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盘点 | 告别2024：世界有没有变得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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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巴勒斯坦各派代表在北京签署关于结束分裂、加强巴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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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3日，巴勒斯坦各派代表在北京签署关于结束分裂、加强巴勒斯坦民族团结的《北京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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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到年末，悲观的人总会说，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糟，各种乱象似乎预示着一个直线下降的未来；但也有乐观积极的人会说，世界从来就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行的，我们要用半杯水的心态去看待它的好与坏。
 即将过去的2024年，除了俄乌冲突、中东乱局和各国大选，还有很多值得回顾的地区热点：德国政府“垮”了，韩国总统“玩脱”了，菲律宾两大政治家族“摊牌”了，孟加拉国“变天”了，法国总理换了四位，英国爆发十年来最严重骚乱，伯明翰市破产了，莫斯科遭遇重大恐袭，伊朗总统遇难，斯洛伐克总理遇刺，特朗普遇袭……
 但在这些负面信息构成的纷乱世界中，也不乏可喜的迹象：巴勒斯坦14个派别在中方的斡旋下共同签署关于结束分裂和加强巴民族团结的《北京宣言》；中印就边界问题进行实质性讨论并达成6点共识；中缅合作将临近中国边境的缅北地区规模化电诈园区全部铲除；越南最高领导人首访来到中国，中越双方都将对方放在外交优先位置；巴库全球气候会议上，发达国家愿意提供给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经费虽然少得可怜，但总算是达成了一致……这些同样是不该被遗漏的地区热点。
 政治危机密集发生并非偶然
 8月4日，孟加拉国发生全国性抗议活动，次日，曾经5次当选总理的哈西娜乘机逃往印度，该国匆匆告别哈西娜时代。11月23日，菲律宾副总统莎拉·杜特尔特在记者会上声称已雇杀手并作出指示，如果她遭人暗杀，就去杀死总统马科斯夫妇以及马科斯的表弟，曾经联手获得选举胜利的两大家族彻底“摊牌”，斗到“你死我活”。12月3日晚，韩国总统尹锡悦发布紧急戒严令，又于4日凌晨宣布解除戒严令，5日，多个在野党向国会发起针对尹锡悦的弹劾动议案。12月13日，贝鲁成为法国总理府2024年的第四名“房客”，此前先后是博尔内、阿塔尔、巴尼耶，法国总理如走马灯般更换，总统马克龙的支持率也自2017年当选以来跌至历史最低点。12月16日，德国联邦议院对总理朔尔茨领导的政府进行信任投票，朔尔茨未能获得多数议员支持，朔尔茨政府实际上已经垮台。
 放眼全球，如此多个点位的动荡是不是偶然，它们之间有没有联系？对此，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员、上海区域国别学会会长姜锋认为，各国政治危机密集发生并非偶然，而是世界发展的原动力或驱动内核发生变化的结果和缩影。“从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势来看，一些核心要素在变，前所未有的高科技、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气候变化等完全超出了我们传统的认知，整个世界发展的驱动内核发生了变化，这是对全球的一个普遍性挑战。”姜锋对本报记者说，“这种挑战自然而然会引发各国重新定义各自发展的路径、目标和效果，各国的利益也会被重新界定，而发展模式、结构和动能的变化也促使地缘政治被重新审视或调整，这个过程会引发各国特别是过往秩序中的制定者、受益者内部出现大的调整，由此又推动全球秩序的演变，甚至的动荡。”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则认为，即便没有大的国际环境的变化，这些国家的政局动荡也有可能发生。但是他同样认为，大变局的背景的确增加了各国政治危机发生的频率和解决国内问题的难度。“此前发生这样的动荡，大家更多会从内政因素去找原因，比如国内的分配问题、政治政经结构问题，但是现在的密集动荡有一个大变局的背景，更体现出内政因素和外部格局因素更紧密的结合。”崔洪建对本报记者举例说，“法德以前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以前能够更快更有效地导入传统的解决机制上去应对，而现在不仅发生问题的频率越来越高，而且问题的复杂性在上升，同时原有体制在解决这些问题上承受的压力相比以前更大。”
 规则失灵秩序失范引发不安
 斯洛伐克总理菲佐5月15日遭遇刺杀，身中数弹受重伤，该国官员说，刺杀“明显出于政治动机”。伊朗总统莱希在5月19日发生的直升机事故中遇难，遇难的还包括外交部长阿卜杜拉希扬，事故震惊国际社会。7月13日，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市举行竞选集会时被一名20岁男子连开数枪，导致其右耳受伤。12月10日，墨西哥绿党联邦议员被枪杀，此前，墨西哥大选期间超50名政界人物被贩毒集团暗杀。
 回顾以往，政治人物遭遇刺杀行为或者致命交通事故是少之又少的事情，但是今年相关的新闻接踵而至，姜锋认为，这也并非偶然。就刺杀行为而言，“说明矛盾已经激化到用传统手段不能解决的地步，已经进入极化的阶段，而且蔓延到了全球性的范围，”他预测，“未来像政治人物、社会领袖或文化代表受到袭击和谋害的情况可能会更多。”
 政治人物相继遭遇不测的现象也带给公众一种“乱世”的观感。崔洪建由此指出，近些年来整个世界被一种不安全感笼罩，不仅体现在各国之间矛盾上升，地区冲突不断，而且在各国内部，政党斗争愈加激烈，各方不妥协性在上升，导致一些国家的政治规则正在被突破。他说：“原有的规则已经不足以容纳无论是政党还是政治人物之间的竞争，普遍反映出这些国家对规则失灵、秩序失范的焦虑和不安，在此情况下，就会衍生出一些更极端更暴力的竞争和对抗的方式，政治人物作为牺牲品的现象会越来越多。”
 3月份发生在莫斯科郊外的恐袭造成约700人死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宣称对此负责，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则表示，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难逃干系。9月份以色列遥控引爆寻呼机对讲机造成包括真主党成员在内超4000人伤亡，12月22日晚，一位化名“迈克尔”的以色列情报部门“摩萨德”特工向美国媒体揭露了行动细节，他用电影《楚门的世界》的台词描述这场行动：“我们创造了一个虚假的世界，我们是导演、制片人、主角，世界就是我们的舞台。”
 当世界成为恐怖行为的“舞台”，当国家成为策划和实施恐怖行动的行为体，全人类追求和向往的安全和道义将向何处寻？崔洪建指出，恐怖主义正在进行变异。“国际秩序中出现了西方人说的权力转移，但还有一种认识是权力出现了离散化的趋势。有些国家已经国之不国，名义上是一个国家，但是它很多的资源包括很多的实际行政能力都被一些组织所取代，在中东地区表现得很明显；同时，无论是大国的博弈，还是武器管控的失效，也导致了这些恐怖主义势力拥有更强大的武装力量。恐怖主义的国家化或者国家行为的恐怖主义化，这两个方向是同时在进行的，有些国家的对外行为越来越像恐怖组织，而有些恐怖主义的行为体也越来越像一个国家，这两个正在不断加强不断相互刺激的因素给国际反恐带来更大的挑战。”
 一些正面积极信号点燃希望
 纷乱之中岂无积极可喜的迹象？7月23日，在中国外长的见证下，巴勒斯坦14个派别，包括法塔赫和哈马斯在内，共同签署《关于结束分裂加强巴勒斯坦民族团结的北京宣言》，对巴勒斯坦、对中东而言，这都是一个里程碑性质的时刻。8月19日，上任首访中国的越南最高领导人在北京受到最高规格的礼遇，一系列合作协议在访华期间签署，中方将越南作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越方也将中国作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过去几十年风风雨雨的中越关系迎来最好的时期。12月18日，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3次会晤在北京举行，这是五年来双方首次会晤，本着积极和建设性态度，双方就中印边界问题进行实质性讨论并达成6点共识，强调了一个稳定、可预测和良好中印关系对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如此种种，体现了中国在世界变局和乱局面前的战略定力。崔洪建从变与不变的三个层次分析了中国外交的应对姿态：“对于应该变的，以一种改革的姿态去应对；对于不得不变的，更多要从适应的角度去看待；但还有一些东西不能变，需要秉持坚守的立场。在变局面前如何合理区分这三种变并制定相应对策，这对各国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崔洪建说，“好在中国在整个变局中思路清晰，有战略定力，尤其是对不应该变或者不能变的，比如维护稳定，我们清楚地知道，任何矛盾冲突都应该在一个稳定的条件下才能得到长期、长效、可持续的解决。用普通人的话来说，他乱了，你不能跟着乱，最后让乱局超出了可控的范围，就会不可收拾。”除此之外，中方始终强调和平，只有缔造一个和平的环境，建立一个和平的基础，才能够为矛盾和冲突赢得解决的时间和空间；坚持合作始终是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个大的方向，这一方面体现了中方对整个世界局势的认识，也是中国近一段时间以来在一系列地区热点和国际问题上有所作为的基本逻辑和出发点。
 由中国主导或参与营造的正面积极氛围看似没有负面地区热点更抓眼球，但是它为世界点燃了希望。姜锋认为，这些积极信号改变了传统的国际政治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因为传统的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政治的思维模式是一种以权力为核心、唯我独尊、利益至上的模式，现在国际上很多动荡仍是受这种思维模式所推动；而新的时代要有新的国际政治思维模式、行为模式或政策模式，中国恰恰提出了构建符合全人类利益的命运共同体，共同发展，共享安全，它是一种新的模式。”通过以上案例可以看出，这种新模式显然已经落实到了中国对外政策和对外行动当中。即便是在处理大国关系中，比如应对美方的咄咄逼人，中方依然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既体现了中国的全球视野、天下情怀，也体现了中国对自身发展、对世界共同发展、对和平的信心。
 姜锋认为，越到年末越能看出希望的萌芽，一是世人对和平的愿望越来越强，二是全球和平的力量也越来越多，“特别是中国在G20会议上推动的要建立一个公正的世界和可持续的星球的声明。全球绝大多数的国家和人民希望和平，希望共享发展，而中国在这方面确实扮演了一个中流砥柱的作用，我们与其他新兴大国一起共促这种动能，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在内的全球难题。”
 2024年的世界，在崔洪建的眼中，既是过去两年乱局的延续，也是冲突到达底线、混乱有所止境的时机。“如果说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是按照一个平衡法则在运行的话，我觉得2024年实际上是让很多危机、冲突和矛盾见底的一个时期。”他说，尽管特朗普的回归有可能开启新一轮的不确定性，但是因为有了对特朗普第一任期的相处经验，各方面的因素也会朝着抑制不确定性的方向汇聚，“无论是俄乌冲突，还是巴以冲突，尽快转向政治解决的方向更加清晰，另外，各国在经历了这几年的动荡、混乱和纷争以后，很大程度上也出现了疲劳症，也希望能够出现新的平衡。在坚持发展和维护安全之间找到一个新的平衡，各国不约而同地在往这个方向寻求共识；在战争与和平之间，和平应该成为一个常态，而非给战争收拾烂摊子的手段，这也在成为共识；在大国之间的权力扩张和责任担当之间，也在寻找一个新的平衡。”由此，我们不禁期待，2024年尽管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危机、动荡和混乱，但也应该是给过去几年的混乱画上句号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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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本报记者&nbsp;顾文俊 
 图：视觉中国 
 编辑：沈钦韩 
 责任编辑：刘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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