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主讲者俞吾金旁征博引，唤起人们对当代意识建构的迫切性。

　　

　              　②浦东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社联兼职副主席冯俊担任主持和点评。

　　

　　                ③听到精彩处，有的听众拍手，有的听众还在疑虑思考。

　　

　　④现场播放录音采访，当年撰写复旦校园“改革与哲学使命”演讲的文汇报记者郑重回忆当年3108教室窗台、走廊全是听讲学生。最后一讲是俞吾金主讲。

　　

　　这个时代显得过于平庸，也许我们应该多了解哲学，站在一定的思想高度上来观察问题和思考问题。我今天的讲座的主题是“历史主义与当代意识”，主要包含以下四大问题：历史反思的现实意义、历史研究的基本概念、历史主义的表现形式、确立自觉的当代意识。

　　

　　4月26日，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文汇报社联合主办、上海东方青年学社协办的“东方讲坛·文汇讲堂-哲学与我们的时代”演讲季第五期开讲。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俞吾金作了《历史主义与当代意识》的演讲。1984年年底，还是研究生的俞吾金和硕博同学一起在复旦3108教室做了15讲的“改革与哲学使命”演讲。文汇报社向嘉宾赠送了30年前和本次哲学演讲季的报道版面。在深化改革的元年，这份礼物激起在场300多名听众的更多使命感和参与感。优质的现场提问和微信提问均获得上海话剧中心的话剧票和签名书。部分网络报名者随机获赠蜘蛛网电影兑换券。

　　

　　摄影 袁婧

　　

　　讲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哲学史上的一件有趣的轶事。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曾经说过：如果指北针有自我意识，它一定会认为，让它的指针固定地指向北方，是它自由的确证。黑格尔驳斥了莱布尼茨：不，如果指北针有自我意识，它一定会认为，让它的指针固定地指向北方，乃是对它的自由的一种约束。今天，我们或许可以站在更高的境界上来表明我们的立场：如果指北针有自我意识，它一定会起来反抗人类的统治，反对人类把它仅仅理解为一个工具，而它要求的则是自己的整全的自由和独立性。

　　

　　正如历史学家陈寅恪早已意识到的，哲学和史学所追求的，乃是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

　　

　　确立起我们的历史哲学理论

　　

　　人们通常把历史理解为过去发生过的事情，为何要把过去的老账翻出来加以反思呢?在我看来，以这样的方式去理解历史，本身就是错误的。乍看起来，历史确实是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事情的总和，但是对于当代人来说，研究过去，却是为了以更合理的方式去面对今天和未来。也就是说，从外观上看，历史是面向过去的，但从本质上看，历史却是面向未来的。实际上，今天和未来也都是过去发展的结果。我们之所以需要自觉地对历史进行反思，主要基于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但对历史的看法，容易在厚古薄今的历史偶像主义和诟病传统的历史虚无主义中滑动，中国人惯有的历史理性使得我们仍然注重历史经验而不能上升到历史哲学理论

　　

　　首先，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但中国人却缺乏成熟的历史意识，所以迄今为止，中国人的历史意识还是不成熟的，始终在两个极端之间摆动：

　　

　　一个极端是历史虚无主义，即全面地怀疑乃至否定历史的价值和意义。在五四前后，中国的激进知识分子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吴稚辉主张把线装书扔进厕所里，钱玄同倡导汉字拉丁化，鲁迅在《狂人日记》中表示，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看下去只有“吃人”两个字，尽管这一见解蕴含着对传统礼教的深刻批判，但全部传统文化能否归结为这两个字?“文革”也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典型表现，所谓“破除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更是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标志。

　　

　　另一个极端则是历史偶像主义，认为什么都是过去的好，今不如昔，厚古薄今。有的专家主张复兴国学，建立儒家文化特区，在儿童教育中开展读经活动;也有的学校把能否背诵儒家经典《大学》作为大学生能否毕业的必要条件;天安门广场上也树起了孔子的塑像，全国各地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祭孔仪式，孔子重新恢复了其至高无上的地位。于是，当代中国人的历史观念又滑向另一个极端。

　　

　　事实上，只要中国人还没有认真地回过头来反思并检讨自己的历史意识，这一意识就会周而复始地在两个极端之间摆动。这使我想起了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在其获诺贝尔奖的小说《日瓦戈医生》中描述的一个场景：小孩把积木搭起来，再拆掉，再搭起来再拆掉，不断地重复。就像历史上人们创建了一座城市，两个世纪后这座城市却毁于战火;三个世纪后它又被重建，本世纪可能又毁于战火。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就像小孩搭积木和拆积木的游戏。人们常常指责“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蠢汉，难道历史不正是这样的蠢汉吗?它总是不断地摧毁着自己建造起来的东西。我们确实应该通过反思，让历史摆脱这类周期性的摆动。

　　

　　其次，中国有二十五史，却缺乏成熟的历史哲学理论。从司马迁以来，中国出过很多有才华的史学家，撰写了很多总结历史经验的史学著作，但都因缺乏理论含量，而无法上升到历史哲学的高度，至多达到“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类经验性的粗糙结论而已。犹如中国有《十三经注疏》，却没有建立自己的诠释学--关于理解和解释的系统的哲学理论。

　　

　　中国人的理性乃是经验理性，只要认为自己的经验能够应付周围的环境，也就满足了。而经验中分量最重的则是历史经验，所以中国人也很重视历史。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的理性也可以被称为历史理性。即便如此，这种理性仍然没有上升为历史哲学理论。邓小平曾提出“摸着石子过河”，在改革开放初期很有借鉴意义。但在历经了30年的实践后，能否上升至理论高度呢?这个说法要得以成立，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必须在河里，二是这条河必须很浅，可以摸到河水中的石子。然而，中国有13亿人口，现代化又是一个复杂工程，不像一条很浅的河流，倒像500多米深的汪洋大海，根本摸不到任何石子。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渡海?这就需要哲学思维，需要顶层设计。所以，从总体上看，我们仍然注重历史经验而忽视历史哲学理论。

　　

　　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理论、以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为代表的“形态学的史学理论”，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等，对重新认识历史从哲学高度上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第三，中国人主观上想“重写历史”(rewriting history)，但客观上只能“重复历史”(repeating history)，因为我们对历史缺乏哲学上的反思，缺乏理论上的见解。就像郭沫若这样的史学大家，他对中国社会的理解始终没有摆脱马克思在分析欧洲社会时提出的五种社会形态：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因为思维方式没有根本性的突破，所以不可能形成新的史学理论。实际上，按照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中国历史上既没有存在过罗马意义上的奴隶社会，也没有存在过欧洲中世纪意义上的封建社会。在这个意义上，许多学者热衷于谈论的“反对封建主义”，充其量不过是堂吉诃德与风车作战罢了。

　　

　　我对中国传统社会性质的判定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地域性的农村公社为基础的宗法等级制社会。由此可见，要真正地重写中国的历史，就必须深入地反思自己的历史观念，突破传统史学的理论框架。而在这方面，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理论、以德国的斯宾格勒和英国的汤因比为代表的“形态学的史学理论”，也包括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等，都为我们从哲学高度上重新认识历史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最后，中国人大多是在外观上、形式上注重历史，但在内涵上、实质上却忽视历史，很少从历史中吸取思想上的灵感。尤其是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和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中，特别需要用批判的眼光反思并借鉴各种原创性的史学理论，从而使中国的发展少走弯路。然而，对历史和历史观念的真正反思仍然处于十分粗浅的阶段上。比如，有的学者提出了“回到马克思”的口号。从一方面看，这不过是一个模仿性的口号，因为前人早已提过诸如“回到康德”、“回到黑格尔”这类口号了。从另一方面看，即从诠释学的观念看，当代人是无法退回到历史中去的，因为当代人理解的过去只是“当代意义上的过去”，纯粹的过去是回不去的。此外，研究马克思也不是为了修复历史上的马克思的蜡像，仿佛受“考古癖”的影响，只是想“回到”马克思那里去。实际上，研究者的思想过程正好相反，其真实动机是通过对马克思学说的当代意义的阐释，把马克思拉到今天来，为当代人正打算做的事情辩护。在这个意义上，充分体现当代意识的口号应该是“马克思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它要表明的意思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仍然没有超越马克思，换言之，马克思的思想没有过时，它仍然适合于担任我们这个时代的指导思想。

　　

　　总之，人们以随波逐流的方式处于历史中与他们对历史采取自觉的反思意识，可以说完全是两码事。打个比方，就像一个人住在三楼，他天天要上、下楼梯，而且他已经在楼梯上走了30年了。如果有人问他：从底楼到你家门口的楼梯一共有多少档?他可能和大多数人一样，回答不出来，因为他从未去数过楼梯的档数。然而，如果他想了解楼梯的档数，只要花1分钟，数一次就知道了。这就深刻地启示我们，无意识的、未经反思的实践活动，哪怕连续了30年，甚至2000年，也等于零。反之，带着反思意识的实践活动，哪怕是短暂的，也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和意义。我只是告诉大家：一个民族拥有自己悠久的历史并不等于它同时拥有自觉的、深刻的历史意识。历史意识是通过艰苦的反思而确立起来的。费孝通之所以提出“文化自觉”的口号，就是要表明：一个人生活在某种文化中，并不等于他对这种文化的得失有自觉的反思意识，而文化自觉所倡导的正是这样的反思意识。

　　

　　分析哲学对历史研究的启示

　　

　　从哲学上看，中国人比较重视欧洲大陆哲学，而相对忽视英美分析哲学。尽管英美分析哲学的哲学观不一定是可取的，但它所倡导的分析的方法对当代史学研究来说，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舍此，中国的史学研究似乎很难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实质性的对话和交流。

　　

　　修昔底德参与战争并写下了《伯罗奔尼撒战役》，受到很高赞誉，但也有人指责其不符合历史事实，因此，这里涉及到历史和历史学、历史事实和历史资料的关系，需要我们加以辨析

　　

　　第一组概念是历史和历史学。英文中的history在中文中既可译为“历史”，又可译为“历史学”。然而，历史与历史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如果说，历史是“被历史学家理解并加以叙述的对象”，那么，历史学则是“历史学家对对象的理解和叙述”。有鉴于此，海德格尔把历史称作Geschichte(指实际上发生的事情)，而把历史学称作Historie(指历史学家对实际上发生的事情的理解和叙述)。由此可见，不把历史和历史学这两个基本概念严格地区分开来，任何真正的历史研究活动都是无法展开的。

　　

　　第二组概念是历史事实和历史资料。任何一个历史学家在叙述某个历史事件时，总会挑选出一些事实作为历史事实。换言之，历史事实与非历史事实的界线究竟在哪里?一般说来，历史学家倾向于把历史事件演化中起实质性作用或转向作用的事实命名为历史事实。

　　

　　然而，一个历史事件的演化会受到各种错综复杂的原因的影响，有的原因和线索是明的，也有的则是暗的，是历史学家所观察不到的，就像雷达有自己的盲区一样。在这样的情形下，历史学家就可能对某些事实是否称得上历史事实做出错误的判断。在历史研究中，这类错误屡见不鲜，因为历史学家并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他们的观察和思考的准确性也是有限度的。比如，修昔底德本人就是伯罗奔尼撒战役中希腊方面的一位将军，他既亲历了这场战争，又作为杰出的历史学家，撰写了历史著作《伯罗奔尼撒战役》。后人对这部著作的评价很高，但也批评他由于对雅典政治家克莱昂的厌恶而对当时的政治史做出了不符合事实的叙述。

　　

　　实际上，越往古代追溯，历史学家亲历历史事件的可能性就越小，因而在通常的情况下，历史学家是借助于历史资料进行自己的研究活动的。然而，在长时间的流传过程

　　

　　中，历史资料的可靠性进一步降低了。这里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或者是历史事件的当事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故意隐瞒了某些重要的事实;或者是后人以假乱真，蓄意篡改乃至伪造某些历史资料;或者是文献资料在传抄中发生了谬误;或者是官方历史学家按照王朝的利益曲解了历史资料，从而以讹传讹。这就表明，不对历史资料进行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梳理，根本不可能对真实发生的历史做出合理的描述。

　　

　　历史研究中，主观性和客观性是相对而言的。客观性都是基于每人“坐井观天”式的视角。称其比较客观，只能说是一大批历史学家的看法比较接近，不表明它超越了任何主观性

　　

　　第三组概念是客观性和理论视角。在通常的情况下，历史学家都崇拜客观性，认为客观性就是撇开任何主观性的结果。从哲学上看，这种见解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正如上是相对于下、大是相对小来说一样，“客观的”(objective)也是相对于“主观的”(subjective)来说的。可见，没有主观的方面作为背景，根本就不可能有客观的方面。事实上，人们越强调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就越表明，这种客观性往往奠基于历史学家的主观性。人们经常批评某个人“坐井观天”，在我看来，坐井观天乃是每个历史学家的普遍命运。差别不在于是否坐在井中，而在于坐的井的大小和位置。这里所说的“井”，用尼采和海德格尔的语言来表示，就是“视角”(perspective)。也就是说，每个历史学家都是带着自己的理论视角去观察历史事件、探索历史活动的意义的。可见，客观性只是表明，许多历史学家观察、思考同一个历史事件的理论视角是一致的或接近的，而绝不表明它是对任何主观性的超越。

　　

　　

　　

　　“历史主义”的三个误区

　　

　　“历史主义”(historicism)这个概念来自德国学者普兰陀，它以厚古薄今的态度赋予历史以无限的重要性。拥有历史主义观念的人通常把历史视为崇拜的对象，他们常常挂在嘴上的口号是“不懂得过去就不能理解现在。”事实上，当代人是不可能完全回到过去的，至多只能回到当代人所理解的过去。在我看来，历史主义主要有以下三种表现形式：

　　

　　历史主义崇尚历史，认为研究历史能解决当下困难，他们的口号是“不懂得过去就不能理解现在”。但当代人不可能懂得纯粹的过去，他只能回到当代人所理解的过去

　　

　　其一，对历史起点的崇拜。中国人具有强烈的崇古(包括崇拜祖先)意识，这种意识反映在学术研究，包括历史研究中，显现出他们感兴趣的不是问题本身，而是问题的起源和演化的历史。诚然，在一定的范围内关注问题的起源和演化的历史是必要的，但如果夸大到只关注问题的起点和历史，而不分析并探索问题本身的结构和实质，甚至完全用前者取代后者，那就显得很可笑了。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即使撰写理论性著作，其篇幅的绝大部分也会消耗在对理论问题的起点和历史的回顾上。如果去掉了这个部分，就像堂吉诃德失去了洛西南特，大概只能站在原地打转了。

　　

　　其二，对历史泡沫的迷恋。这里所说的“历史的泡沫”主要是指那些在历史剧、历史小说和关于历史的讲座中能够增加票房价值的元素，如政治斗争中的机巧权术、宫闱秘闻、英雄救美、性和暴力等。在这些演绎历史的文艺作品中，历史事件本身反倒无足轻重了，而触目可见的都是这些历史的泡沫。于是，在“戏说”、“水煮”、“笑谈”等表达方式中，历史失去了它应有的凝重和庄严，蜕变成一堆美丽的垃圾。

　　

　　其三，对历史实事的回避。正如我在前面已指出的，历史是面向未来的，对于那些能为我们的未来提供重大教训和启示的历史实事，如“大跃进”、“文革”等，我们却千方百计地加以回避。其实，回避历史实事并不等于已经从它们中吸取了教训，反而表明，由于未经深切地反省，它们今后还会不断地重演。为什么哈佛大学的核心课程中有《文化大革命》，而我们的大学里却开不出相应的课程?这是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反思的。

　　

　　

　　

　　理解现在，才能深刻地阐释过去

　　

　　当代意识是将自身置于现实生活中深入反思，核心是要把握核心的客观价值关系。提倡“不懂得现在就无法理解过去”。马克思所说“人体解剖对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是典例

　　

　　当代意识是指当代人通过对自己置身于其中的现实生活的深入反思，把握了与当代现实生活本质相切合的客观的价值关系，并自觉地把这样的价值关系作为立场和出发点运用到全部历史研究活动中去。当代意识并不是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的。作为反思意识，它是在深入探索当代现实生活的本质的基础上得以形成的。一个历史学家即使每天都在接触有关当代的资料和观念，也不等于他拥有了当代意识。

　　

　　那么，当代意识所要把握的“与当代现实生活本质相切合的客观价值关系”究竟是什么?我们知道，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正在追求现代化。这一实事正是当代现实生活的本质，与这一本质相切合的客观价值关系则是：珍惜生命、尊重人格、追求自由、倡导民主、维护平等、强调公正、弘扬科学精神等。当一个电视剧或电影的编导自觉地从这一客观价值关系出发去选取相应的历史题材时，才可以说，他是真正具有当代意识的。

　　

　　当代意识的口号是“不理解现在就不能懂得过去”，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则是“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也就是说，我们只有理解了事物发展的更高的阶段“现在”，才能回过头去更深刻地理解“过去”，并为了“未来”而以更合理的方式去阐释过去。

　　

　　用现代人眼光看人类原始婚姻的杂乱状态，这是“无差别论”;用历史人物最后发展阶段作目的描述其起始阶段，这是“分析目的论”，都是我们要避免的

　　

　　在充分肯定当代意识在历史研究中的基础作用的前提下，我们应该竭力避免以下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无差别论”(theoryof non-difference)，即抹杀当代与以往时代之间的时间差距，把今人与古人的观念简单地等同起来。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当恩格斯谈到人类原始婚姻的杂乱状态时，曾严厉地批评人类学家巴霍芬把这种状态称作“淫婚”或“卖淫”的错误观点。恩格斯指出：“只要还戴着妓院眼镜去观察原始状态，便永远不可能对它有任何理解。”同样地，马克思在1882年春季所写的一封信中，以最强烈的措词，批评瓦格纳的《尼贝龙根》歌词中比比皆是的对原始时代的曲解。歌词中说：“谁曾听说哥哥抱着妹妹做新娘?”马克思对此回答道：“在原始时代，姐妹曾经是妻子，而这是合乎道德的。”总之，我们强调的是当代意识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但坚决反对任何把当代观念与历史上的观念简单等同起来的错误做法。

　　

　　另一种错误的倾向是“分析目的论”(analytic teleology)，即人们常常把历史人物或历史事实的最后发展阶段作为预悬的目的去描述其起始阶段和发展阶段。

　　

　　比如，法国学者维克多·法里昂斯在《海德格尔与纳粹》(1989)一书中把海德格尔青少年时期的一举一动也叙述得像一个纳粹，从而把海德格尔成年时加入纳粹的事件作为叙述时预悬的目的而泛化到他的整个生活中去了。同样地，由于刘邦、朱元璋后来成了皇帝，中国的传记作者也把他们的童年写成一举手一投足都有皇帝的模样，甚至在出生时就有帝王之相，房间里充满了紫光等。所有这些都是分析目的论的典型表现形式，是应该在历史研究中加以避免的。

　　

　　总之，应该确立自觉的当代意识;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只有理解现在，才能懂得过去，而这个使史学家获得真正的思想自由的启示正是哲学所提供的。

　　

　　听众提问

　　

　　历史教科书要读，但带上批判意识

　　

　　上海大学学生：您是否认为历史教科书上的知识不能够真正的去把握历史?

　　

　　俞吾金：对历史教科书上的知识要做具体的分析，我只是希望大家在阅读历史教科书时，确立一种批判意识，不要见到什么就相信什么。比如，从审美的观点看，西湖十景中的“雷峰夕照”是很美的，但雷峰塔倒塌之后，鲁迅曾经写过两篇文章《论雷锋塔的倒掉》和《再论雷锋塔的倒掉》。他小时候听祖母讲许仙与白蛇娘娘的故事，法海和尚多事，不但拆散了他们，还把白蛇娘娘镇压在雷峰塔下。现在雷峰塔倒塌了，鲁迅为之而高兴。因为在他眼中，雷峰塔作为传统礼教的化身，不但不是美的，反而是丑的。对于一个不知雷峰塔历史文化内涵的旅游者来说，也许会觉得它是美的，然而，在鲁迅的审美意识中却包含着深刻的批评意识。同样地，法国的巴士底狱作为建筑物或许也是美的，但它囚禁过许多追求自由和民主的知识分子，因而凡具有批评意识的美学家都不会把它作为审美的对象来谈论。扩而言之，我们在历史研究中亟待确立的，也正是这种独立不倚的批评意识。

　　

　　

　　

　　“轴心时代”是流动的，决不可固定在某个时段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生：我们应该怎样看待我们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怎样警惕历史主义可能导致的错误?

　　

　　俞吾金：当代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阐释都深受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理论的影响。按照这种理论，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前二世纪，在希腊、中国、印度出现了一批伟大的思想家，各自建立了文化范式，而以后时代文化的发展都处于轴心时代的决定性影响下。其实，轴心时代的理论正是历史主义的典型表现形式。如果把当代理解为从今天往后回溯80年，那么忽略少数长寿的人，大致可以说，在所有的世代中，唯一活着的就是当代人了。在我看来，轴心时代只能指当代，决不可能被固定在公元前八到公元前二世纪这个时段里。当然，“当代”是一个流动性的概念，我们这个时代也会被更年轻的时代所取代。尽管已死先辈们的传统纠缠着当代人的思想，但归根到底，正是活着的当代人决定着对传统文化的取舍。比如，决定着孔子思想的价值和历史地位的升降。所以，克罗齐指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样，又回到讲座的主题上来了，只有确立自觉的当代意识，并从当代客观的价值关系出发去重新审视历史，才能避免历史主义的错误，并对传统文化做出合理的阐释。

　　

　　文化就像空气一样，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起作用

　　

　　上师大哲学系学生：俞老师刚才谈到了人对历史的崇拜，能否谈谈人们对历史的信仰与历史、文化的发展关系。

　　

　　俞吾金：复旦历史系已故教授朱维铮区分了以下两个概念：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前者既包括文化中活的东西，也包括死的东西;后者则专指文化中活着的、延伸到今天的东西。在我看来，德语中的Herkommen也可以解释 “传统”，而Herkommen就有kommen hier(来到这里)的含义，表明传统一直可以延续到今天。也就是说，“文化传统”才是我们在历史研究中真正需要加以把握的核心的东西，但历史主义却会使我们盲目地停留在“传统文化”上，像松鼠一样，不断地向历史的起点奔跑，看不清历史的本质和文化的传统之所在。所以，叔本华说，历史主义就是拿出一套空碗碟请人吃饭。司马迁曾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就是对历史本质和人的本质的深刻认识，犹如所罗门国王所说的：“太阳底下无新事”，无需再以历史主义的方式去查考各个时代的人是如何在利益的支配下行动的。

　　

　　至于信仰，在我看来，对应于英语中的faith，主要指宗教信仰，它是排除理性的，而belief作为信念可以包含理性，它被用以指导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行动。历史学家当然可以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但不应把这种信仰带入到研究活动中。

　　

　　在我看来，文化就像空气一样，是在背景中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起作用的。它确实是重要的，但没有必要夸大它，更不要滥用它。为什么现在讲“五位一体”(政治、经济、社会、生态、文化)?因为文化无法取代前面四个东西。

　　

　　实习生谢怡华对本版整理亦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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