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上述《元朝秘史》文本有关，追根溯源，就产生了当时所谓的“《永乐大典》本”出于何人之手的问题。
早在清初，孙承泽的《元朝典故编年》第九卷中，就收有从《永乐大典》中抄出的收十二卷本《续集》二卷的总译。这不在本文论内。在清代乾嘉时期出现的《永乐大典》本《元朝秘史》，其所出处，笔者所见有几种说法：
（1）钱大昕录出说
梁启超说：“乾隆间自《永乐大典》中发现《元秘史》及《皇元圣武亲征录》”“钱大昕得此两书，录存副本，其所以能从事考证《元史》者盖以此。”（朱维铮校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421—422页）洪业在他的名作（“The Transmission of Book Known as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HJAS 14[1951]，pp.433-493）中，也指永乐大典本出自钱大昕。
柳存仁《〈脱卜赤颜〉·全真教和〈射雕英雄传〉》云：“一般的读书界的人知道有十五卷本的《元朝秘史》问世，都是由于清末李文田的《元朝秘史注》的流通，原书1896年刻入袁昶辑《渐西村舍汇刊》里，用的是张穆校本的十五卷《元朝秘史》，张校收在杨尚文刻的《连筠簃丛书》（1847）里。这个十五卷本是只有总译，没有蒙古音的汉字，也没有汉文旁注的。
“清乾隆间钱大昕藏的十五卷本，就是他设法从《大典》中钞录出来的。顾广圻为十二卷本的元钞本《秘史》撰的跋说：《元朝秘史》载《永乐大典》中。钱竹汀少詹家所有，即从之出，凡首尾十五卷。
“他的《廿二史考异》卷一百曾用到《秘史》的材料，这书是乾隆四十七年（1782）编定的，卷一百是最后的一卷。他在乾隆三十八年擢詹事府少詹事，在这之前他已补翰林院侍读，入直上书房，自然有不少看到《永乐大典》的机会。” （2）鲍廷博说
近年有的文章介绍：十五卷本《秘史》，在清代由藏书家鲍廷博从《永乐大典》中抄出，只有“总译”，没有“旁注”。十五卷抄本的来龙去脉，陈垣先生有详细的论证。陈垣根据卷本上的题记认为，鲍廷博于嘉庆乙丑即1805年从《永乐大典》中抄写出十五卷本元秘史，并且在当时又对照了明刻本秘史补写了部分内容（双金《民俗学视野下的《蒙古秘史》研究》，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
（3）张穆说
道光二十一年（1841），张穆曾从《永乐大典》抄出《元朝秘史》十五卷，后刊印收入《连筠簃丛书》。此本只有总译部分，非《元朝秘史》一书之全貌。没有旁注。但张氏刊刻前，又从韩泰华处借本校对过。另据张穆所获信息，程同文曾抄写了一部十五卷本，但是后来文稿遭窃，《元朝秘史》抄本不知所终。
这三种说法，多有根据。因为从《永乐大典》抄录该书，并非只有一个途径。
但是，所谓鲍廷博于1805年从《永乐大典》抄出《元朝秘史》之说，颇可商榷。1805年，年纪已经七十八岁的鲍廷博，虽说被嘉庆皇帝恩赐了个举人头衔，毕竟属“草民”，如何取得当时已经散乱的《永乐大典》的文本呢？至少，至今笔者还没有看到确实的证据。期待有关的研究者能进一步探讨。
如上文所述，比较明确的是，1805年（嘉庆十年）鲍廷博在钱大昕死后，立即有所谓校对“抄补”之作，又录有钱大昕跋文。而这和他自己从《永乐大典》中直接录出，毕竟不能等同。笔者认为，现传的各种有钱大昕跋，且有“七十八叟”跋文的本子，当都是从鲍廷博“抄补”本衍生而出。
问题在于：鲍廷博用以校对、抄补钱大昕本的原本又是从何处来的呢？这里涉及阮元所藏本以及阮元和鲍廷博的关系问题。
据阮元之弟阮亨《瀛洲笔谈》卷一：“兄官学政、巡抚时，留意于东南秘书，或借自江南旧家，或购之苏州番舶，或得之书坊，或抄自友人凡宋元以前为《四库》所未收，《存目》所未载者，不下百种。为兄访求购借者，浙之鲍以文廷博，何梦华元锡、严厚民杰之力为多。丙寅丁卯间（嘉庆十一、十二年，即1806—1807年），兄奉讳家居，次第校写，共得六十种。”后于“戊辰己巳（嘉庆十三、十四年）复抚浙，续写四十种进呈”。
阮元抚浙，在嘉庆五、六年间，居丧后复出，再次抚浙载嘉庆十三、四年年间。在此期间，鲍廷博和阮元密切相关。以阮元当时的地位，从《永乐大典》中抄出《元朝秘史》的机会当远比身为一草民的鲍廷博为多。所以，鲍廷博的《永乐大典》本《元朝秘史》，可能先是从阮元处所得，再校对了钱大昕本。
阮元之子阮福《揅经室外集序》：“家大人在浙时，曾购得《四库》未收书进呈内府，每进一书，必仿《四库提要》之式，奏进提要一篇。凡所考论，皆从采访之处先查此书原委，继而又属鲍廷博、何元锡诸君子参互审订，家大人亲加改定纂写，然后奏之。”
如果鲍廷博原来手中已从《永乐大典》中抄出，那所见当和阮元本相同，至少相近，因为阮元要他查找，发现了异书，自当告诉阮元。而笔者认为，从上述阮亨、阮福所说阮元和鲍廷博的关系来看，鲍廷博手边最初的《永乐大典》十五卷本，从阮元处得之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作者：李庆
编辑：刘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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