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长达一年的等待，东京奥运会终于姗姗来迟。这是自1940年东京奥运会和1944年伦敦奥运会因二战取消以来，奥运会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等待；而在空间上，本以“情同与共（United by Emotion）”为口号的东京奥运会，却被无形的“防疫泡沫”所隔离。

自7月1日东京奥组委对外公布奥运关系人新冠检测阳性病例以来，已有106名奥运相关人士确诊；7月23日公布的前一日阳性病例达19人，创造了单日新高。在106例阳性中，运动员11名、媒体记者8人、奥运参与者（包括各代表团运动员以外成员、体育组织成员等）32人；阳性病例中50例来自海外。“就像一场惊心动魄的电影，这只是一个开场场景，”《科学美国人》杂志评论道，对于一个疫苗接种率偏低的国家而言，奥运会是潜在的本地超级传播事件，而且很可能演变为全球性超级传播事件。

无论是日本民众还是传染病学专家，都对东京奥运会的防疫问题有所质疑。日本从今年2月才开始疫苗接种工作，近1.26亿总人口中只有22%完成了接种。而东京都政府7月2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最近七天日均新增确诊病例升至1373.4人，为前一周的155.7%。更具挑战性的是，包括来自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1000多名运动员在内，将有超过6万名奥运会关系者从海外入境日本，而且大部分将在东京聚集。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截至7月15日，由前日本律师联合会主席宇都宫健儿发起的一项名为“停办东京奥运会”的联名请愿活动，已在日本各地征集到超过45万个签名。《朝日新闻》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日本民众反对奥运会的情绪在今年5月达到顶峰，当时只有14%受访者表示希望奥运会按计划举行。此外，日本医护人员也不太愿意配合奥运工作。为了避免给东京医疗保健系统带来额外负担，国际奥委会曾要求200名东京医生和500名护士为奥运场馆工作，但一个代表10万名日本医生的组织表示，这“几乎不可能”，因为东京只有不到30%的医护人员接种了疫苗。

在一片质疑声中，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21日在东京召开的国际奥委会全体会议上表示，“生活中没有零风险的事情，只有更多或更少的风险”，东京奥运会成功举行的标志不是“零感染”，而是每一位感染者都能被发现、隔离、追踪和治疗，并防止进一步蔓延。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也表示，奥运会应该继续进行，“给未来带去希望”。

尽管巴赫反复强调东京奥运会是“有史以来准备最充分的一届奥运会”，但美联社评论认为，繁琐的防疫措施也可能使它成为“最无趣的奥运会”——它对运动员不友好，对观众不友好，对当地民众不友好。

长达70页的防疫手册规定，运动员除了每天接受新冠检测和严格的行动限制以外，还有许多事情“不能做”，比如禁止与班车司机交谈，禁止在电梯里说话，禁止在比赛现场欢呼唱歌等。若运动员违反规定，他们可能面临罚款、取消比赛资格、剥夺成绩，甚至被驱逐出境。

严格的防疫措施还包括禁酒。东京奥组委于上月决定，奥运会场馆内不出售酒精饮料，并禁止在场馆内饮酒。那些想要“喝一杯”的运动员可能只能在房间里独酌了，买酒可以通过外卖——因为担心运动员在奥运村食堂聚集，东京奥组委在国际奥委会的建议下允许运动员们使用个别手机软件订购外卖食品，而奥组委无权也无能力检查每一件外卖，因此选手们可以通过网购买入烈性酒。

此外，个别比赛项目还有一些奇葩规定，给运动员平添了不少难度。比如在乒乓球比赛中，最新防疫规定，禁止运动员用手或毛巾接触球台，也禁止吹球。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席刘国梁近日受访时表示，防疫新规让本次奥运会备战“极其艰难”。

体育迷们不仅无法亲临现场，看转播时也少了很多看点：运动员赛前赛后的握手互动将被禁止；颁奖仪式上，获奖者必须戴着口罩自取奖牌，也不会按惯例拍摄合影。

对于第四次进入新冠疫情紧急状态的东京民众而言，奥运会应有的节日气氛早已被严格的防疫措施冲淡。尽管东京奥组委计划将参赛人员与当地民众隔离开来，让1.8万名运动员和官员入住晴海奥运村，但事实情况并不好——在多个奥运代表团入境时都遇到了大量粉丝在现场欢迎；部分在东京以外赛区参赛的代表队都不得不与普通住客共用宾馆公共设施；尽管大部分比赛空场举行，但奥组委做不到让民众靠近场馆和奥运村。东京公共卫生专家涩谷健司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很明显，‘安全气泡’有些破裂，来宾和当地民众看起来存在交集”。

《时代》周刊评论认为，在这次“摊牌”中，公众焦虑与经济压力、政治力量发生冲突，而日本政府当然倾向于经济和政治利益。据报道，东京奥运会的官方成本为154亿美元，但实际成本可能是其两倍以上。“（日本政府）就像是一个已经输太多的赌徒，”东京上智大学政治学中野浩一表示，“现在取消比赛，只能证实这届奥运会损失惨重；但继续下去，仍可以抱着时来运转的希望，把成本全部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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