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的一天，华东师大闵行校区体育馆的温水游泳池。几圈持续的慢游后，高瑞泉挥手作别偶遇并聊了几句论文的博士生们，他踏出体育馆，春风吹来，他的步履显得轻快些，花白的头发显得并不那么触目。那种轻快的节奏是熟悉的。

　　

　　在中山北路校区内居住的20多年里，清晨七时许，“共青场”上总有他慢跑的影子，一直到现在这样的微微出汗。10年前搬到闵行校区附近的寓所后，没有跑步的条件，每日的晨课改为散步。好在不久发现了学校体育馆内的温水游泳池，喜欢锻炼的他每周会力争一两次感受某种力量。

　　

　　像许多同龄人一样，他现在最多的感触是：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进入华东师大，转眼就是32个春秋了，虽然工作留痕颇多，但这个年龄，生出退意亦是常情。他脑海里不自主地想到导师冯契教授，便心生愧意。因为历史的曲折，收入十卷本《冯契文集》的200多万字的著述，是先生63岁以后写就的;他也常想起跨洋老友，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墨子刻教授，去年已过80岁，他给自己的礼物是接连出了两部著作，每部都是六七百页的“砖头”。前不久在电话里竟轻松地说，“我最近要出的那一本书……”。书，自然不是多多益善;有些东西甚至不写为好，尤其是那些热闹的文字。但是，人如果真的曾有所惑而后有所得，又为何不写出来呢?那样会迫使你梳理得更加清楚。每次这样的对话后，高瑞泉总也有些心动：虽然2002年已被聘为华师大首批终身教授，但每年还会给本科生上点课，而体育锻炼让自己保持必要的体力和脑力，他的计划中还有不少继续要做也喜欢做的……尤其是与他相伴了近30年的“观念史”的梳理。

　　

　　文革：动荡岁月中想问题

　　

　　与大学校园里的许多“老三届”不同，高瑞泉并没有读过本科。但他以同等学历被破格录取为研究生前，就已经发表了文章，包括参与当时的哲学争论，在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尽管他现在回忆起来，会说自己太幼稚。他笑称自己太自以为是，以为按照大学哲学系的教学课程自学就可以进入哲学殿堂，在恢复高考时，他并没有随潮流参加高考。

　　

　　毛泽东教导要想问题

　　

　　对哲学的兴趣，源于1960年代据传是毛泽东所说的一段话。

　　

　　“不夸张地讲，这些话可能影响了我一辈子。”记者问到此，高瑞泉说，当时看到的毛主席语录手抄本，上面写着：真正有希望的人是想问题的人，不是出风头的人，现在大轰大嗡的人都将成为历史的过客。

　　

　　看到这些话时，高中毕业的高瑞泉已被分配到淮北一个偏僻的穷山村插队，在那里他奉献了自己十个年头的青春。现在回忆起来，物质生活的贫乏和无书可读的精神困乏，让可以大把挥霍的青春与对现实的疑问相遇，高瑞泉的注意力渐渐被引向了哲学。尤其1971年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号召全党读马列主义原著。当时毛泽东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要读一点，多读要出修正主义，并且开了6本马列的书单。因为毛泽东读哲学，再加上后来的评法批儒，相关的哲学书就开始重新面世。他清晰地记得，当时买到一些很可宝贵的书，尤其是严复的《天演论》。“科学出版社用大号仿宋体排的。”相比同时印行的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要堂皇大气多了。尽管如今坐拥书斋，但言语之间，高瑞泉依然透出呵护的情意。

　　

　　青春期的问题常常不是直接言说的问题，而是追问的本身，是能够发问的人本身。那时，高瑞泉与几十里外的同学通信，讨论的问题也很浅显，诸如“苏联是否社会帝国主义”?最后得出了与报纸上相反的观点：社会帝国主义充其量是一种政策，从所有制来讲，苏联依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两个小青年得出的结论，也许是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隐蔽的共识”。但是两人倍感精神上独立的喜悦。

　　

　　偶获北大哲学教学大纲

　　

　　一次，不知从什么地方获得文革前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本科课程设置，他如获至宝，决定自己教育自己。自学的路自然不会平坦，除了合适的书籍永远不够以外，更有些人为的芜杂与道不明的曲折。但自学者也会有自学的幸运，求知的冲动是学习的巨大动力，而茅塞顿开随时潜伏着被激活。正是在那几年中，他比较系统地阅读了马克思。马克思吸引他的，不光是坚实的原则和玄妙的思辩，更是一种不妥协的批判精神，而这与文革中的社会风尚如此对冲。从马克思上溯黑格尔、费尔巴哈。《小逻辑》是同学从其亲戚南大哲学系胡福民老师(后来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人)处借阅的;读的第一本黑格尔著作却是《历史哲学》，从此历史哲学成为他的持续的兴趣点。以后读到《战争与和平》，托尔斯泰长篇大论地讲述历史哲学，很多人不感兴趣，却是他的最爱。在无锡那样的小地方，上海人眼里的“乡下”，偶尔也会得到像《落角》那样的“灰皮书”，不过印象最深的还是美国人威廉·夏伊勒写的《第三帝国的兴亡》。“这本书让我知道什么是法西斯”，高瑞泉后来说，工业化的统制经济加思想专制就是法西斯。一个民族要灭亡，先叫它疯狂。可见一个民族保持理性的精神是何等的重要。那个岁月，这些顿悟和反思陪伴着他的青春。

　　

　　1977年，高瑞泉终于回到城里，在无锡师范学校有一份安稳的工作，尽管同事们尊重他好学，领导们让其讲台上发挥才能，但是他终于发现在专业化的时代，信马由缰的自学生涯有其先天的不足。1980年，他的视线被一位名叫冯契的学者吸引了。“冯契有关庄子的文章，有关认识论的分析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没有学院气，但是特别有洞见、讲分析。”比较中见高低，已经家有妻女的高瑞泉决心要走出家乡，走出自己的小天地。

　　

　　1981年冬天，他报考了华东师范大学政教系冯契的研究生。那年他33岁。

　　

　　冯契：领我走进学术之门

　　

　　1982年秋季被录取为冯契研究生时，高瑞泉是第二次报考成功。比起冯契教授著名的治学严谨，落第再考是很稀松平常的，何况，高瑞泉这样完全自学，未闻象牙塔内风向的民间学子。

　　

　　他的专业是中国哲学史。当时冯契先生正在写他的中国哲学史两种和智慧说三篇。大致上每写一部书就开一门课。同在一起上课的大约也就十来个弟子，其中有攻读中国哲学史的杨国荣、马克思哲学认识论的童世骏等。高瑞泉还保留对文学的爱好，在文学圈里也略有几位朋友。那时赵丽宏正在编《萌芽》，会热心地催促高瑞泉写点什么。在一次周易国际学会的研讨会上，偶遇易学专家刘大钧，他以一个自学成材的民间学者，在文革后被山东大学破格聘为讲师，他的易学、他的身世都带有传奇色彩。回来以后，高瑞泉很快写了报告文学《漆色之门》，赵丽宏拿去发表了，年末还得了《萌芽》文学奖。“但是，冯先生给我们开的书单，容不得我们马虎，再说，我觉得文学只是有感而发，偶尔为之罢了。”但事实上，文学的才能丰富了高瑞泉的哲学的实践，某种程度也拉近了他与导师冯契的师生情谊。也许是因为冯先生年轻事也曾是文学青年，创作过小说、杂文、诗歌(而且是长诗)、电影剧本等，曾有美学的专著(手稿)，而这些是高瑞泉毕业留校以后才知晓的了。

　　

　　一人之力写中国哲学史

　　

　　1980年代中后期，冯契先生专注于写《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和《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当时高瑞泉正在读硕读博，面对记者，他评价说：“以一人之力，独自条贯系统地写完先秦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整部中国哲学史，能有如此通古今之变的，就是两个冯先生。一个是冯契先生，一个他的老师冯友兰先生。”写现代中国哲学，两人都要写毛泽东，在当时这是个绕不开却很费斟酌的事情。两位先生在一次会议期间甚至还专门有所切磋，但是研究的结果却很不一样，这在他们的著述中已经明白呈现出来了。

　　

　　三种“能力”集于一身

　　

　　“在做研究生时，由于先生专心写书，我们一年只能由副导师带着见上冯先生1-2次。”而在高瑞泉的记忆里，如果不是相熟，冯先生在外人看来有些偏枯之人。“常常一本书有了初稿了，就开一门课。开始教室里总是坐满了人，慕名而来者多。但到第三天，教室里只有10来人了，先生讲课几乎不重复，完全以理取胜，而且平铺直叙。”一般的人去拜访冯先生，谈完公事后常自动退出。“我那时有点不知天高地厚，去那里就是听老师说话，而我们的其他导师，通常都会当场用笔记本记录下来”。有时候，冯先生参加一个活动可以完全做听众。“但其实，冯先生天分极高，不仅数学好，又很有文学才华。当初以‘榜眼’被清华大学录取，入学以后却积极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后来奔赴延安，上过鲁艺，复转来跟金岳霖先生读哲学研究生。你看他的毕业论文《智慧》，一定会他眩目的才华所吸引。”高瑞泉看来，培根说人的心灵有三种能力：想象力、记忆力、理性能力，而冯先生是那种很少能将三者将集于一身的人，而在所有的选择中，冯契最终将自己锁定为一个职业哲学家。

　　

　　在出版了《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以后，冯契先生的注意力集中于《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冯先生提出中国近代有一个唯意志论的哲学思潮。高瑞泉对此深有兴趣。以往把唯意志论说成是反动哲学，一笔抹煞，无疑是左的教条主义，因为在“唯意志论”后面深藏着人类的情感、意志、欲望等等要素，需要获得恰当的理解，它涉及到如何正确理解人的心灵，不能用一个“非理性”就完全否定;另一方面，刚刚结束的“文革”又展示了唯意志论变成意识形态的专断的趋势，理解不当容易造成灾难性的后果。高瑞泉选择了这个具有强烈现实感的题目为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使得高瑞泉开始理解冯先生的“心有郁结”。

　　

　　导师家串门的时光

　　

　　1988年博士毕业留校后，由于同住华师大一村，高瑞泉常常去冯契家串门，请教问题。话题也在不知不觉中宽泛起来，而冯先生生活颇有规律——每晚一杯黄酒、饭后和师母一同散步、散步后没有客人则会写两张大字，此时便是高瑞泉串门的好时光了。

　　

　　1995年3月1日，冯契先生病故。作为追随十多年的弟子，总以为自己的导师会更长寿更多产，一时所受的打击堪比数月后老母亲的谢世。高瑞泉在当年11月《读书》上的纪念文章《智慧之境》中提及“死神来得那么突然，给所有爱戴先生的人们以重重一击。我至今还没有从它的震撼中完全平复过来。每每思及先生，就心绪茫然，有时竟至泪眼模糊。”冯契留下了三部书稿《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合称为《智慧说三篇》。这也常为冯门弟子为之骄傲。

　　

　　师出同门的童世骏回忆，事实上，晚年的冯契很善于在指导和评阅博士生论文的过程中了解新问题和新材料。遇到他所不熟悉的内容，便会请弟子们搜集资料去研读;在指导高瑞泉写作博士论文《天命的没落——中国近代唯意志论的思潮研究》的过程中，他会特别要求高瑞泉研究文革的教训，研究现代文学与唯意志论哲学的关系，而不是只注意所谓纯粹哲学问题。记者在1991年出版后在2007年再版的同名书籍中读到了冯契先生的序，对于书中探讨的决定论和自由意志的冲突，理性和非理性的关系，做了这样的评价：高瑞泉同志的博士论文做了前人没有做的工作，填补了这段空白 ……这部“述往事，思来者”的著作，其理论成就如何，将接受时间的考验，但它在“意有所结”的读者中会引起共鸣，则是可以肯定的。

　　

　　梁漱溟：访学中八次造访

　　

　　高瑞泉对中国近代唯意志论的研究实际上开始于硕士论文的写作，那是以梁漱溟哲学为个案的研究。1984年初冬，拿着一张学校开的介绍信，高瑞泉敲开梁漱溟先生的家门。这是地处木樨地的一套公寓，当时的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一些重要人物住在这类公寓中。按照校内老师给的地址，高瑞泉顺利地找到了梁家，顺利地见到了梁老先生。身躯瘦小却又目光炯炯，别一种仙风道骨。高瑞泉说，自己要研究梁先生的哲学，除了《唯识述义》的下册以外，已经读过了他的所有著作。老先生笑了：这本书我也没有，听说我的一个学生的儿子在天水，他有这本书，以后你有机会问问他。

　　

　　一阵笑声，打消了高瑞泉的紧张。“下次你来时，先打个电话吧。”老先生又拿出一本自费出版的《人心与人生》，题上“高瑞泉同志赐教”，落款、钤上名章，送给高瑞泉;“这可以代表了现在的我。”第一次见面虽然没有谈及梁先生的哲学，但一个哲人率真坦诚的气象已经感人至深。

　　

　　就这样，在梁家客厅里，91岁的名儒与36岁的研究生断断续续探讨着“意欲”、“直觉”、“理性”概念，以及泰州学派、禅宗等诸多问题。“虽然每次谈的时间不长，但是受益匪浅。现在回想，我只是对唯意志论感兴趣，从哲学的自洽与圆融来要求，以为梁先生的哲学不够精细。现在回望，论文题目和我的视野都有点偏窄，对他乡村建设的理论和实践，认识并不深，对他作为现代新儒家先导的历史地位，也是后来才慢慢确认的。”许多人为他没有录音而表示遗憾，高瑞泉笑着说，八次造访中，其实连合影也没有留一个。不过，梁先生作为一个反潮流哲学家的勇气和坚持自己的学术立场的操守，面对后生，既不跋扈又不故作俯就之态的平实从容，所有这些，经过当面就教所留下的印象，比照片更重要。高瑞泉说，“我不主张圣人崇拜，现实世界没有圣人，如果真的要说圣人的话，梁漱溟先生算是一个。”

　　

　　墨子刻：他要我真的“吵架”

　　

　　1994年，墨子刻走入他学术交流的视野。

　　

　　墨子刻，是著名的中国学专家Thomas A. Metzger 的中文名字，费正清的高足，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任资深研究员，有时会幽默地自称“没资格”。这位现在年过八十的犹太裔学者热爱和尊重中国历史和文化，跟中国学者一样关注“中国往何处去”，为此，上个世纪至今，他和导师费正清、汉学大师史华慈、狄百瑞论学，后又和杜维明、金耀基、李泽厚、金观涛、李强、萧功秦、张灏等华语学者交流。而高瑞泉恐怕是大陆学者中与之最早建立学术联系的朋友了。

　　

　　那一年春天，高瑞泉在香港中文大学短暂访学，在一次学术报告以后，一位蓝眼睛的外国人首先发问，手举得很高很高，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高瑞泉讲演的主题是他后来发展为一部著作的“中国现代精神传统”。墨子刻的提问很有挑战性，事实上，就基本文化倾向而言，他和高瑞泉之间有很大的反差，因为他毫不讳言他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和美国人的视角。不过他更强调“沟通”，强调通过互相批评来获得相互之间的理解。

　　

　　从香港初次见面以后，高瑞泉数度邀请墨子刻来沪访学;期间也曾受墨子刻之邀请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合作研究。这来来往往的学术交流，既包含了互相理解，也包含了争执。墨子刻虽然说着不紧不慢的汉语，但个性却异常直率，像西方许多学者一样，墨子刻习惯于在与同行持续的争论中展开自己的理论，甚至通过批评同行、回应批评的过程来形成自己的著述。所以他常常会半开玩笑地说：“今天我们真的吵架，好不好?”

　　

　　他花费大量的时间阅读当代年轻中国学人如胡伟希、杨国荣、郁振华、许纪霖、高力克、郭齐勇、刘桂生、胡军、刘笑敢、汪晖等的著作，并且撰写评论文章。这在西方学者那里是很罕见的，而他批评的态度显示他极为独立的个性。在与高瑞泉的争论中，关于文化传统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占了很大比例。2012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新书《The Ivory Tower and the Marble Citadel : Essays on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Our Modern Era of Interacting Cultures》的导论中，墨子刻用近80页的篇幅，评论高瑞泉的《中国现代精神传统》，墨子刻认为受冯契先生的启发，高瑞泉对中国现代思想史作了新马克思主义式的诠释。揭示了“中国现代精神传统”实际上是由诸多思潮互相影响而形成的现代性共识。这个主题经过当代中国学者的发展，已经展示出多元的充满活力的思想传统。高瑞泉的观点对组成这个传统的争论作出了贡献，对于墨子刻所持有的新黑格尔主义和韦伯式的政治哲学，又实际上构成了“理性主义”的反驳。

　　

　　“我欠老墨一笔帐，不但是他给我持续的刺激和启发，他的特立独行让我们自叹不如，而且我需要认真地给他的书以一个反批评，我的功课没有做完”。高瑞泉对记者说。

　　

　　观念史：发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2011年秋天，看着厚厚的《平等观念史论略》书稿，高瑞泉舒了一口气，长达一年多的工作就要画个逗号了。对平等观念的研究，固然是既往工作的继续，但也是现实的触发。1999年出版的《中国现代精神传统》出增补本的时候，添了一个副题，叫“中国现代性的观念谱系”，在那里高瑞泉讨论一系列价值观念，认为它们以社会共识的形式共同构成了现代传统。但是，在讨论平等问题时，高瑞泉意识到自己面临的现实是：中国人以平等为旗帜奋斗了一百年，却在平等的问题上走出大弯路。从文革那样的极端平均主义，到今天贫富的高度分化，从官本位的强大到平等参与意识的薄弱，都显示出我们尚在实现平等价值的途中。于是，高瑞泉将平等单列为观念史的一种，研究古代消极平等的观念，如何在现代社会条件下，转变为积极平等的观念，以及这种转变本身蕴含的诸种紧张。

　　

　　作为一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平等观念史的研究在结项的时获得了优秀等级。但是高瑞泉却觉得意犹未尽。因为在高瑞泉看来，观念史实际上要研究当代人的“心灵史”，不同于一般的概念分析，观念史同时也关注人的情感、利益诉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我们今天的许多观念，包括那些写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观念，常常是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结果。“创造”已经包含了非连续性。不了解传统是如何转化的、不了解核心观念的历史，事实上就不可能真正了解这些观念本身。认识我们的观念世界，才能真正认识我们自己。而认识自己本身就是哲学的任务之一。

　　

　　在观念史研究的实践中，高瑞泉渐渐取得了理论和方法的自觉。再回去读冯契先生的《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发现冯先生说由于近代哲学具有自身的特点，不能再沿用研究古代哲学的方法，而主要是研究哲学家们“提出了什么新观念，反对旧观念”。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某种意义上就是观念世界的新陈代谢。

　　

　　从这个意义上，高瑞泉在自觉地延续和发扬着冯契先生的学术轨迹和为学风格，用高瑞泉自己的话说，“哲学家不能只将明灯高举过头，却让阴影留在自己的脚下，现实的关怀和体认可以引向哲学的诗情。”

　　

　　文汇报记者 李念

　　

　　采访于2014年4月23日 写于5月2日

　　

　　5月13日得到高瑞泉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