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9月，青木正儿被聘为同志社大学文学部教授。这是他第一份正式教职，32岁的青木大展身手的时候到了。同年11月25日，大阪《大正日日新闻》创刊，主编邀请青木撰写专栏，定期介绍中国现代文学。12月，青木正儿于该报发表《觉醒了的中国文学》一文，言及中国新文学的前途，认为中国“文学正渐近革新之时机，如黎明之曙光已渐露微曦。固其光微暗而未及红霞满天，尚无足以示人之骄绩，然其将明之气则毋庸质疑”。可惜《大正日日新闻》在次年6月停刊，失去发表阵地的青木描述自己好像“孤影孑然旷野独行”。

1910—1931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有一份学报《艺文》，这是狩野直喜、铃木虎雄等文学部教授发表汉学研究论文的阵地，容不得青木进行中国新文学的鼓吹。1920年，青木正儿、武内义雄等一批由京都大学培养的新锐学者发起组建一个“支那学社”，曾与青木组成《册府》匿名枪手组的小岛祐马、本田成之等年轻学者，也是学社中坚力量，本田成之回忆说：“我们一旦聚集在一起，话题总有骂倒天下、天下的支那学吾等之外何处有之势。”当时常常喝得烂醉的“这一伙，有的是中学的讲师，有的是私立大学的教授，谁也没有多高的待遇，因而固穷呻吟，总该有某个机关来发泄其豪气。杂志《支那学》便是任其咆哮的地方。” （刘岳兵：《日本近代儒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28-131页）

1920年9月，《支那学》创刊，京都汇文堂出资刊行。青木撰写的发刊辞豪气冲天——

传道者必自进而绝叫天下，同志则招之，蒙者则启之，不可不建王国于纸上，是乃创本志之所以。

在这个任其咆哮的阵地上，青木“劈头第一”发表了介绍中国新文学革命长篇文章《以胡适为中心的汹涌澎湃的文学革命》，连载于9月至11月的《支那学》第1号至第3号上。青木对“五四时期”中国新文学的变化加以报道，特别评价“鲁迅”的小说：“在小说方面鲁迅是属于未来的作家。他的《狂人日记》描写了一个迫害狂的惊怖幻觉，达到了中国小说作家至今尚未达到的境界。”

《狂人日记》在《新青年》1918年5月发表，青木由于京都汇文堂输入中国新书刊的近水楼台，得以先睹为快，撰写了《以胡适为中心的汹涌澎湃的文学革命》。此文是最先介绍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海外文章，青木正儿因此被誉为“在日本介绍鲁迅的第一人”。

《支那学》创刊号甫出版，青木正儿立即邮寄给胡适，9月25日胡适回信说，“我看了这个杂志，格外佩服”。10月1日，青木正儿又致信胡适，自陈十年来的心路历程，在京都大学求学时期便希望以新时代的意识去重新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直至看了胡适的文章，被胡适带来的新方法论所深深吸引——

胡先生！对于你们那勇往直前的革命运动，我实在感到有股按捺不住的喜悦。在京都一里之外的田舍中，我一个人面对青山，细读你们的杂志而偶尔的会心微笑。我并没有可以和我一起分享这种喜悦的朋友。在我们的国家里，说起支那文学，过去很多人会不约而同地举出四书五经、八家文、唐诗等等。现在还有很多人以为贵国仍然说着仿如《论语》中的语言。你所谓的早已埋葬在博物馆里的支那文学，依然活在我们一般人的脑海里。我与二、三同志为了把这种人从迷梦中唤醒，遂刊行了《支那学》一刊。能把方今勇往直前的你们的雄姿，展示于他们眼前，我感觉无比畅快。换而言之，我只不过是借助你们的威力，从而宣泄自己的愤慨而已。

信中所称“为了把这种人从迷梦中唤醒”，其实就是四年前青木正儿们在《册府》杂志上所针对的东京“诸老儒”，墨守日本汉学旧规陈套的儒学者。以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为核心的东京儒学者，在1919年2月成立了“斯文会”，专以弘扬“儒教之圣风”为宗旨，并创办会刊《斯文》。这个举动令一向以东京老儒为假想敌的青木正儿十分紧张，从而促成《支那学》的创刊。1921年《支那学》第2卷第3号，青木以“迷阳山人”的笔名，发表《吴虞的儒教破坏论》一文，一一介绍吴虞在1917—1920年发表的多篇批判儒教的“痛快酣畅”文章，称“其非儒之论，堪称绝响”。1922年1月27日，青木将文章寄给北京的吴虞，信中坦言：

东京的学者，于其研究态度，多有未纯的地方。他们对孔教犹尊崇偶像，是好生可笑。我们京都的学徒，这等迷信很少。把那四书五经，我们渐渐怀疑起来了，一个破坏书教，一个推倒易教，礼教无论不信。我们把个尧舜，不做历史上事实，却是做儒家之徒有所为而假设出来的传说——亡是公。我们不信尧舜，况崇拜孔丘乎？我曾拟一两篇非儒之论，一个是《在儒家以外的诸子书上尧舜传说》，一个是《对文艺上的儒术》（是我的自用的熟语）。但研究未完，所以犹未动手。我们同志并不曾怀抱孔教的迷信，我们都爱学术的真理!

对于东京学者抱有敌意，贯穿着青木正儿的学术生涯。1953年他当选日本学士院会员，却从未出席总部设在东京的学士院举行的会议，甚至拒绝出席天皇在东京皇居的接见仪式。回到1919年5月的历史现场，梅兰芳在东京帝国剧场的十场演出，盛况空前，《大阪日日新闻社》报道说“满城士女俱为其醉杀恍杀，啧啧艳说，赞叹不已”。既然东京如此赞誉梅兰芳，青木正儿自然不可能对梅剧发出同样的赞叹。

青木曾将《品梅记》一书寄赠胡适、鲁迅、周作人等中国友人，1920年之后的书信往来之中，胡适与周氏兄弟以及青木皆曾交流过对《品梅记》的看法。事实上，在胡适、鲁迅等一批新文化运动干将笔下，也曾出现对于“梅郎”的多次苛评，比如鲁迅形容留声机里梅氏歌声，“象粗糙而钝的针一般，刺得我耳膜很不舒服”（鲁迅《厦门通信》，1926年）。结合1916年以来《册府》《支那学》等期刊上的新文学评论，可以看到，1919年，青木正儿对梅兰芳的苛评，发自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反思。作为日本最早推介“五四文学”的先驱，青木正儿生怕日本的学人被梅兰芳所“醉杀恍杀”，从而对于传统汉学怀有“骸骨之迷恋”。

“我只不过是借助你们的威力，从而宣泄自己的愤慨而已。”在西京反对东京，具有强烈“开疆拓土”一代宗师意识的青木正儿，“建王国于纸上”，借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戈戟，投向日本的老汉儒。胡适、鲁迅等新文学运动提倡者，又从青木那里获得了异国最为热烈的肯定与支援。1919年，青木正儿“在京都一里之外的田舍中，我一个人面对青山，细读你们的杂志而偶尔的会心微笑”。或许可以说，《品梅记》中的品梅苛评，便是青木正儿隔着大海，对着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会心微笑。

作者：吴真
编辑：刘迪
责任编辑：李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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