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许江、孙景刚、崔小冬、邬大勇等合作油画《1937.12·南京》

②李桦版画《怒吼吧中国》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美术作品展于近日在中国美术馆开幕。此次美术作品展汇集了我国几代美术家在不同历史时期以抗日战争为主题创作的美术作品，是全国美术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一次重大文化活动。

展览全面展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走向胜利的历史宏篇，以气势磅礴和满蕴豪情的美术作品歌颂了中华民族为捍卫祖国领土完整，勇于抗争、浴血牺牲、前赴后继、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从美术史的角度来看，此次展览亦是以“国家叙事”的高度，对“抗战美术”这一中国重要的艺术主题进行的演绎与诠释。

“抗战美术”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具有特殊的文化价值与历史内涵，它凝聚了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以来的民族呼声和艺术激情,更是中国国家叙事中的重要组成，为新中国提供了天然、清晰的文化记忆与叙事途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抗战美术与国家叙事”这个课题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更是永恒的。

在无数种有关国家的叙事中，视觉叙事显得尤为特殊。它跳脱了语言的桎梏，用图像的形式直接反映国家的历史记忆。西方著名的艺术理论家朗格认为，每一种伟大的艺术都有其自身的灵魂，而现在我们可以证明，视觉艺术的“灵魂”便是直接的象征模仿，是从感性认知的层面对历史的一次介入。然而，无论一幅艺术作品有多完美，它都无法被称之为视觉的国家叙事，因为它仅仅是对一种历史瞬间的个人化感知、模仿和再现。而“抗战美术”提供了成为国家叙事的足够长的时间与空间跨越，拥有与国家命运和民族兴旺、人民幸福相关联的宏大叙事框架，并不乏宏观视角之下的个人体验与情感。将“抗战美术”中这些凝固的瞬间进行深度发掘、整理，最终以超越的美学眼光和清晰的历史脉络呈现出来，是我们得以获得视觉叙事的终极形式。

从美术史研究的角度看，自1931年起，以反映与表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主题的美术创作均为“抗战美术”。从历史时段上来看，“抗战美术”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31年至1949年。这一时期的大批艺术家把自己的画笔当成枪炮，记录了全民族奋起抗争的人民形象。这一时期的“抗战美术”以小幅木刻画为主，包括当时后方报刊上发表的木刻画、漫画及连环画。在城市中有宣传画，农村则以年画为主，还包括墙报、漫画和标语，而油画和中国画相对较少；第二阶段是从1949年至2009年。自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艺术家创作“革命美术”，成为新中国美术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画家都积极投入到图绘革命历史的工作中去，创作了一批经典美术作品；第三阶段是从2009年至2015年，由国家叙事大型展览主导的抗战艺术创作，成为抗战美术的当代诠释与重要组成：其一是2009年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中的“抗战美术”作品；其二是此次由全国各地美术家创作的一大批“抗战美术”的集中展示，这一批创作是在党史专家和军史专家崭新的抗战历史研究的基础上，更加历史地、客观地、真实地反映抗战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内容与形式均有了新的拓展与创新，进一步丰富了“抗战美术”中的题材与内涵，强化了“抗战美术与国家叙事”的关系及其意义。

三个不同历史阶段的“抗战美术”，史诗般地展现出中国现代美术史中民族独立、文化自觉及主题鲜明的特质，它彰显着具有国家意识、民族担当和社会责任的几代抗战美术家，用血肉与热泪铸就的“抗战美术与国家叙事”的丰碑。

“国家叙事”大型展览与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史梳理有很大的不同：一方面，美术史中的经典作品及其全新的主题性创作是国家重大主题性和历史性展览的生命所在；另一方面，其跳脱一般艺术史意义上的经典陈列，从不同视角和价值观，发掘更具历史启发性和时代意义的经典。这就需要策展人从国家叙事的语境中对“抗战美术”所涉及的国内外大量作品作深入考察、长期研究和梳理，以学术深挖藏品和加入全新的创作作品，让“抗战美术”的重大主题性和历史性展览以崭新的叙事方式呈现在观者面前，跨越时间、空间及观念，使这些作品在全新的策展理念与语法中发挥更大的价值与意义。

在国家叙事大型主题性和历史性展览的策展思路与基本框架下，此次展览的主题演绎与提炼始终紧扣四条线索：一是紧紧抓住每个重大历史性、纪念性主题的文化历史内涵和最新研究成果；二是紧紧抓住20世纪以来中国美术史与美术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通过对它们的掌握与运用，使展览在历史的纵深和时代艺术前沿的双重维度中争取达到国家叙事的高度；三是在全国的美术馆、博物馆和纪念馆的范围内主动地调动、暂借与展览主题有关的作品，形成名人名作的展览高度；四是有组织、有计划地组织全国美术家进行主题性创作，以弥补藏品中个别题材的不足，同时也是在新的历史研究语境中对国家重大主题性和历史性的艺术创作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这些美术作品以“抗战与苦难”“抗战与人民”“抗战与英雄”“抗战与战场”“抗战与世界”“抗战与胜利”和“抗战与和平”七个不同视角进行了集中呈现。其中，“抗战与苦难”部分有：陈执中《“九一八”之夜》、王悦之《弃民图》、李桦《怒吼吧中国》、罗映球《在敌人的铁蹄下》、余钟志《饥寒交迫》、汪刃锋《流亡的开始》。新时期以来，如许江、孙景刚、崔小冬、邬大勇等联合创作的《1937.12·南京》，吴为山《家破人亡》等。“抗战与人民”部分有：罗清桢《咆哮》、沃渣《抗战总动员》、张漾兮《前方浴血奋战，后方加紧生产》、唐一禾《七七号角》、许生《上前线去》、卢鸿基《“儿呀，为了祖国，勇敢些！”》、罗工柳《马本斋的母亲》、庄言《农民自卫军》，也包括新中国以来的创作，如林宏基《烽火少年》，秦大虎、张定钊《在战斗中成长》，孙濨溪《小八路》等作品。“抗战与英雄”部分有：胡一川《到前线去》和《八百壮士》、陈烟桥《冰雪中的东北义勇军》、彦涵《狼牙山五壮士》，还包括新中国以来的创作，如邢永川《杨虎城将军》，胡悌麟、贾滌非《杨靖宇将军》，岑圣权《蔡廷锴——1932年春，上海》，全山石《八女投江》，张文新《百团大战的彭德怀》，李武《赵尚志》等作品。“抗战与战场”部分有：野夫《九一八（沈阳城之轰击）》、王青芳《偷袭》、丰中铁《冰天雪地中的东北义勇军》、罗清桢《突击》，包括新时期以来的创作，如杨克山、崔开玺《七七事变·卢沟桥》，张绍城《淞沪抗战——十九路军》，高洪啸《中日徐州会战》，齐鑫《滇西抗战》等作品。“抗战与世界”部分有：汤小铭《满腔热忱》，潘鹤、程允贤《白求恩像》，杨美应《斯诺在保安》，任惠中《中国远征军》，李荣林《驼峰航线》（2012——2014年油画），孙浩《零式飞机的坠落》，曾岳《史迪威将军》，广廷渤《陈纳德》，唐绍云《华侨在滇缅公路——离别》，修建桥《埃德加·斯诺》等作品。“抗战与胜利”部分有：马达《侵略者的末日》、庄严《老百姓的胜利》、彦涵《军民合作》、蔡亮《延安火炬》、邓超华《胜利的日子》、陈坚《公元1945年9月9日9时——南京》。冯远《胜利日》、田黎明《铭史册页图》。“抗战与和平”部分有：马达《和平纪念塔》，彦涵《我们衷心热爱和平》，李平凡《我们要和平》，王向明、金莉莉《渴望和平》等。

总体来看，这些美术作品既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艰苦历程，呈现了20世纪美术发展历史中“抗战美术”的语言演变与风格特质，更在一定程度上构筑了关于抗日战争的历史真实与艺术力量。许多老中青画家都紧扣展览主题与时代脉搏，以强烈的责任感投入新的创作，在创作中努力探索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以富有时代特征的艺术语言和艺术风格，在文化精神的升华和艺术风格技巧的创新上达到了新的高度。

“抗战美术”的国家视觉叙事，试图综合处理不同层次的叙事，从而形成具体的宏大视觉叙事，展现中国在抗战这一重要历史进程中的复杂面貌。艺术作品既是这一叙事的“语言”，更是它的命脉。历史长河中的每一个阶段都不乏艺术家的身影，他们留下的大量作品，以自己的艺术语言和艺术风格真实反映着社会现实与时代发展的主流。因此，艺术作品再现历史，更是历史本身。只有将作品与艺术家放回历史现场，才能真正还原它的价值与意义。基于此，通过对“抗战美术”作品的研究与运用，强化对作品的再研究、再发现、再阐释，才能找到历史复原与时代前沿、艺术发展中的关联。其中，不但要以名人名作为依托，还要在作品中寻觅被遮蔽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努力挖掘它们的深刻文化内涵以及所蕴含的时代精神，使它们与展览主题发生新的关系，透过多重视角与层面，使“抗战美术”作品价值在与国家重大主题性和历史性展览的主题呼应中产生新的解析与新的能量。

文/张晴（作者系中国美术馆研究与策划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