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在武汉市第三医院光谷分院正式开展工作的第五天，脱下防护服的那一刻，58岁的王雄彪已相当疲累——早上7点到医院，高负荷工作至少12小时，这名即将退休的医疗“老兵”每天都面临着体力与精力的双重考验。他有些抱歉地对记者说，能不能一小时后再采访，他想眯一会儿。可没过多久，他就发来讯息：“现在聊吧，太累反而一时半会儿睡不着。”

按照原定计划，王雄彪此时应该在上海。这名曾在瑞典皇家医学院做过博士后研究的“老牌”学霸双博士，论文最高影响因子达7.219分，还获得过2项发明专利，现在是普陀区中心医院呼吸科主任，擅长肺结节、肺癌和呼吸疑难疾病的诊治。疫情发生后，他作为普陀区专家组成员，主动取消了回家探亲的计划，一直守在临床第一线。

1月，上海组织了援鄂医疗队。第二批名单确定后，王雄彪科室里的罗旭明医生找到医院领导“告状”：“王主任在没有和我商量的情况下，把我的名字换成了他的名字，恳求领导重新考虑！”原来，当医疗队名单交给科室主任确认签字时，王雄彪衡量了工作安排、家庭情况等各方面因素后，决定换下其他医生，自己前往。“当然应该我去！”王雄彪说，“我从医30多年，呼吸科临床经验更丰富。而且他们家的孩子还小，还是我去最适合。”于是，王雄彪“利用职务之便”自己去了最前线。

在武汉三院，王雄彪主要负责两个楼面普通病房的患者，大约70多人。说是普通病房，但其中约一半病患都是重症肺炎，而医护与患者的比例却又有限。“在不可能有护工、有陪床家属的情况下，我们普通病房的医护人员同样经受着非常重的考验。”作为这里的总负责，王雄彪不仅要熟悉每个人的病情，还要为这里的危重患者制订诊疗方案。

“这两天，病房里大约三分之一的患者已经退烧了。”王雄彪说，按照国家标准，如果他们能顺利通过两次核酸测试，就能出院了。令他欣慰的是，这里大部分病人经过医疗队的抢救治疗，病情都有所好转，尤其是年轻的、抵抗力好一点的病人，“这两天查房时，可以看到喜悦的笑脸了。让他们看到生的希望，不就是我们在这里的意义么？”

根据收治时间，王雄彪判断，很多病人可能是在春节前后被感染的。说到这里，他的语气有些凝重：“我们对于新冠肺炎还有太多未知，发病源头、传播方式、传播途径……这些都因为越来越多病例的出现，不断推翻之前的结论。”在他看来，可能有粪-口传播，而且由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潜伏期可长可短，传染力强，绝不能掉以轻心。比如在一些现在发病率并不高的地区，尤其是人口流动大的城市，有些人看上去好好的，但有可能是在潜伏期，接触了也会有潜在风险，“大家千万不能因为身边病例数看起来不多，就有侥幸心理。越是在这样的地方，反而越要高度重视这种‘看不见的危险’，注意防范！”

王雄彪同样认为，减少人员流动、减少人员接触，包括推迟复工、开学等，是阻止疫情进一步发展的最主要手段，“尽管这样做有很大的压力乃至损失，但目前没有更好更有效的手段了”。

作者：单颖文

编辑：唐玮婕

责任编辑：戎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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