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吾金今年66岁。

　　

　　许是巧合，他一生中的许多大事都和“六”有关。

　　

　　1966年6月，就读于光明中学高三的他，因文革中断了高考梦，此后“考上大学”成了他人生两大愿望之一，而在他30岁后再也没有离开过大学，在大学里继续另一个梦：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他对记者说，“什么是幸福?在我看来，一个人的工作正好也是他兴趣所在，这就是幸福”;

　　

　　1983年6月，发生了轰动哲学界的“六君子”事件。作为“六君子”之一，在哲学研究中的质疑精神和真理追寻，也伴随了他之后的所有岁月，帮助他不断探索学术性和思想性;在给新来研究生的课程上，俞吾金的第一讲就是“在做学术研究时，你们的第一动机应该是追求真理”;从各种荣誉而言，至少有六大被复旦学人看来不可逾越的“奇迹”。1987年，从助教破格升为副教授;1993年晋升为正教授并被国务院学位办批准为外国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1995年，成为全国最年轻的哲学系主任;2005年，被评为教育部首届长江特聘学者;1993年，由他任教练及领队的复旦辩论队在新加坡荣获首届国际华语大专辩论赛团体冠军，蒋昌建获最佳辩手，辩论成为一个时代的时尚和传奇;至今仍是复旦大学30年中在核心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历年之最，在教学、科研上已获得11项省部级以上(含省部级)一等奖; 那些并非时空长度本身就能积累起来的成就，就像一位领跑者激励着复旦学人和天下学子。

　　

　　也是6月6日，2003年，俞吾金痛失病中爱女。“这是一个痛彻心肺的日子。很长时间，我无法进行思考，处于自责状态……”如今，更多的学生享受着俞吾金导师加慈父般的关爱，而学术更如同他的另一个“女儿”。这段无法抹去的经历，让俞吾金在60岁时写下未全部发表的《耳顺之年话人生》一文，文中回忆了自己五六岁落井溺水的情景，“我在水中挣扎了一会，终于抓住了井壁上的石块，使自己的上半身浮出了水面。我开始高声喊救命……”姐姐碰巧走出门听到深井处的隐约呼叫声。生与死的体验，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情感，成了在俞吾金生命里独特的体验。

　　

　　与博学的俞吾金教授交谈，感觉在翻一本散着油墨香的厚厚的书，每一页都是故事，故事里充满知识，知识背后孕育着哲理，哲理背后则是生命丰满的意志与情感。

　　

　　于是，记者尝试着选取这本书中的几个篇章，和大家一同咀嚼。

　　

　　学习：学会善于限制自己

　　

　　俞吾金的记忆力很好，加之博览群书，所以，哪怕和他短暂相处，也会“批发”到些许新鲜的知识。然而，为何钟情于哲学，如何构建自己的知识框架，如何平衡博约矛盾，却也经历了一番探索，其中，又多半由一些书引发和串联。

　　

　　与哲学一见钟情

　　

　　1965年，俞吾金在以文科闻名的光明中学读高二，从同学处偶得李致远撰写的小册子《马克思的学习方法》。书中讲述了马克思长年累月在伦敦图书馆里读书，李卜克内西这样评价马克思的博学多智，“马克思的思想就像一艘升火待发的军舰，接到命令后可以驶向任何海域”。形象的描述深深吸引了他，他对哲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他省吃俭用，常到福州路旧书店淘哲学书，列宁的《哲学笔记》、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等，都被似懂非懂地读起来。

　　

　　1968年9月，俞吾金被分配到上海电力建设公司第一工程处，第一年就被去了四川渡口攀枝花，参加502电站的建设，那里除了《渡口日报》看不到任何报纸， 啃着自己带去的《新华字典》，他又攻读起从朋友处借来的《康熙字典》，从此对小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语词意义和源流的分析，使他日后对英美分析哲学颇有好感和基础。

　　

　　1972年，他在高桥地下热电站施工时，不幸出了工伤事故──右手腕骨裂，被迫在家休息四个月。他便去离家不远的上海图书馆，浏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对《资本论》留下深刻印象。1973年，俞吾金从工程队调到宣传组，开始了各种文体的创作，也发表了报告文学和小说。

　　

　　扎根文学书海

　　

　　1977年，高考恢复，已经工作了9年的俞吾金在女朋友(后来的妻子)鼓励下填报了志愿，他只填了复旦新闻系、中文系、哲学系、历史系四个志愿，然而，当他以40：1的比例被录取在哲学系时却若有所失，感觉是“大门走对，小门走错”。进大学后，他一头扎进文科阅览室，如饥似渴地阅读起外国古典文学名著来，遍读了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和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的作品，览尽19世纪外国文学，在复旦借书卡上留下了150本的最高纪录(至今无人打破)，“当时如果寝室里同学看的书是自己没看过的，就感觉是奇耻大辱。”回忆起当年的痴狂，俞吾金依然历历在目。他留下了十本笔记本和三部小说。

　　

　　对于这种“心猿意马”，班主任多次诱导，谈到哲学战线后继乏人的现状，希望他能处理好专业学习和兴趣的关系。他开始反思自己的“平行线战术”。此时，他读了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书中歌德反复强调，一个有成就的人“最大的艺术本领在于懂得限制自己，不旁驰博鹜。”随后他又看到黑格尔在《小逻辑》中，也赞赏歌德的方法，“一个人在特定的环境内，如欲有所成就，必须专注于一事。”

　　

　　限制自我战略

　　

　　俞吾金下决心转到哲学主业上，但是，哲学本身也很丰富，经过反复考虑，他决定把兴趣聚焦在外国哲学史。他给自己制定了严格的战略：马哲原理和原著选读、西方哲学史原著选读、英语、世界通史，作为专业研究的知识结构，而西方美学史、西方伦理史、西方经济史、近代心理学史等等作为“了解领域”的知识储备，同时，他还限制自己，只看对了解外国哲学史有较大帮助的文艺作品，如电影《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另外，他在学一门新课前，总是请教这方面有造诣的老师，以少走弯路。很快，这种由博返约的战略见了成效。当年发表了9篇论文，学业上脱颖而出。1982年考取了本校硕士攻读德国古典哲学，1986年，又师从胡曲园先生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学位。

　　

　　这样的“自我限制”让俞吾金把专业领域这口井挖得更深。

　　

　　德国195公斤书

　　

　　1988年10月至1990年9月，作为联合培养的博士生，俞吾金前往法兰福克大学哲学系留学，这两年，在体会柏林墙倒塌中研习德国古典哲学外，法兰福克市内大大小小的书摊让他过足了购书瘾，学校旁边的卡尔•马克思书店内，他断断续续买了七百多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谢林、叔本华、阿多诺、霍克海默、维特斯根坦、恩斯特•布洛赫等重要的哲学家，都买了全集，而笛卡尔、尼采、齐美尔、德里达、福柯、胡塞尔、海德格尔、哈贝马斯、马尔库塞、伽达默尔等，也买了主要的著作。如同当年初进复旦文科阅览室，俞吾金内心的疯狂在异国他乡再一次得到满足，有趣的是，临上飞机前，他打包了39箱书，整整195公斤。不仅付了很多托运费，还被一位留学生揶揄：“老俞，你简直是在掠夺德国文化。”

　　

　　对知识的渴望，对书的拥有欲，常常如同魔鬼靡菲斯特般缠绕着几代学人，让他们不能自已。尤其是被文革耽误了学习的那代人。俞吾金也不例外。

　　

　　28年著书25本

　　

　　而1988年，他已经出版了两本著作：《思考与超越：哲学对话录》和《问题域外的问题：现代西方哲学方法论探要》，而顺着给“限制自我”的战略，在之后的26年中，他又出版了《意识形态论》、《从康德到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问题域的转换：对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的当代解读》等等。

　　

　　在记者看来，“限制自我”是俞吾金各类传奇中的第一秘诀。

　　

　　学术：第一动机当追求真理

　　

　　初识俞吾金的人，恐怕都不会反对用“温良恭俭让”一词来概括对他的印象，其实，比起隐含在爱书读书背后的痴狂，在学术研究中，质疑精神和创新意识的坚持彰显了俞吾金执着的一面。而这和两段经历密切相关。

　　

　　质疑林彪的观点遭围攻

　　

　　1966年6月，俞吾金留在光明中学参加“文化大革命”。班里学习《毛主席语录》，他对林彪在“再版前言”中把毛泽东思想比喻为“顶峰”感到困惑不解：任何真理都是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统一。所谓“顶峰”也就是没有发展了，这怎么可能?他在小组讨论会上说出了自己的困惑，结果，工作组得到小报告突然组织全班同学开讨论会，指责其对待毛泽东思想上“有观点问题”，有人甚至试图把他打成反革命。只有17岁的俞吾金心里非常苦闷：为何真诚地提出疑问、追求真理，却遭到了这样的围攻?从此变得沉默了，成了逍遥派。

　　

　　参与“六君子”事件

　　

　　这段最初的质疑让他远离了哲学，以至考入哲学系都有些怨恨。当他把精力集中到哲学并跟随读尹大贻攻读德国古典哲学硕士学位时，又一件事发生了。

　　

　　主张密切关注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并积极参与哲学基础理论的探索的他，和正在读博的谢遐龄及硕士同学吴晓明，对当时学界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深为不满，六人商议后共同起草了一份《关于认识论改革提纲》，提出了系统的批评。

　　

　　1983年6月，在广西桂林举行 “现代科学技术和认识论”全国性学术研讨会上，六人宣读了这份《提纲》，当即受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萧前的批评，与会者很快分裂成两大派。年龄较大而思想保守的的学者站在传统教科书体系的代表一边，而年轻的学者则站在六人一边。当时全国范围内正在批判所谓“精神污染”，中宣部闻讯立即下达文件，批评《提纲》全面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并要查六人的背景，也有人甚至扬言要开除六人的学籍。

　　

　　回到复旦，校党委组织了六人的学习班，此事在哲学界被同情者称为“六君子事件”。 按照当时的舆论，六人毕业后都不可能留在复旦了，俞吾金联系了去上海人民出版社哲学编辑室。

　　

　　“哲学与改革”讲座爆满

　　

　　然而， 由于胡耀邦出来工作，改革开放的形势进一步明朗。1984年底，俞吾金完成了题为《黑格尔的理性概念》的硕士论文，六人干脆又联络了系里的其他博士生和硕士生，在复旦大学最具历史文化意义的3108教室举行了“哲学与改革系列演讲”。前后15讲，历时一个月，场场爆满，听众里三层外三层地把整个教室围得水泄不通，甚至连窗台上、讲台周围都站满了人。《文汇报》、《人民日报》、新华社报道了盛况。六人还联名在这些报刊上发表了《经济体制改革与破除“观念”崇拜》、《略论哲学改革中的若干问题》、《论学术自由》等论文。 不久，学校里表示六人全都可以留校。俞吾金被分配到现代外国哲学教研室。

　　

　　日后，这种质疑精神也被俞吾金转化为学术研究中的创新。俞吾金坦承，1993年晋升为正教授后，他给自己下了一个“绝对命令”：决不发表没有新见解的学术论文。

　　

　　与现实结合的哲学

　　

　　经常有人问，什么是哲学?在他看来，这是一种冷漠的知识论哲学的提问方式，忽略了提问者与提问对象之间的意义关系，其实，应该转化为“为何人类需要哲学”，这样才不会陷入“为哲学而研究哲学”的观念主义和本本主义，作为一个有良知和责任心的学者，应该关注学术研究和现实生活的密切关系。他时常回想起1978年春进校后，全班同学坐在大草坪上，讨论《光明日报》上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来头”和意义，“那并不是一场单纯理论上的讨论，它要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就是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他对记者说。

　　

　　从这样的角度看问题，得出的结论自然不一样，对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在俞吾金看来就是“综合危机”，哲学家不应采取旁观者式的“危机外反思”，而是应以主人翁的方式做出“危机内反思”。这场金融危机同时也是一场价值危机，原因是虚无主义、感觉主义的流行导致了消费主义至上。

　　

　　给学生讲“第一动机”

　　

　　这种高度的参与感和责任感也体现在在法兰克福大学读博期间对博士论文的选择，导师伊林•费切尔主张他写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但他选择了“意识形态论”作为博士论文的主题，不仅因为他对这个问题有兴趣，而且他意识到，只有通过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这一桥梁，才能全面把握马克思思想的实质及其它在当代世界中的意义。博士论文后来不仅出书并获得了两个一等奖，在2009年又由人民出版社出了修订版。

　　

　　俞吾金不仅自己在学术研究中保持着质疑和创新，他也以同样的方式要求学生们。他每年给研究生新生上的第一堂课可以称作“第一动机”课。他对他们说：“我知道你们考到复旦来出于各种不同的动机，这些动机并没有错，但我要求你们，在读研期间，在做学术研究时，你们的第一动机应该是追求真理。”在俞吾金看来，学术的尊严就在献身于真理，只有把“追求真理”置于第一动机的位置上，才能确保他们在读研的过程中不迷失方向，不陷于浮躁。

　　

　　如果说，学术需要独立和持续，那么，俞吾金的“第一动机”就是指南针。

　　

　　学生：No stupid question

　　

　　在复旦学子的心目中，能听俞吾金教授的课是一种荣誉和享受。

　　

　　2006年起，他坚持每个学期为本科生上《哲学导论》或《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精读》公共课，经常会因为教室里人太多，而临时换到较大的教室里。如果不限制人数，就只能到可容纳400人的5301教室去了。而每次讲座时，更是人头攒动，走廊里是人，窗口是人，地上也坐满了人。宛如“六君子事件”后的3108教室景象的再现。由于理工科学生基础较弱，提问常呈各种层次，但俞吾金说，“No stupid question.”

　　

　　开博客和学生互动

　　

　　为鼓励大家积极思考，踊跃提问，他把手机号码和电子邮箱写在黑板上，还用心地开设了微博和博客，其中包括哲思星空、新近力作、学术论文、问题与思考、现实关怀、你评我论、俞门档案、视听资料及相关著作下载等栏目。访问量已达百余万次，文章点击率更是高达几百万次，留言和评论则近万条。

　　

　　生动的讲课，加上有效的互动，成了哲学系公开课的风景线。一位已在哈佛大学化学系就读的研究生写信给俞吾金，说哈佛大学很重哲学氛围，而她能很快融入完全得益于在复旦听了俞老师的康德课，而她随身带着《纯粹理性批判》;在东京大学攻读学位的研究生回上海时，专程再到复旦听俞吾金的《哲学导论》课，希望重新感受哲学的魅力。

　　

　　俞吾金不仅在课堂上充分尊重学生，即便在守时等小事情上也极为尊重每个学生。一次，他从凉城新村骑车去上课。不巧路上自行车爆胎，为赶时间，他竟然推着自行车一路跑到学校。他说： 100个学生来听课，我迟到一分钟，就等于浪费大家100分钟。

　　

　　培养一流学术接班人

　　

　　对于哲学教授的作用，俞吾金认为除了常规的科研和教学，更应该体现在为国家培养精英接班人。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徐英瑾，曾是俞吾金的硕士和博士。在读硕期间，俞吾金就多次与他谈心，强调英美分析哲学的重要性，勉励他转向。他撰写学术论文时题目过大，分析不深入，俞吾金便建议他从分析一个概念，如康德的“亲和性”着手，最后还把论文推荐到学术月刊。读博期间，俞吾金让徐英瑾到意大利进修一年。起先，由于生活上不习惯，他几次想打退堂鼓回国，电话中、邮件里，俞吾金勉励他坚持到底。不出所料，徐英瑾利用当时还只有德文和意大利文的维特根斯坦的《大打字稿》，确定论文主题，并在研究中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他的博士论文《维特根斯坦哲学转型期中的“现象学之谜”》入选“2006年度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迄今为止，它仍然是上海哲学界唯一入选的百优博士论文，徐英瑾还被评为“上海2009年度社科十大新人”。近年来，他不但在国外英文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有影响的论文，还在复旦开设了心灵哲学、人工智能等多门全英文课程，学生好评如潮。他在35岁时已晋升为外国哲学专业的正教授，是目前复旦文科最年轻的正教授。

　　

　　“上海2011年度社科十大新人”、复旦哲学学院副教授、哲学系主任张双利也是受到俞吾金悉心指教的优秀人才。作为博导，针对张双利英语突出的特点，俞吾金不但勉励她到外语系插班听课，而且于2001年送她到加拿大UBC(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她留系任教后，俞吾金一方面让她独立承担基地课题，并提供机会让她参加国际、国内的各种学术会议;另一方面，让她担任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教研室主任，勉励她用英语独立开设国外马克思主义课程。2007年，作为富布莱特学者，张双利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帕切斯分校哲学系用流利的英语开设了《现代性理论在中国》、《中国女性问题》研究这两门课程，美国学生给她打分均为excellence.基金会给予了高度评价，她敏捷的思维、前沿的观点和流利的英语已使她在国际国内理论界崭露头角，成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中公认的后起之秀。

　　

　　孟子曰：人生有三乐，能得天下英才而育之就是其中的一乐。2009年，俞吾金被评为上海市教学名师，2011年被评为全国教学名师，2013年又被评为上海市教育楷模。

　　

　　采访中，俞吾金无意中说了一句，人类应该理性地对世界保持谦恭，就像稻穗如果成熟了，就会弯腰低头。其实这句话完全可以用在俞吾金身上，因为他心里装满了学生和学问，因此，他对学生才如此无私。

　　

　　6月，就是俞吾金66岁生日了。他时常会回忆起1968年4月，在上海轮船公司战斗87号货轮上当水手的情景，七级大风吹打着，人在浩瀚的大海中感到的只是自己的渺小;他也会想起之后不久在四川渡口攀枝花502电站建设时，住在被绵延大山包围的金沙江边，“开门见山”时倍感 “德国靠鲁尔地区，中国靠攀枝花”这句话背后的期待与希望。如今，这些短暂的社会大学的记忆间或会搅乱之后36年的学人生涯。他也会想起光明中学时就背得滚瓜烂熟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为一个时代的学者，俞吾金觉得在领悟哲学之余，还要了解宗教、热爱艺术，学会宽容。无论在工作和生活中，都应该充满激情，色彩绚丽。而能和哲学这样富有挑战意味的学科为伴，“我感到真的很幸福。”

　　

　　幸福之时，他会涌起诸多的计划：要对康德提出的诸多哲学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对贝克莱、叔本华在外国哲学史上地位的重新反思，对中国哲学中道的精神的重新阐释和对新启蒙的张扬，对马克思哲学体系的重构等等。罗素曾经说过：“要想做一个哲学家就必须锻炼得不怕荒谬”，作为一个幸福的探索者，俞吾金将一如既往地保留着这份勇气和想象力。

　　

　　文汇报记者 李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