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还原》

杨义 著

中华书局出版

■孙少华

儒者治经，是根本的功夫，但门径各异。魏晋南北朝的多数儒者，在治经学时，对经部以外的典籍并不甚关注。先秦诸子却是另一种学风，即对于世传典籍与九流十家之学，竞相征引，广为传诵。正为此故，先秦诸子著作出现了大量同中有异的材料，究竟哪一种说法更准确，更接近事实真相，一直是后世研究者感到困惑的事情。从训诂学上来说，研究者可能纠缠于个别文字的差异；但从义理学角度而言，这些问题会对研究者如何理解、阐释诸子学说造成很大困难。因此如何以卓异的识断力破解疑惑，成了经学、诸子学的一个关键问题。

杨义先生的系列诸子还原著作，在解疑破惑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和阐发。尤其是最近出版的《论语还原》（中华书局2015年3月出版）一书，煌煌百万言，不仅在文献整理、考辨方面具有独到之处，而且从理论上总结、概括了“诸子还原”的方法、路径和必要性。可以说，这是一部在“诸子还原”方面具有重要探索的专著，对于新时期子学研究如何实现打通古今、如何摆脱单一的文献研究进入深刻的义理层面，提供了新思路。有资深教授称之为“经学、诸子学研究上的里程碑式著作”，信不诬也。

该书主要有四个特色：第一，建立“还原”理论的基本框架。根据杨义先生《论语还原》的解释，“诸子还原”至少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对经典文本的原始追问；二、对诸子生命的深刻还原。在此二者基础上的“还原理论”的建树，即将“返本还原”作为现代学术研究“创新力”的综合表现。这当然是一种“历史还原”法的学术研究，即尽可能将经典文本存在的一些“疑案”，放在它们所处时代的历史背景或历史现场中加以合理的解释。第二，从广阔的社会视境对人们的社会交往和历史活动、社会文化生态，进行旁征博引的材料贯通与历史事件的同情之理解。例如对《论语》不记孔子问礼于老子事，作出政治学的分析，对“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进行历史编年学的认定，都是此类方法的应用。第三，借助新的科技手段进行传统文献考证，取得了创新性研究结论。例如，运用现代天文学知识和虚拟天文馆的推算，在纵横坐标上确定老子和孔子会面的时间在公元前511年。第四，最重要的是，以文献资料为手段，进行诸子思想、理论层面的“缀合碎片”、折中百家的综合性研究。这主要体现在对孔子及其门弟子的经学思想的分析与概括。例如，在《论语还原》“外编”部分，我们看到对曾子学派与《孝经》、与《礼记》，七十子后学与《大戴礼记》、子思学派与子游及子夏学说、子夏学派与《易》《春秋》之学的关系、竹书《孔子诗论》与战国诗学问题，诸如此类的问题，既有学术史的贯通梳理，也有诸子学术脉络的缜密考究。无论是从研究的深度还是广度上，本书无疑都显得非常厚重。而在文献考订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也无疑具有突破性和可信度，以及提出许多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中国古典文学如何创新发展，才能创立属于新世纪的文学研究范式，从而实现推陈出新的学术目的，是每一个研究者都在思考的问题。杨义先生《论语还原》的本质，其实就在于从发生学、古典学出发，力图发现一部“活的《论语》”，而不是满足于材料堆砌与繁琐考证。宋人云：“半部《论语》治天下。”这说的其实是《论语》的现实功能。纵观二十世纪的诸子学研究，文献整理已经汗牛充栋，新材料、新史料的搜寻与出版也层出不穷，但深入文本的学术研究，尤其是具有个人识见、敢于结合文本深层意义与现实价值下识断者，寥寥无几。这不符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要求。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学术著作，能够如《论语还原》一样，在避免空疏之谈基础上，文献、义理兼顾，推进诸子学、古典学研究的新进展。我们也希望有更多年轻学者，能够学习杨义先生披荆斩棘的学术精神，为新时代的古代文学研究探索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