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20周年之际，艺术节和文汇APP联合推出《我和我的艺术节》专题报道，邀请活跃在国内外舞台上艺术各领域的领军人物，讲述与艺术节一路走来的故事，从鲜活的创作、演出经历中感受当代中国艺术家们对艺术传承与创新的思考。

田沁鑫是著名导演。20年前，她带着话剧《生死场》来到了第一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得到了上海观众的认可。从此，她便与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结下了不解之缘，不断受到艺术节的委约，创作了《青蛇》《狂飙》《北京法源寺》等优秀作品，并获得了“第17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特别贡献奖”。今年，她成为了艺术节的“扶青”导师，像艺术节帮助她一样帮助更多青年人才施展才华。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听，田沁鑫与艺术节之间的故事。

问：您还记得您第一次在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上的经历吗

田沁鑫：记得，《生死场》嘛，那是我进入国家剧院的第一部话剧。

问：那个时候您还记得我们是在哪里演出吗？

田：逸夫剧院

问：您的第一部作品离演出的时间并不长，您1997年有了第一部作品，1999年有了《生死场》，排练的时候您有没有遇到什么记忆深刻的事情？

田：我记忆比较深刻的是第一部戏《生死场》，我在参加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期间，我们《生死场》的女一号，她去世了，她演完生死场在北京的演出以后，也知道有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演出，她是三天之内就去世了。之前我们也都不知道她的身体状况，免疫力非常低下，发烧，她得了那个病，恶性细胞坏死。那个时候对于我一个年轻导演来说，我是非常震惊，然后院里面说后面还有演出，我说这人都去世了，我心情很不好，这个戏就不要演了。后来院里面说因为有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一个邀约，活着的人还得继续，还得把任务完成。

我就是心情很复杂，当时选了一个我们剧院的共产党员，叫张英，说请她来演女主角，我当时没有对于张英演得好或不好的想法，就是觉得能把这部剧完成，我就会很感激这个演员。我们用了两个星期来教她说台词，我在给她说戏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就总是有赵珍娟的影子，因为她不是久病去世，久病的话还能心里有准备，她是突然去世的，我就很难忘记，后来我们其他的演员来的时候，像韩童生老师和她有对手戏，倪大红老师，我们全剧组在这两个星期里面望着这个演王婆的女一号，大家的心情还是很复杂，阴阳永隔，生死一别。所以即便这个角色由其他人来替演，但还是心里面难以接受。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还是在努力接受。对于我来说的话，我以前也没遇到过这样的事，所以在开会的时候还是会和演员们说一下这个事情。其实对于我来说，我当时的情感和我的智力，我觉得都够不上这一场生死，但是我会有一个责任，去讲这个对于我本身来说也不能接受的一件事情。现在想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是我后知后觉，我现在想也不一定能理解这场生死，但是我跟大家说的是，娟娟她其实是去旅游了，她长期地去旅游了，对于她来说其实是一种解脱，是一种自由，我们就想她很快乐地去旅行了，我们还要继续我们的工作吗，我们可以祝福她。那么后来我们就到上海来参加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演出很受大家的欢迎，我们张英那个女演员，后来就跟我哭了一次，因为她也很压抑，心情也很复杂，对于她来讲这个经历也是不能忘记的，对于我来讲是我终身无法忘记的。

问：那么经历过这一场生死以后，您对于《生死场》会不会有新的认识，在您的思想上面，和您一开始做第一场的时候会不会有不一样？

田：对，就是好像有了一个平衡的能力，之前是比较纯粹，比较激动的去完成自己的想法，这个事情出现之后，我再看《生死场》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不是很要求演员了，我是一个很旁观的状态，很平衡的心理状态，一场生死把我给打回到一个很冷静的状态来看这出戏了。

问：我相信一个艺术家对于即便是同一件事情的看法，在早期和后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狂飙》，您用现在的眼光去审视当年的那个版本，和现在演绎的这个版本，您认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或者说您有什么新的理解？

田：《狂飙》是我写自17年前的一个作品，在去年的时候是纪念话剧110周年，国家话剧院院长希望复排这个戏，上海戏剧学院的院长和书记也希望能够有一个毕业公演，面对社会的一个演出，希望我做导演，所以《狂飙》这个戏就这样在上戏孕育诞生了，在去年5月5日参加了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谷的开幕大戏。这个戏我用了一些现代的技术手段，有八台摄像机在舞台上，现场拍摄，现场剪辑，即时投影。把上海戏剧学院年轻漂亮的学生们，通过这种半电影化的方式在舞台上展现，也没有想到观众非常的踊跃。我用这个方法不是有意要区别17年前那场《狂飙》，那场也是演在艺术节，那是由辛柏青、朱媛媛、陶虹、袁泉、师春玲他们几个主演的，还有印小天他们，也都是刚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的学生在演出。那么事隔17年，在上海，依然是戏剧学院表演系的学生，但只是换成在校生了，对我来讲真的是像《狂飙》这个名字一样是如此的青春激荡，好像似乎《狂飙》跟年轻离得很近，也是由上戏的校友，金世佳主演的，我当时考虑的是，如果他们毕业演出的话，可能年轻的表演系的学生没有舞台表演的功力，我觉得怕他们无法承担这样一个需要功力的一个演出，所以我就想尝试一下用影视的方式，因为他们很漂亮，我觉得目前的戏剧创作，对于现场拍摄的方式也是一个新课题，想尝试一下，演出效果很好。因为《狂飙》这个戏是我自己写的，剧本也进行了一些小的调整，最后呈现出来还是有着十六七年前那样青涩的青春的一种力量感，和浪漫多思的悲情，同时这一版《狂飙》也有了和现代观众贴近的技术手段来辅助它，让我们通过机器拍摄的方式来走进一个青春激荡、多情浪漫的一个属于艺术家的世界。可能这一点来讲观众还是很喜欢的，有很多观众都看了不止一遍，一个文艺片结合了新手段，可能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新意。

问：那17年前后，下面观众的反应有什么区别吗？

田：我们17年前是在北京大学的百年讲堂首演的，结尾的时候，我们唱国歌，观众全体起来唱国歌，年轻的学生们，我们是在五月四号那天演出的，所以非常的激情。我们现在演出，观众很喜欢，有很多观众在哭，昨天我们有个演后团，他们说他们因为这个戏会掉眼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戏有些悲情，有几个感人的地方，但是我看了一下微博，有一些观众说好像泪点挺多的。我觉得可能是随着我的成熟吧，导演比过去稳重了一些，戾气少一些，所以这部戏剧温情的层次能剥离得挺清晰的，里面还有挺力量的激荡的青春，可能今天的观众会把文艺气息更强烈一些，他们的理解力会好一些。但是观众有时候会在国歌的时候起来，有时候没起来，还是有一些差别。

问：这可能也是因为时代的原因造成的，20年前我们这个年龄层的观众可能更热血一点，现在的年轻人更fashion一点，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吧。

田：对，但是我觉得作为国家的国歌，有国歌法，同时我觉得要礼遇自己国家的国歌，全世界国家的人民都知道的，每一个国家的公民都应该做的。

问：17年前的《狂飙》无论是在北京首演或者是在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演出，最后观众站起来一块儿唱国歌的话，这个场面应该是非常非常感人的，这也算是话剧这门艺术独有的和观众交流互动的一种方式。那这是否是您如此热爱这门艺术的原因，或者说还有其他的原因？

田：我觉得戏剧对于我来讲有一些像爱人，像爱情，因为我没有结婚，所以我觉得我18年来，其实我做戏友20年了，但进入国家级剧院18年，18年来我都是在排戏，我的生活和工作就没有分开过，每一出戏，尤其是我自己编自己导，每一个戏都像谈一场恋爱一样，因为只有它我可以面对，每一次一个戏结束的时候，就像是自行进行一场失恋，所以我觉得戏剧对于我来讲，因为我生活里面怎么会过得这么没有智商，就把感情的这个事情给搁下了，反而对戏剧有点痴迷。所以说如果人生从头来过的话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还会这么选择。

问：但至少您这个选择给了我们这个世界很好很好的戏剧结晶，也给了我们这些戏迷很好的体验。您刚才提到是您成为戏迷20年，今年也刚好是艺术节20年，您可以谈谈您和艺术节的渊源吗？

田：其实我做《生死场》20年前演到上海的时候，我还不是国家剧院的导演，我是被借去排戏的，后来因为《生死场》的原因，我就成为了国家剧院的导演，所以我也很幸运，很感谢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这样一个平台，因为我第一次来的时候，作为一个没有名的小导演，我很自信于我的戏剧会得到大家的喜欢，但是装台时间很紧张，我的心情也很复杂，所以我不知道，我也没有那么大的自信说上海的观众会喜欢这个远自抗日时期的，哈尔滨近郊农村这样一个萧红笔下的故事。所以我比较忐忑，但是演出之后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我记得我几次来上海，对于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给年轻导演提供一个工作的平台，让我的戏剧在上海，得到上海观众的认可，以至于让我和上海这个城市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我正式调到国家剧院的18年里面，我的戏剧频繁地出现在上海，每次我的戏剧演出都得到上海这个城市的关照，那么同时我有不少作品一直受惠于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邀请、邀约，还有包括像《青蛇》这样的委约剧目，我很感激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希望能够有友谊长存吧。

问：在两年前您成为了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扶青计划的一个导师，您可以稍微简短地谈一下对这个计划的理解和看法吗？

田：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扶青计划是给青年艺术家的一个很好的平台，青年艺术家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展现自己对艺术的认识，同时在这个平台上也能够被很多的观众和戏剧的从业人员来认可，我觉得一个是艺术节提供这样一个平台，一个是青年艺术家的展示，让青年艺术家可以被挑选，包括剧目也可以选送到国外，这种情况我觉得对于我这个导师来讲，非常开心。因为我也是感恩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对于我年轻时候成长的帮助，所以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需要我来出力我也毫不犹豫，因为我就是感恩要回馈艺术节，我也希望更多的年轻艺术家在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扶青计划的帮助下能够有更多才华的展示，成为非常优秀的艺术人。

视频来源：艺术节

编辑：吴钰

责任编辑：邢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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