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民生,更是党之大计、国之大计。在正在召开的两会上,各界代表委员纷纷就教育界的热点问题建言献策,其中许多直击国内教育的痛难点。小编在梳理相关报道时发现,从教育资源的公平配置、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等制度问题到学生减负、学生近视防控等微观话题都引起了代表们的高度关注,以下节选了其中的部分热议话题:
学生减负
“治理校外培训机构,我们是不获全胜决不收手。”在昨日举行的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教育界别联组会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说,“一些违规的培训机构跟我们打游击战,我们就打持久战;跟我们打麻雀战,我们就打攻坚战!”
随着教育竞争的日趋激烈,校外培训机构在课堂之外野蛮生长,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比拼学习时间与资源的恶性循环,而一些不规范、不具资质的培训机构利用家长们的育儿焦虑,对课程大肆宣扬炒作,甚至让许多学生和家长白白损失了时间与金钱。为整顿校外培训治理机构的乱象,去年,教育部在全国调研了40.1万所校外培训机构,发现其中27.3万所机构存在违规现象,并对其中的约20万所进行了政治。
然而,这只是治理工作的第一步,要真正让素质教育落地、帮助学生减负,仍任重道远。比如,有不少家长反映,在推行学生减负的工作后,学生往往下午3点多就放学,接送、照料孩子成了双职工家庭的又一难题。对此,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称政府已采取购买公共服务等措施来改善这一难题:“由政府给予财政补贴,购买服务,家长承担一部分经费,让每个学生能够根据不同的情况、不同的需求接受辅导,在学校里就把作业完成,晚上就可以回家休息。”
近视防控
随着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的普及,近视低龄化、重度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成为了困扰儿童青少年、家庭、学校、社会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防控近视问题也是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关心的焦点。
全国政协委员王宁利表示,防控近视的主战场应该在学龄前,近视防控必须是国家战略、全民行动。“我们的一项研究发现,近视眼真正发生的潜在危险期是在学龄前。”王宁利说,6至7岁的孩子正常应该有150度左右的远视储备。如果幼儿园期间不注重近视防控,不给孩子足够的户外活动时间,尽管刚上小学时孩子不近视,但由于远视储备不足,很容易在小学期间发生近视。
王宁利指出,我国近视眼的发生有三个特点:小、深、高。“小”就是发病年龄越来越小,五六岁的幼儿中就有近视眼了;“高”就是患病率居高不下,在一些领域患病率已经顶到天花板了;“深”就是度数深的人数在增加。“以前的近视眼防控可能是某个学校、某个部门的事,现在我们部署的是国家战略、全社会行动。”
全国政协委员、沈阳何氏眼科医院院长何伟也谈到了“防控近视”话题,他拟向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提交一份题为《关于限制课堂PPT课件使用时间完善青少年近视防控的建议》的提案。他指出,课堂PPT课件可能也是一个引发学生近视的诱因;
“多媒体播放的PPT课件由于文图内容多,视觉信息量大,学生需要投入很大的专注力去观看,用眼时间较注视传统板书时间要长,受到教室光线影响,PPT课件的对比度较传统的黑板和白板低,长时间连续观看容易产生视觉疲劳,长期的用眼疲劳会损伤孩子的视力,导致近视发生。”
全国政协委员、广州大学副校长于欣伟也指出,近年来教育部门积极推进“互联网+教育”发展,但电子化教学手段有滥用倾向,不管什么课、不管哪个学段,都鼓励使用多媒体一体机教学,视屏时间过长。为此,她提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教育部应确定标准,分步实施,跟踪了解儿童青少年的屈光变化,全面建立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电子档案。地方和学校建立学生视觉环境、视觉行为和视力健康状况监测体系,每年定期开展学生体检、视力筛查和体质健康监测,及时更新筛查结果,完善医院—学校—家长—学生视力健康实时监测与预警机制。
乡村教育发展
教育资源配置的地域不平衡一直是横亘在教育发展前的难题。有不少基层教育从业者表示,乡村教育发展有两难:学生减少、教师流失。针对此,有不少两会代表呼吁加大对基层和落后地区的教育资源投入。
“今后要加强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科学配置,要建设标准化的学校,尤其是加强义务教育阶段的投入。”周洪宇建议道。他表示,现在有许多教师“下不了乡,下了乡又安不了心,教不好书”,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乡村地区教师待遇差、工作条件落后、发展前景黯淡。为了让教师“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国家应该加大对基层教育的投入,更加大力地实施乡村教师资助计划。
此外,一些民主党派也给出关于实现教育公平方面的建议。例如,致公党中央建议,建立稳定的农村学前教育财政投入增长机制,将学前教育的投入情况纳入我国高水平发展15年基础教育指标体系和地方政府的考核指标;民建中央则建议,建立对城镇地区教育经费的转移支付和奖补机制,对接纳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学校给予更多经费支持,同时对接收农民工随迁子女较多且解决好的地区和学校给予奖励补助,教育资金适当向人口流入地区倾斜等。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大力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既能缓解当前就业压力,也能解决高技能人才短缺的问题。改革完善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办法,鼓励更多应届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报考,今年大规模扩招100万人。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致远学院常务副院长汪小帆表示:“很多继续教育学院都在面临转型,非学历教育逐渐被重视起来。”她认为这种变化正是为了培养国家急需的各类人才,多方协力既能使职业教育质量不下滑,又能使各级各类学校在培养不同类型技术技能人才中发挥其应有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四川国弘现代教育投资公司董事长苏华则建议重视发挥“高考指挥棒”的作用,即让更多的初级和中级技能人才进入本科层次职业院校学习深造,完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畅通从中职、高职跨越到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和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技术技能型人才成长渠道。“这样可以让职业院校的学生也有继续深造的机会,也就能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
至于如何改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与企业用人脱节的问题,促进培养与就业的对接,不少代表提出,前不久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从今年开始,在职业院校、应用型本科高校启动“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同时提出构建职业教育国家标准,坚持工学结合,培育和传承好工匠精神,这些都指明了具体路径。只不过,要想这些措施真正生效,还需要在实施环节有所作为、积极推动。
编辑:彭丹
责任编辑:陆正明
来源:央视新闻、央广网、工人日报、陶博士视光、高考升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