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十九国加欧盟组成的G20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将于9月4-5日在杭州举行，主题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即“4I主题”。

 

 

 

约翰·柯顿主讲，展现了中国在G20中的递进型领导力。

 

 

 

朱杰进在对话中，展望了危机后中国与世界合作共赢的前景。

 

 

 

张海冰在点评中指出，中国主办G20峰会，实现了“让世界倾听中国声音”的目标。

 

8月27日，加拿大多伦多大学G20研究中心联合负责人约翰·柯顿(JohnKirton)做客第103期文汇讲堂“G20专场(下)”，主讲《从G7到G20：中国的领导力》。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朱杰进担任对话嘉宾，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张海冰担任点评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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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摄影　袁婧　周文强　　金梦、施文律参与本版整理

 

嘉宾主讲

 

回顾二十国集团以及历届峰会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从1999年G20部长会议创建至今，中国发挥的领导作用可以用三个词描绘———谨慎的、积累的、合作型的。

 

即将召开的杭州峰会无疑云集了世界上最有力量、最强大国家的领导人，毫无疑问，它一定能够以一种更大胆的方式推进有关议程。由此，我们可以有更高的期待，而且这个世界也需要领导人们采取行动。

 

G7/8与中国：从“对手”到合伙人

 

回顾历史，G20在很大程度上是G7历届峰会的后继者。G7峰会始于1975年，是工业化、民主化国家最早的集合体，宗旨是推动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团结一致，倡导公开的民主、个人的自由和社会的进步。当时的东西方正处于“冷战”，西方处在危机的边缘，由此G7应运而生。在之后的1989年，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向G7发出了类似的“投降书”，西方认为自己赢得了冷战的主动权，从G7的第12届至14届会议，饱含强烈的庆祝气氛。

 

最早，中国被西方视为对手，但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1998年，由于俄罗斯的加入，G7变成了G8。在当年的伯明翰G8峰会上，成员国提出对中国的感谢。因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时，中国实行了重要的金融政策，不仅稳定了亚洲受影响的国家，而且对整个西方世界来说，中国都是一个稳定、安全甚至是繁荣的重要基石。自此以后，中国不再是一个西方的“对手”，而是一个维护世界稳定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合伙人。

 

自此，G7和G8国家在每年的例会中都会邀请中国。至2005年，又邀请了后来被称为“发展中五国”的巴西、印度、墨西哥、中国和南非的领导人，所以是G8+5。2007年开始，全球治理机制越来越制度化，当年在德国海利根达姆峰会上开展了正式对话进程。2008年日本北海道峰会时，日本首相福田康夫清楚地意识到，在解决“控制全球气温升高”等重大议题方面，中国发挥着无法忽视的作用，因此必须邀请中国，由此诞生了G20领导人峰会。

 

从亚洲金融危机至全球金融危机，G20是因危机逼近而不断扩大并形成的机制。当时，即便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也无法应对，全球化更是加剧了危机的传播速度和范围，而G20产生的作用就是“危机应对”。

 

第一阶段：1999-2009危机应对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人们进一步思考，应该如何面对金融全球化的局面？　像美国这样的大国也受到影响时又该如何应对？

 

创立G20的初衷：保持全球金融稳定，让全球化服务于所有人

 

一开始，G20只是一个部长级的会议机制，即二十国集团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论坛，包括19个国家和欧洲联盟。早在1999年德国主持会议时，时任加拿大财长的保罗·马丁和美国财长劳伦斯·萨姆斯就提议创立G20组织，开始思考应当邀请哪些国家参与。早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正是因为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才阻止了危机的蔓延。各国领导人纷纷感谢中国。但中国在1999年受邀加入G8时提出，如无其他国家，尤其是新兴国家参与，那还是无法解决问题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应对正是最有力的证明。

 

G20创立之时有两大初衷：第一，保证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第二，促使全球化惠及所有人，尤其是为底层人服务。第一方面做得不错；但第二点做得并不好。例如，今年6月英国脱欧公投，选择脱欧的人觉得没有从全球化中获得利益。美国总统竞选中特朗普作为共和党候选人脱颖而出，就是底层人民没有获得利益，才产生了孤立主义情绪。

 

因此，在杭州峰会上，各个大国应当继续维持全球经济体系的开放性和稳定性。世界需要中国、美国以及其他国家进行合作。

 

2001年的渥太华会议上出现了“平等化”，9.11恐袭使得美国需要他国

 

在以往的G20部长会议上，中国一直发挥着巨大作用。2001年，美国遭到恐袭，本应在印度召开的G20部长会议，也因为照顾美国无心远途而改在邻国加拿大渥太华举办。当时的加拿大财长倡议：“假如我们取消全球化的

 

组织和活动，就等于宣布恐怖主义胜利。”因此，该届G20部长会议如期举行，不仅讨论了金融问题，也讨论了恐怖主义问题。从渥太华会议开始，所有的代表不论来自哪个国家，也不论代表何种利益，都能共同面对恐怖主义以及它所代表的各种恶势力，G20会议从来没有展现过如此坚定的决心和意志。

 

同时，此次会议还讨论了恐怖主义资金的来源问题。当时的美国财政官员们自诩本国的金融体系是世界上最复杂、最完善的，但却完全不了解恐怖主义资金的来源———伊斯兰金融体系，美国还需寻求G20其他成员国的帮助，例如沙特阿拉伯、土耳其等。从这一层面看，G20实现了一种平等化。在恐怖主义面前，各国都需要应对，从国际关系原理上讲，大小国具有“共同脆弱性”，需要各国共同努力，建立密切联系。

 

2009年伦敦峰会上，中国实质性的金融出资推动了全球经济的恢复

 

2005年，中国在河北香河主持召开G20部长会议，提出了有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议程。二战后建立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位于美国华盛顿，世界银行行长一直由美国人担任，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中，美国也一直保持重要的投票权，这就是美国所展现的霸权主义。中国提出扩大投票权，但遭到了美国的反对。纽约遭受恐怖袭击之后，美国的态度发生了变化。2008年9月，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突然倒台，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比此前的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得更快、更严重，这时的美国才意识到G20平台的真正价值。

 

2008年11月14-15日，在华盛顿召开G20领导人第一次峰会，美国总统小布什和各国领导人正式建立了G20领导人峰会机制，中国领导人首次受邀。这次峰会确立了抑制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指导思想，中国在物质上、经济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2009年4月，在伦敦召开了G20领导人第二次峰会，二十国集团真正展现了他们的领导力。公开的公报显示，中国提出了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等一系列措施，成为最终的花费者。凯恩斯曾经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成为一个最终的贷款者，但中国在这个时候反而成为了最终的花费者，推动全球经济的恢复。

 

第二阶段：2009-2012预防危机

 

2009年9月，刚上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匹兹堡主持召开了G20第三次峰会。峰会发表了公报，宣布4月伦敦峰会采取的政策已经奏效了，并且决定G20峰会此后将成为加强其成员国之间国际经济合作的永久性领导人论坛。

 

2009年匹兹堡峰会提出减少化石能源补贴，2010年多伦多峰会控制欧债危机

 

2009年美国匹兹堡峰会召开时，各国领导人也作出了相关决定，例如，从2009年开始的五年内，减少对化石能源的补贴。因为G20的全球治理作用，由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了，但美国仍然希望采取持续行动关注其它事务。

 

2010年，发生了由希腊主权债务引发、波及意大利等国最后蔓延至整个欧洲的债务危机。同年6月，在加拿大多伦多召开了G20第四次峰会，通过调控，将危机管控在欧洲范围内。

 

2010年首尔峰会进行了　IMF投票权的实质改革

 

2010年11月，韩国首尔举办G20第五次峰会。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代表，明确地把发展放到了最重要的位置，达成了“首尔发展共识”。同时，也提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的具体改革。理论上来说，中国完全有能力获得其他国家比如我们加拿大所放弃的投票权，但中国选择与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等其他国家分享，这样可以很好地促进团结。毫无疑问，在整个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中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011年戛纳峰会上，中国注资欧洲援助基金，结束欧洲金融危机

 

2011年11月，法国戛纳举办G20第六次峰会，峰会第一天，希腊总理被解职，第二天，意大利总理被解职。G20峰会采取了一项重要行动，就是建立了IMF旗下的大约5000亿欧元的欧洲援助基金，用以阻止其他国家的破产和违约。其中，中国和日本注资颇巨，而美国却分文未出。中国还购买了希腊的债劵。目前中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可以说是因为其对欧洲援助基金的贡献所决定，中国再次向世界展示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第三阶段：2013-2016全球引航

 

第三个阶段是全球的转型。2013年，叙利亚发生的化学武器袭击事件在该时期影响至大。在当年圣彼得堡G20第八次峰会上，各国领导人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而另一方面，中国与其他国家非常重视气候环境变化问题。在2014年布里斯班举办的G20第九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就环境气候问题进行了相关演讲，发布了中美联合倡议的“能源合作原则”。会议还选举了中国担任2016年G20第十一次峰会的主办国。当时，同样位于亚洲地区的日本，是中国的一个头号竞争者。但最终确定由中国主办，这离不开中国对G20峰会的关注、重视与贡献。

 

在2015年土耳其安塔利亚G20第十次峰会上，中国大力支持峰会提出的“3I主题”(提炼为关键词“包容、落实、投资”)。同时习近平主席也应邀介绍2016年峰会议程，受到与会的各国领袖一致赞同。该议程的范围非常广泛，甚至还提到世界各国都非常关心的反腐问题。随后的12月1日，习主席宣布了作为G20第十一次峰会主席国的明确主题和议题，其与历次主办国相比，非常详尽，且具有建设性意见。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对G20峰会高度重视。

 

杭州峰会的可能性

 

与以往传统议题不同，今年G20峰会的首要目标是创新，还有绿色发展与绿色金融等议题。同时，世界还需要更多，通过杭州峰会，也许会获得更多新思想，为未来带来更多的可能。我想围绕“中国应当为世界生态文明的发展作出贡献”这个角度进行探讨。

 

我认为，中国可以与其他的G20成员国共同推动有关气候的　《巴黎协定》的进一步落实。现在，还有一半以上的国家并未批准　《巴黎协定》。所以，在此次大会上，希望推动更多的国家批准加入，尤其是美国。另外，在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每年融资1000亿美元的气候融资目标上，现在仅能达到十分之一，还需要峰会继续推进。

 

在能源方面，2009年匹兹堡峰会上提出了减少化石能源补贴，时至今日，成员国中，英国和加拿大已经就此承诺。期待本次G20峰会上，习近平主席作出中国的承诺表率：在确定时间取消低效化石燃料补贴，这将是历史性的决定。

 

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除亚洲开发银行外还需建立一些新型金融机构，这也是一个未来发展重点。我认为，亚投行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组织，会为亚洲或者是全球的基础设施带来更多的投资。相信在未来，上海也会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心，它将会是绿色的丝绸之路。

 

曾经，在英美称霸时，世界各国基本上没有联系，保护主义与孤立主义非常严重。如今，中国长期积极致力于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比如在2014年布里斯班峰会上，曾与美国一同提出“能源合作原则”。中国的领导力对世界来说是至关重要，在世界面临各种危机的情况下，在本次杭州峰会上，我们并不希望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导人，而是希望与其他国家合作的形式出现。

 

嘉宾对话

 

中国的领导力：谨慎的、积累的、合作型的

 

朱杰进：柯顿教授的整理非常清晰。他对中国领导力的三个评价也非常客观中肯。首先是中国的谨慎。这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定位有关。中国必须代表发展中国家，这在与G7、G8的交往中得到了体现。最初，由于价值观的相异，中国与G7合作有所保留；1999年，西方国家感谢中国，希望中国加入G8，中国婉拒了；但2005年，G8提出邀请中国、巴西、南非、印度、墨西哥5个发展中国家参加对话时，中国觉得代表性充分就同意加入了；2005年，加拿大的保罗·马丁总理提议把G20部长会议提升为领导人峰会，但小布什总统拒绝了；而当2008年华盛顿峰会时，中国应邀参与了G20领导人峰会。小布什在传记里披露，当时，他首先邀请中国领导人参加G20峰会，与世界共同面对金融危机。

 

其次，中国的领导力是逐步的、适度积累的。1998年，中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打开了与G7国家关系的新局面；2005年，中国提出两个议题：如何推动全球发展议程，如何增加发展中国家在IMF和世界银行的话语权；之后的2008年、2011年，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加，中国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最后，中国的领导力是合作型的。中国一直强调，“我们是世界的‘建设者、贡献者’”，事实上也是如此。在共同危机解除之后，中国仍然继续在为世界做贡献。2016年，中国作为G20峰会主席国，更是倡导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新思路。

 

增加G20领导人会面次数，及时解决重大问题

 

朱杰进：G7因为1970年代集中爆发的世界危机而诞生，它是怎样完成从危机催生机制向合作机制的转型？在后危机时代，G20是否还能平等地进行全球治理？

 

约翰·柯顿：G20有很多地方可以借鉴G7。虽然G20也诞生于危机中，但在后危机时代仍继续需要，这和G7是相同的。另一方面，G20在治理中还存在一些弱点，从2011年开始，G20不再每年举行两次峰会而仅举行一次，另一次还是G7峰会，这显然是放松警惕了。因此，G20在预防危机方面不如危机应对方面从容。所以，在杭州峰会上，我们期待像气候、全球范围内的税收问题等重大话题能够得到很好的讨论。若按照现在每年一次峰会的频率，那么，当年提出的问题还需等到第二年才能应对。因此，领导人之间会面次数的增加和深度的提高，包括中国领导人的积极参与都非常重要。同时，我们还需进一步加快全球治理的进程，单纯依赖G7显然不够。

 

G7或许可以改进，广邀世界各个组织参与

 

朱杰进：G7和G20在当今全球治理中有各自的角色。从俄罗斯与G7共处历史来看，如果G7还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强调共同的价值观，那么，在多数情况下反而容易产生分歧。怎样让G7有一些改变，使其与G20之间保持一种支持性的而非领导的角色？

 

约翰·柯顿：双方可以多邀请一些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参加，通过国际组织来体现合作和支持作用。例如，可以邀请联合国秘书长或者世界上各个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参加会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的领导人和非洲国家的领导人曾被邀请过。

 

G20成员国的选择标准：和世界有重要关联

 

朱杰进：关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1980年代提出，不以意识形态划线，是一个全方位的外交。中国在G20中倡导的是一种多元多极的世界秩序，即如何在国情、经济政策、政治制度等多方面差异的基础上，共同应对全球经济挑战。1999年，G8倡议召开G20时，选择20国成员的标准是什么？

 

约翰·柯顿：世界上对于全球治理的需求非常之大，所以每个国家单独行动并不奏效，这就需要各个国家的联合。G8、G20还有金砖国家在世界上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恐怖主义，比如伊斯兰国组织、基地组织。此外，金融市场的危机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巨大挑战。

 

在G20建立之初，其实最先想建立的是G33，因为很多国家都想加入。1999年，我们选择了世界上比较重要的但也许是相对较小的国家，比如印尼。因为当时印尼的经济危机也在影响整个亚洲。因此，对于成员国的选择标准就是要和世界有重要联系，足以影响世界金融环境的系统性稳定。1999年4月，在华盛顿的财政部长会议上，G8最终选择了20个国家。当时各国都有自己的选择，但基本上，每一份清单里都会有中国的名字。不管怎样，最后是保罗·马丁和劳伦斯·萨姆斯挑选了G20的成员国，并获得了一致认可。

 

从东南亚金融危机开始，什么样的国家对国际社会有系统性影响，标准各异，但有一条不变，即国家规模相对较大，且和他国有关联性，而不是简单的以地理位置论。此外，与他国的联系，特别是金融方面的连续性，包括信息和其他方面的流动性都是极其重要的因素。

 

G20可以向金砖国家学习，提高效率

 

朱杰进：G20如何在代表性与有效性兼顾的情况下，进行一个全球治理的新安排，现在也存在较大的问题。不同国家的经济阶段、经济复苏情况和经济政策不一样，如何提高G20的有效性？

 

约翰·柯顿：如何发挥G20的作用？　首先，我认为还是要一年进行两次会议。目前，金砖国家的领导人基本上也是一年进行两次会面。而在整个联合国框架内，不仅G20成员国的领导人之间要会面，还要跟其它非G20成员国的领导人会面。其次，要像杭州峰会一样，踏踏实实地拿出一些方案。目前中国具有很强的全球意识，因此，在杭州峰会上，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解决气候变化等议题的落实方案，是一次可以让G20重上轨道、恢复活力的机会。实际上，G20的议题还有很多，更深层次的参与合作总是需要的。在整个G20进一步机制化的过程中，还可以像金砖国家学习，金砖国家在机制化方面已有所作为。

 

落实G20共识，可建立全球网络推动问责

 

朱杰进：在2008年至2009年应对金融危机时，G20是最有效的机制。此后，有效性成为G20需要面对的重大问题。此次峰会计划发布一个杭州问责评估报告配合杭州行动计划。怎样推动践行杭州峰会达成的共识？

 

约翰·柯顿：2009年，匹兹堡峰会的承诺是减少化石能源补贴，但关键还是需落实，例如可持续发展这些议题也需依靠具体的落实。土耳其峰会上，曾对有关承诺的落实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做法，也许我们可以在杭州提出第五个方面。此外，有些部长会议也是重要的落实平台。但是所有这些方面都需要制定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或建立一个全球的网络来推动问责。一些非政府层面的人士可以做些工作，或者让第三方进行一些独立、透明的问责和衡量，促使领导人把他们的诺言转化为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