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美琳的书桌上有一道风景：医学英语词典、科学英语词典等各类词典堆起了一栋“高楼”。

“我现在每周还坚持看十几个小时的文献，因为我要看门诊，必须与时俱进，这样才能对病人负责。”廖美琳说。今年已84岁的她，依旧每周出门诊，坚持阅读文献，掌握肺癌诊疗最新进展，词典是她的工具书。

从医61年，廖美琳见证了中国肺癌诊疗近半个世纪的发展。有人将肺癌治疗进展比作蜗牛，形容太慢了，大量病人等不到有效治疗就离世了。但近些年，这只“蜗牛”加速了，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肺癌诊治新手段层出不穷，肺癌成为近20年治疗效果进展最为明显的肿瘤之一。

“（病人生存）以前讲天、讲月，现在终于讲年了。”廖美琳说，医学就是一个相加的过程，每一步都算数。

医生不要灰心，病人不要死心

廖美琳在门诊遇到过这样一个病人，对她鞠了三个躬，说：“我活了11年了，现在也很好，这次是自己坐火车来的。”她说，这个时候体会到了医生的成就感，无与伦比的满足。

廖美琳说，与肺癌过招犹如拔河，根据病人情况制定并可能不断调整治疗方案。这期间，不是非得用新药，但治疗方法的搭配要好，不少病人严重到淋巴转移、肝转移，但“拉拉又回来了”。在她手里，肺癌患者存活一二十年的并不少。

“所以说，医生不要灰心，病人不要死心。”与肺癌接触近半世纪，她得出这样的结论。

 1957年，廖美琳从上海第二医学院毕业，分配到胸科医院工作。当时肺癌患者很少，结核病、气管炎病人多。廖美琳从一个呼吸科医生做起。

1970年，肺癌开始抬头，胸科医院开设我国首个肺癌专科病房，廖美琳被老师调入负责这个新病房。“当时的治疗办法太少了，医生对肺癌基本是束手无策的。”廖美琳说，开设肺癌病房是希望更好地摸清肺癌，更好地去帮助患者。

“起初，我看到病人白细胞往下掉就怕，不知道该怎么办。有限的化疗手段副作用很大，护士晚上就跟脚踩风火轮似的，呕吐病人此起彼伏。”廖美琳回忆。为解决临床上的棘手问题，图书馆成了她的第二个家，与肺癌相关的书，她都没放过。

看书也找不到答案的问题，就去求教别人。从上海的肿瘤医院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都是她求教的对象。她还去学中医，用车前草让患者消肿，用蟾酥给患者止痛。

“当时很累，治疗效果也不好，但大家不觉得苦，心中充满着为什么，就想着怎么做才能更好地治疗病人。”廖美琳说。

这就是中国肺癌诊疗的起点，伴随着一群医学探路者的艰辛，甚至挫败。

肿瘤治疗就是“一步步爬过来的”

如今的廖美琳桃李满天下，她则感念在胸科医院遇到过的两位好老师，一位是徐昌文教授，一位是吴善芳教授。他们开辟了中国肺癌多学科治疗的道路。1980年，他们领衔撰写了中国第一本肺科肿瘤专著《肺癌》。

“起初，我对肿瘤治疗所知无几。两三年后，老师派我去北京学习，并嘱咐一定要拜访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孙燕大夫。”廖美琳说，这次见面对她有着深刻影响。孙燕告诉她，有一个说法认为肿瘤的发展与肿瘤细胞增殖生长相关，可用肿瘤倍增时间来测算肿瘤生长情况，并据此采取相应的治疗。

回到上海，廖美琳与同事着手肺癌倍增时间和手术治疗预后的研究。1978年，他们的相关研究发表在于《中华内科杂志》后，之后便接到了《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的约稿及国外学者的来信咨询。这是廖美琳发表的第一篇有关肺癌的论文。

此后，她开始做小细胞肺癌的临床研究，这在当时是肺癌中恶性度最高的，病人三个月内就可能死亡，五年生存率小于5%。

▲上个世纪80年代胸科医院肺内科合影（廖美琳前排右五）

上世纪80年代，小细胞肺癌的治疗手段仅限几个化疗药物，外加手术。做了100多例后，吴善芳让廖美琳把病例分析总结一下，结果发现，他们用手术加特定化疗的方法，患者五年生存率竟达到了36%。

这是廖美琳做的第一个临床研究，由此开始了一个又一个肺癌的临床研究。他们还联合上海、北京的大医院做临床研究，到后来，加入国际多中心研究。

在此期间，廖美琳目睹并参与着新技术的落地、肺癌诊疗时代的更迭。从1970年到1990年，化疗大幅发展，到上世纪90年第三代化疗药物出现，效果提高了，副作用降低了，再到2000年后的靶向治疗出现，以及近十年兴起的免疫治疗……全球肺癌诊疗走上了更有效、更规范的道路。

“大家总觉得有了新的，旧的就丢掉，但医学上不是这样。肿瘤治疗绝不是有了新方法就把前面有效的治疗方法丢掉，而是互相结合，发挥更大的作用。”廖美琳说，肿瘤治疗就是每一步加一分、加两分、加三分，一步步爬着过来的。

为医目标不是各类指标，而是怎么对病人好

谈及学科未来，廖美琳反复说，希望给医生多一点时间。

如今，廖美琳坚持每周一、二在胸科医院看门诊，她看病不快，每次看10个病人。她说，肿瘤医生一定要跟病人接触、谈心，才能真实知道病人的痛苦，包括病人的食欲、精神、心理状态、家人支持、身体变化等。

可她注意到，现在的医生都太忙了，太赶时间了。她感慨，如果单纯拿手术量、门诊量来评定医院、医生的工作，并不科学，“医院不是生产车间，医生不是生产工人。这样的做法和管理都造成了年轻医生的急躁心理，忘了他们为医的目标不是各类指标，而是怎么对病人好。”

廖美琳说，当医生的“良心要正”，这种做医生的基础，任何时候、任何年代都不能丢。

如今新疗法层出不穷，但看着患者为了吃上肿瘤药卖房举债，廖美琳的内心不是滋味。她带着学生们加紧参与国产肿瘤药的临床研究，希望随着国产肿瘤药的落地，能让肿瘤药整体降价，提高患者的药物可及性。

走过近半个世纪，肺癌不再是一发现就是中晚期，随着肺癌早期筛查的推开，小结节肺癌越来越多了。对此，她主编出版了《微·小结节肺癌》，这是国内第一部系统阐述“微·小结节肺癌”的专著，指导国内临床医生如何面对千变万化的肺部小结节诊治，为患者争取更长、更好的生存期。

从医61年，做肺癌医生近50年，廖美琳说，对肺癌的治疗越来越有信心。她相信将来肺癌是有可能治愈的，也真心希望肿瘤患者都能“吃得到药，吃得起药”。

作者：唐闻佳

责任编辑：李勤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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