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剧《使女的故事》用高度单纯的画面呈现加拿大作家阿特伍德原作中那个安静中潜藏着疯狂的世界。

英国作家伊夫林·沃的小说《故园风雨后》因改编成同名电视剧而广为人知，之后又改编成同名电影，仍是话题之作。

石黑一雄的小说《别让我走》继被改编成好莱坞电影后，又被改编成日剧。

根据麦克尤恩小说《救赎》改编的同名电影

本报首席记者　柳青

美剧《使女的故事》在去年秋天横扫艾美奖，那只是它的征途的开始，随后拉开的颁奖季里，这是一部频繁出现在“推荐榜”上的作品，在即将揭晓的金球奖评选中，它被视作最佳剧集的有力竞争者。这部制造了巨大话题效应的剧集，把作家阿特伍德的原作小说一并拉入观众视野，一部出版于30多年前的“常销书”经影视的催化成了迟来的“畅销书”。

《海边的曼彻斯特》　是上一年颁奖季的热门影片，然而男主角卡西·阿弗列克的话题热度却没有丝毫褪去，因为他接下来要主演根据小说　《斯通纳》　改编的同名电影。电影没开拍就攒足了议论，是因为卡西·阿弗列克的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光环吗？　不不，因为原作的分量。这本书在过去的几年里是现象级的纯文学畅销书，文艺评论家们形容这是一本“被埋没了半个世纪的经典”。

与奈保尔、拉什迪同为“英语移民写作三杰”的石黑一雄不温不火了很多年，当他一夕间被推到聚光灯下时，人们忽而意识到他是个挺“通俗”的作家，他的喜闻乐见是因为《长日留痕》《伯爵夫人》和《别让我走》等电影背后有他的小说的影子。

无论放眼当下的影视创作，或钩沉历史，完全原创的影视作品是有限的，文学的资源撑起了影像的半边天，影像和文学之间相互成就又相互撕扯的关系，本身就是一部足够精彩的作品。

－－－编者

电影的本质是去了解人,文学也是,它们殊途同归

通俗的观点认为，电影所代表的视觉文化拉低了人类的想象力阈值，在这个大前提下，唯有文学能重建人和世界的有效关系。所以大有文学系师生把“小说对比电影的优势”看作生死攸关的问题。

其实大可不必这样。电影的本质是去了解人，文学也是，它们殊途同归。影视人和小说家之间，是投桃报李的双赢关系。

来看《使女的故事》，这是加拿大人阿特伍德创作于1980年代的小说，在作家的作品序列里，这不是一部被频繁提起的作品，时隔多年，因为电视剧的热播，它重新成为现象级的作品。读者和观众心惊胆战地意识到，小说在当年没有爆发出的能量被电视剧引爆了，电视剧看似通俗化、直白化的改写，并没有折损文字的力量，无论剧集还是原作，带来的震撼是惊人的。这个以架空的“近未来”为背景的故事，是用科幻的笔法钩沉历史隐秘的黑暗与罪恶，它对性别政治和人类境遇的体察，既是对过去和当下的反思，也是对未来的忧思。阿特伍德是一个高明的说书人，她的文字简洁冷峻，擅长不动声色描绘秩序表象下的混乱和脆弱。美剧《使女的故事》　最大贡献在于用高度单纯的画面呈现一个安静中潜藏着疯狂的世界：马路笔直齐整，天蓝草绿树木葳蕤，规整的房舍干净得像刚用水洗过。使女们清一色的戴白色宽檐帽，浑身被猩红的袍子裹得密不透风。她们列队出行，镜头俯瞰下来，白帽子组成一条绵延的直线。带着超现实色彩的画面，像一个接着一个醒不过来的荒诞的梦。

小说和影像指向同一个目的，就是让那些被压抑的故事被听到。影像的本质是直观的，文学的特长是沉得住气的铺陈推进，这是两种媒介形式的天然差别，不存在哪一种更高明的等级之分。爱尔兰作家托宾在他的小说　《布鲁克林》　被改编成同名电影后，发表过一段很中肯也很有趣的评论，他说，文学是一场“慢”旅行，他为了写一个女孩舍弃家乡的爱情、重新踏上移民的道路，可以写上十几页纸，电影只用一个特写镜头就能让观众知道，女孩万般不舍、但还是放弃爱人了。两相对比，小说的“慢”固然有慢的细腻肌理，而电影里一瞬间的特写，他在演员脸上看到的万千情绪，同样丰富得难以转述。

在这个问题上，匈牙利导演贝拉·塔尔有更坦率的说辞。他的几部主要作品都改编自小说，评论大多认为，导演的标志长镜头是为了用影像转译小说家迂回稠密的长句。但贝拉·塔尔反驳：“我从不试图把文学翻译成电影。作家的文本给了我灵感，我要把它们翻译成生活，想象人类的处境，寻觅生活的逻辑，因为电影只能从生活中诞生。”他形容导演和作家的合作，就像充满争吵的婚姻，电影和文学的相遇，恰似男女结合，“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种，它们异性相吸，交流人类的生存状况。它们虽然各执一词，但共同关切人类存在的方式，在大千世界寻找人性的载体。”

对普遍人性的追问,战胜了时间和空间

因为不断的影视改编，一部分原先只限于文学爱好者小圈子的经典，得以一次次“重现”在大众视野。这也是影视和文学之间的“互惠互利”：影视改编从文学的富矿中寻找原料，又在公众传播中让文学作品抵达了尽可能多的受众。小说在被反复重述和演绎的影像化过程中，文学对普遍人性的追问，战胜了时间和空间。

英国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被誉为“推理小说女王”，写过上百个悬疑故事，创造了“侦探波洛”和“马普尔小姐”这两个了不起的侦探形象。阿加莎的小说里，最广为人知的有　《捕鼠器》　《无人生还》　《尼罗河的惨案》　和　《东方快车谋杀案》，尤其后两部，能深入人心不仅因为小说本身的魅力，很大程度也是因为电影改编的成功。《东方快车谋杀案》　在1974年、2001年、2010年、2015年和去年，先后5次被改编成影视剧，由肯尼斯·布拉纳最新改编的一版去年底再度在影院里掀起“阿加莎热”。因为原作无懈可击，几次改编借力于小说，都获得了不错的评价。

由西德尼·吕美特在1974年导演的电影版，被公认为影史经典，这很大程度得益于导演吕美特处理室内悬疑剧的娴熟调度手法，毕竟在　《东方快车》　之前，他已经拍出了　《十二怒汉》　这样的杰作；此外，这电影的光环来自全明星阵容，劳伦·白考、英格丽·褒曼、肖恩·康纳利、约翰·古尔古德、安东尼·珀金斯……这一串星光熠熠的配角让人眩晕。这一场发生在密闭车厢里的集体复仇，是一个欧美上流社会“法外执法”的西部故事，在好莱坞黄金时代光灿明媚的英格丽·褒曼在这部电影里演了一个瑟缩的家庭教师，观众几乎认不出昔日的北欧女神，这个角色为她带来了职业生涯中的第三座奥斯卡表演奖。

日本著名编剧三谷幸喜把阿加莎的原作改写成迷你剧　《东洋快车杀人事件》，是一个有意思的改编。日本版延续了好莱坞经典版的特色，同样是全明星阵容，但这个经典推理文本“东方化”以后，有趣的是阿加莎和三谷幸喜“相遇”后的化学反应。这个两集的迷你剧，第一集是对原作的致敬，也是1974年电影版的再现，到了第二集才是日本编剧真正的发力点，在阿加莎言犹未尽的地方，三谷幸喜在日本的社会人情土壤里，深入地挖掘法律和人性的悖论。

就像　《东方快车谋杀案》　这样，太多经典文学的文本成为在时间流逝中保鲜的素材。美国作家詹姆斯·凯恩的小说　《幻世浮生》　第一次被改编成电影，是琼·克劳馥在1945年主演的黑色电影　《欲海情魔》，到了2011年，凯特·温斯莱特主演的迷你剧　《幻世浮生》　则成了一部带着浓郁怀旧色彩的情节剧。英国作家普里斯特利在1944年创作的剧本　《罪恶之家》　在伦敦西区常演不衰，也在大小银幕上常拍常新，在1954年、1982年和2015年三度被改编成电影或迷你剧。1944年的戏，写的是1912年的事，放在2015年看，除了时代背景，没有任何过时的迹象，它所追问的“在金钱和欲望泛滥的环境里，道德往何处安置”，总能触到观众的切肤之痛。意大利导演维斯康蒂是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狂热书迷，他不仅把陀氏的短篇经典　《白夜》　挪到意大利背景下演绎，更是在　《洛克兄弟》　《被诅咒的人》　这些代表作品里，曲折地接近了　《白痴》　和　《群魔》。

当文学一次次因为影像回归，我们看到了：欲望对道德的侵蚀，衰败的文化对人性的碾压，对精神田园的渴望———这些既是小说中记录的历史，也是当下的困境。 

相关链接

那些“活跃”在电影背后的作家们

E·M·福斯特

代表作:《看得见风景的房间》《霍华德庄园》《莫里斯》

很多观众因为詹姆斯·艾沃利导演的电影了解了英国作家福斯特，艾沃利先后把福斯特的代表作　《看得见风景的房间》　《霍华德庄园》和　《莫里斯》　搬上大银幕。福斯特被欧美文学界公认是20世纪最重要的英语作家之一，他的小说结构精巧，文字富有幽默感和反讽色彩，在艺术性和文学性之间达成微妙的平衡。作为那个时代著名的人道主义者，福斯特擅长在小说中描绘人性中卑微与高贵的激烈冲突，他在作品中强调理解和同情，强调不同社群和族群的人们必须“彼此关心、彼此联结起来”，人类才有更好的未来。艾沃利的电影改编以细腻、克制、优雅而为人称道，他很好地把握了福斯特小说中对英国复杂人际网络的洞察和描绘。

詹姆斯·M·凯恩

代表作:《邮差总按两次铃》《双重赔偿》《幻世浮生》

作家詹姆斯·M·凯恩的名字和好莱坞战后的黑色电影密切地捆绑在一起。他以记者的身份开始写作，在一战期间曾是驻法国的战地记者，在两次大战的间隙，他一度成为好莱坞的职业编剧，那段时间他开车周游加州，写了几个不温不火的短篇惊悚小说后，一鸣惊人地写出　了一部改变他后半生的中篇　《邮差总按两次铃》。文学史家认为，《邮差》　是美国出版史上第一部超级畅销书，它是黑色文学和黑色电影的开山鼻祖，也是同类型中难以被超越的巅峰。《邮差》　位列20世纪百佳英语小说之一，且四度被改编成电影。《邮差》　之后，凯恩创作了风格相近的　《幻世浮生》　和　《双重赔偿》，根据这两部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也都是影史经典。

伊恩·麦克尤恩

代表作:《救赎》《孩童法案》《在切瑟尔的海滩上》《水泥花园》

去年入秋以来，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迎来了他的作品影视改编的井喷季。他的成名作　《时间中的孩子》　由　BBC　改编成电视剧，“卷福”本尼迪特·康伯巴奇主演了剧中的儿童作家。《时间中的孩子》　热播之后，同样改编自麦克尤恩小说的　《在切瑟尔的海滩上》　在伦敦电影节上首映，影片将在今年初正式公映。此外，他的小说新作《儿童法案》　也已经进入拍摄阶段。自1990年代起，麦克尤恩的小说就备受影视改编的青睐，《陌生人的慰藉》　《水泥花园》　《最初的爱，最后的仪式》　《爱无可忍》　《救赎》　等先后被搬上大银幕。他的小说适合“视听化”，很大程度是因为他擅长类型化的写作手法，又能在类型写作中出其不意地翻转套路，达到颠覆性的戏剧效果。他的写作行走在边界上，在分隔了希望和失望、荒诞和天真、暴力和柔弱、理智和情感的边界上，他写出了广袤的生活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