

做好任何工作，首要条件是要热爱工作，要“爱岗敬业”，对工作有激情。人们谈恋爱，找女朋友或男朋友，一旦激情燃烧了起来，就会全力地去追求，全身心地关怀对方的一颦一笑，就会无私地愿为对方贡献一切。许多科学家所以有伟大的发明，是与他们对科研工作拥有巨大的激情分不开的。牛顿、阿基米德对他们各自科研课题的兴趣已经进入痴迷状态，才能有那么敏感的联想，从日常生活现象中得到启示，发明了万有引力定律和阿基米德定理。有了这种激情，即使在看来是程式化的工农业生产中，也能催生出绚丽的风景。我做过记者，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采访过杨怀远、裔式娟等老劳模，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把热爱人民与热爱本职工作密切地融合在一起，以满腔的激情把平凡的劳动燃烧得特别明亮，也把他们的生命燃烧得特别明亮。

对工作的热爱，是建立在对工作意义的深刻认识上的。社会上的“三百六十行”，都值得去热爱。出版工作作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发扬先进文化、促进生产力发展和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等方面，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功能。出版和新闻一样，有着传播文化的功能，同时，它更有着积累文化的职能。古今中外优秀文化的传递，都依赖出版这一载体。我们今天能方便地欣赏历史上的名著名作，是前代出版工作者与学者、作家一起为我们留下了这些宝贵文化遗产，我们在享前人的福。然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我们今天的出版人，在享前人福的同时，也应为后人造福，努力为我们的后代留下一些文化精品。为此，要求出版人具有强烈的文化意识和高度的责任心。出版物通过市场卖出去才能发生效益，出版人要有商品意识，但出版人本质上是文化人，而不是商人，要注意出版的经济效益，更要钟情出版的文化价值。出版工作是文化人精神追求的一个很好的存在形式，是实现人生价值的一个很好形式，如果忽视这点，只把出版作为一种赚钱的工具，或只把出版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那么，出版人就会在精神上“矮化”，也就焕发不出对出版业的真正激情，也就不会努力去抓具有较高文化品格的精品。近年来图书市场上出版物不少，真正好的出版物却较少，能够流传下去的出版物更少，这一情况亟待改变，否则，出版人是有愧当代同胞和后代子孙的。

出版工作所以会使我们热爱，生发激情，还因为它极富创造性。出版物不是通过流水线成批生产的，而是一本一本出版的，每本书、每本刊物，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命。出版物的生命力，除了体现在质量上外，就是体现在特性上。越是富有个性的出版物，越具有生命力。出版忌亦步亦趋地踏着别人的脚印走路，这就为出版工作者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你有创造力，你在每本书每期刊物中都可以得到体现，这与模式生产完全不同。创造性，是人的一种本质要求。人在创造中，可以得到最大的精神愉悦。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我们创办了《艺术世界》杂志，期望有助于提高读者的审美水平，这样的鉴赏性杂志，是过去所没有的。我们精心编选每一期，崭新的内容受到读者的欢迎，我们也从中享受到创造的喜悦。面对我们编就的每一期新刊物，就如同面对我们的新生婴儿一样开心。正是这种创造的喜悦，激发大家更加热爱出版工作，愿为出版事业的发展鞠躬尽瘁，奋斗不已，推动出版业不断前进。

有人觉得编辑是“为他人作嫁衣”，为作者“抬轿子”，不安于或不屑于出版工作。我多年作为“抬轿人”，“为他人作嫁衣”，自有不少甘苦，但我并无那种“苦恨年年压金线”的怨艾情绪，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行当，一种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对“坐花轿”的作者来说，编辑虽然处于一种配角的地位，但就自己的岗位来说，也都是可以创造辉煌的主角。何况，“抬轿人”和“坐轿人”的关系也并非绝对的，是会转换的。在这件事情上是“抬轿人”，在那件事情上也可能成为“坐轿人”。我的《半生出版岁月》，被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编辑出版，他们就为我作了“嫁衣”，我这个“抬轿人”，在这里也就变成了“坐轿人”。由“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观之，社会上的各行各业，我们每个人，都既是“抬轿人”，又是“坐轿人”，所谓“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是也。我的出版岁月，是与书相伴的岁月，读书、编书、印书、卖书，也买书、写书、评书。诗云：“蹉跎莫遣韶光老，人生惟有读书好。”读书的人生，是美好的人生；为书而生的出版业，是美好的职业。尽管岁月不居“韶光老”，为文化浸润和充满创意的出版人生，则是没有“蹉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