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俊生创作于2001年的《养生图》

赵俊生创作于1994年的《棋迷》

赵俊生创作于2009年的《依偎》

赵俊生创作于2010年的《竹林七贤图》局部

本报记者　范昕

近日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赵俊生艺术展”引发人们关注。展出的已故艺术家赵俊生　的150余幅作品，均为艺术家家属无偿捐赠给国博的。赵俊生画老北京风情、古人诗意、新仕女、佛像，线条是安静的，趣味是自如的，无不具有中国内在精神的成分。有艺术评论家认为，从这些作品可以感受到作者内心既无浮躁也无慌张，那是一种真挚、恬淡、没有功利心的情感，在当今画坛难能可贵。

用笔墨触碰老北京的感动、趣味与灵魂

“老北京风情”最是赵俊生的拿手好戏。他笔下那些曲曲幽幽的胡同里，高高耸起的城墙下，氤氲着绵绵的人情。笔墨所到之处，通过变形、夸张、色彩等多种现代构图语言，渲染着感动，抖落着趣味，也勾勒出这座城的灵魂。其中，天桥上的市井生活场景是他画得最多的。赵俊生从小在天津生活，对少年时曾流连忘返的南市旧情难忘，来到北京后便对同属“四大世俗生活区”的天桥感觉亲切。

细细端详这些画，人们会发现，艺术家在不同时期画下的老北京风情其实各有风味、各不重样。始于1994年前后的“故都风情”系列，是赵俊生较早时期画下的老北京风情。清一色的方构图，打破时空关系，如壁画那般把许多关联的人物、故事与建筑、场景串联到一起。画面带了些重彩画法，漾出时尚的装饰趣味。到了1997年，赵俊生在这类题材上的处理反而转向了传统构图，笔墨删繁就简，画中有着不少留白，无形之中却强化了视觉冲击力。比如他画赶庙会，就画一家三口和一头驴，生活的情味都藏在画中的细节处，父亲叼着烟斗背过手来牵驴，身穿红色大褂的母亲抱着孩子坐在驴背上，孩子手中那串长长的大红冰糖葫芦格外显眼，看似率意为之的眼神，更是将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内心活动表现得淋漓尽致。2005年的“旧京风情”系列，竟然又走向简的对面，以繁来构造一个复杂的社会场景，比如以宽大的场景再现天桥杂技、天桥说唱，画面上数十上百个人物却又各不重样，动态神情之谐趣，令人想到汉画像石上的乐舞百戏。时隔一年的　《老北京风景图》　四条屏，不仅在以形式向传统致敬，画面上方的题跋也大段出现，似乎更接近文人的路数。

不满足于以人们熟悉的个人符号而融入商业社会

值得引起关注的是，赵俊生笔下，远不限于老北京风情，甚至不止于人物画、风俗画。他还画具有装饰趣味的水粉静物，寥寥数笔的花鸟虫鱼，兼工带写的山川村落，也以丙烯、重彩、综合材料等多种形式毫无禁忌地尝试，比如他的“实验图式系列”就通过笔墨语言来架构当代观念艺术，从而融入画坛上正在酝酿成型的新艺术的潮流。

在艺术家兼艺术评论家陈履生看来，赵俊生其人其画有着常人难以捉摸之处。这是因为———如果赵俊生一直在画老北京及其风情，一直表现那种民俗的趣味，人们能够极其方便地了解他；而他自己也可以根据这样的社会认知，以人们熟悉的个人符号而融入到商业社会之中，并被社会所接受。偏偏，赵俊生没有像许多著名画家那样去经营自己具有符号性的社会认可的题材；他一直不满足那种符号性，希望通过新的突破来实现自己的艺术理想，展现自己多方面的才华。赵俊生多方面的题材与不同的形式语言，使得人们很难把握他的艺术走向，这正和当代中国画坛上流行的从一而终的、偏居一隅的样式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理解赵俊生的画，事实上绕不开赵俊生这个人。“二憨”，是京城画界给他的绰号，说的是赵俊生一门心思画画，别的什么都不问。在好友眼中，这是一个低调本分的人，对生活从无过高的奢望，在作画上却极不安分，不断有新的追求。直至生命的最后阶段，赵俊生还倚坐在摇高了的病床上，手持速写本不停地勾画着。妻子问他在画什么，他说正酝酿一幅大画，出院后要将两张丈二宣对接起来横着裁开，画一幅以醉翁亭为题的长卷，人物山水花鸟融为一体……可惜这幅画的构思终究在他的脑海里戛然而止。

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他努力寻找中国画的新路径

吕章申

中国画历经千余年的发展，高峰林立，形成了在世界文化多样性中的独特性，也形成了具有一定艺术程式的中国画传统。这一优秀传统是我们今天必须珍视的。在20世纪初，当这一具有深厚文化传统的绘画艺术形式遇到了新文化，相互碰撞所引发的旷日持久的争论，形成了关于传统中国画发展的各种设想，都成为20世纪中国画发展过程中的各种路径，而变革是其中的主流。与之同时，在变革中保留传统的基本形式也是主流的声音。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新旧磨合，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画的现状不仅显现出与时代相应的各种问题，而且许多画家也在用实践来面对和回应现实中的问题，这就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画发展的时代背景。

赵俊生先生应是这一时期的中间派。他出生于1944年，这一年龄段的画家上有老下有小，他们承载着社会和家庭这两个方面的压力。1985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半截子美展”的主题正是指向这种状态。不管是“没有出壳的鸡”，还是已经“孵过的蛋”，都是一种难言的尴尬。

赵俊生1966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本来他可以像天之骄子一样进入中央美院，成全他自小就立下的做大画家的梦想，却因那个特殊的动荡年代成为他一生的遗憾。那个时期，赵俊生没有得到展现才华的机会，直到1969年下放到张家口蔚县参加农业劳动，依然没有可能在专业上得到发展。他走向专业归口是在1973年分配到当时的国务院文化组下属的机构，从事组织全国美展的工作，由此，他开始了毕生奉献给美术事业的道路。不久他转入到中国美术馆工作，直到在中国美术馆退休，应该说，他为这一时期的美术工作做出了特有的贡献，也帮助过很多这一时期的美术家。

作为一个在美院附中“孵过的蛋”，又因没能升入中央美院而成为一只“没有出壳的鸡”，赵俊生和这一时期的很多画家一样，非常努力地画插图、画连环画等等。在这种大众美术的实践中，其画艺基础得到进一步夯实，弥补了没有得到大学教育的不足。或许正是因　为知道　自　己有不足，赵俊生在1980年代以后则更加努力。他的勤奋和他扎实的功底以及他对于中国画的独特理解，使得他能够在各种题材和各种画法上全线出击，进行多方面的探索，因此，他像其父亲、著名津门画家赵松涛先生那样，人物、山水、花鸟各擅其能，能工能写。虽然，他最终的主要成就表现在人物画方面，不像他父亲定格在山水画方面，但赵俊生的艺术道路有着深厚的家学影响，尽管他走的又是远离家学的道路。

赵俊生先生是一位具有多种才艺的画家，他不局限在一种题材与一种画法之上。在人们的印象中，赵俊生是一位擅长画老北京的高手，在他的笔下既有天桥的把式，又有胡同里的京腔，他把风情和民俗结合起来，为当代人展现了已经远去的旧京风情。他在为人们保留记忆的同时，又用自己的笔墨重新塑造了一种连接着陈师曾当年　《北京风俗图》　的趣味，显然，这也是和他一直生活在京津地区紧密相关。赵俊生又和齐白石一样，把民间的题材与文人的笔墨结合起来，表现出不同一般的风情和民俗特点。还应该看到，赵俊生一直介入在1990年代时兴的文人画思潮之中，不管是新与旧，都表明了他对文人艺术的眷念与爱好。因此，他的题材中出现一些古人的身影，如“竹林七贤”“东坡赏梅”等。尤其是文人在花前月下、吟咏酬酢的种种情态，似乎与他笔下的那些旧京下层生活中的表现大相径庭。这就是赵俊生绘画的多样性。他总是不满足于自己，不满足于似乎好像已经定格的属于自己的题材和笔墨，所以，在新世纪前后受到现代艺术思潮的影响时，他也画了一批具有当代性的作品，又与文人传统、文人艺术拉开了距离。这种表现当代观念的作品融入到他的整体之中，就建构了一个丰富而复杂的赵俊生艺术的特色，显然，这是不同寻常的。有时代的印记，又有他自己发展的轨迹，还有其凸显的属于他个人的艺术风格。

赵俊生先生是一个思想上活跃、艺术上心灵手巧的画家。赵俊生曾以“二憨”为笔名。他对人的确憨厚，我与他在中国美术馆同事八年，经常在一起小酌聊艺，对他的了解更多一些。他人缘好，有求必应，可在艺术创作上他并不“憨”，而是非常内秀，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追求和理想。

客观地说，赵俊生在有生之年取得了不平凡的艺术成就，这与他在中国美术馆几十年的工作经历是分不开的。中国美术馆的藏品和每年几十个、上百个的各种展览，开阔了他的艺术视野，增强了他的艺术辨别力，也提升了他的艺术创作能力和在多样化道路上的发展潜能。我常想，如果再给赵俊生十年的时间，当他把伸出去的五指握成有力的拳头，他的艺术创作将会勇猛精进，艺术成就将会更大。遗憾的是天不假年，没有再给他这重要的十年。

(作者为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