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民族乐团、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组委会委约德国作曲家克里斯蒂安·佑斯特创作的民族音乐会《上海奥德赛·外滩故事》于本月启动全国巡演。6日晚首站在北京国家大剧院演出反响热烈。“中国民族管弦乐队正需要发出属于这个时代的新声音。”德国作曲家佑斯特告诉记者，与上海民族乐团携手探索海派民乐的创新表达，他满怀信心。

转换思维，在“合唱团”中找寻民乐的完美

委约外国作曲家创作并亲自指挥整台大型民族管弦乐演出，对上海民族乐团来说是首次尝试。只能“用演奏家展示过的技巧、想象自己在弹琵琶”对作曲家更是挑战不小，但双方都期待西方交响的新思维，能为传统民乐的继承和发展打开另一维度。

小型乐队相较于大规模综合性乐队或许更适合民族乐器的特质，是长久以来业内比较流行的观点。确实相对来说，不同声调的民族乐器要在乐队演奏出同一音调有些困难，一些和声并不如西方管弦乐队稳定。但佑斯特表示，西方作曲家最初也始于为小型乐队谱曲，乐队的规模逐渐扩大，他们开拓出新的范式。“在为中国民族乐队谱曲时，思维要更灵活，调整寻找脆弱的平衡。”

“相比于弦乐，二胡更接近人声。”佑斯特发现，作曲和指挥时不能将民族乐器与西洋乐器视作等同。“二胡的确有‘弦’，但它不是小提琴的替代品。琵琶听起来不像十二弦吉他，琵琶有自己的魅力。”以不同方式处理民族乐器和西洋乐器的表达，才是音乐家的职责。“二胡无需如小提琴一样响亮，比较它和小提琴的音域孰宽也没有意义。如果发挥二胡的‘人声’特色，二胡就是‘完美的乐器’。”

佑斯特将古筝、琵琶、二胡等乐器喻为个性极强的歌手，总是“跃跃欲试想要独唱”。他在《上海奥德赛》中为其创作了不少灵感迸发的独奏：“它们完全胜任，脱颖而出。”而要指挥这些优秀歌手“合唱”，对不少作曲家来说都是难题。佑斯特认为，秘诀在于正确对待乐器的“性格”，为它们找到合适的“歌唱”方式，让乐器的“局限”在“合唱”中化为和谐。

在与上海民族乐团的磨合中，佑斯特也发现大多数民族乐器的音调较高，低音“基础”相对薄弱。“就像一直在探讨天堂，人间的滋味也需要表达。”他提议增加一台低音笙，以及大阮声部，上海民族乐团团长罗小慈欣然接受。“高音穿透力极强的唢呐声部也有所减少，乐曲中只有高唢、中唢、次中唢、低唢各一只。”罗小慈表示介绍。有别于常规编制的安排，在优美旋律中连接了“人间”与“天堂”，也为当代中国民乐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注入了新的能量。

在海派文化氛围中，追寻生命的深层意义

《上海奥德赛》共有《东方韵味》《浦江明珠》《伊甸园之桥》《中华第一街》和《外滩》五个乐章。为创作这篇大型交响史诗，佑斯特乘地铁漫游了上海的大街小巷，也在采风中聆听了大量民歌、流行乐。但他最终没有采纳外国作曲家“移植”中国民歌片段的惯常做法，也不愿为作品贴上异域风情的旧标签。在他眼中，只有创新的表达方式才配得上这座新旧事物共存、多元文化相融的魅力之城。

1997年，佑斯特第一次来到上海，20多年后，他为上海日新月异的面貌和发展成就所震撼。然而真正为他带来灵感的，并非拔地而起的摩天大厦，而是上海独特的城市氛围与文化气质。为外滩、南京路等地标撰写单独乐章，不仅出于旅游景点的热度和知名度，更因为这些地标是上海的“心脏”，具有强大的文化影响力，孕育了城市的“伟大”。

佑斯特将生命视为一场旅行，“奥德赛”并非对上海浮光掠影的浅尝辄止，而是希冀在这片海纳百川的热土，寻找生命的深层意义。“就像表现乡村的音乐用牛铃，‘民歌’色彩只是作品的表面。我更希望通过复杂的律动触及不同文化背景的听众，表达他们内心共通的情感。《上海奥德赛》的第二乐章《浦江明珠》中有许多史诗般宏大的高光时刻，但接下来的第三乐章马上归于静美祥和，甚至带着一些孤独脆弱。这是我想回馈给上海的深沉感受。”

图片：《上海奥德赛·外滩故事》在北京国家大剧院演出照，上海民族乐团供图

作者：吴钰

编辑：吴钰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