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您看了那么多的黄易和他各方朋友们的书信，觉得他是怎样一个人？

薛龙春：虽说黄易居官不达，也不是乾嘉时期第一流学者，但他在当时的金石圈中有很高的地位，钱泳在例举当日最有名的金石学家之后，指出他们的种种不足，唯有黄易“使四海好古之士靡然向风”，皆欲结纳。到了晚清，黄易仍与翁方纲并称“翁黄”，可知他的历史地位也相当稳固。吴大澂一直以黄易为目标，屡屡临仿黄易的访碑图。吴湖帆收藏金石拓本，在装潢风格上也颇受黄易的启发。可以说黄易大大拓展了金石学的内涵。

黄易出身幕僚，行事极为周到，家乡杭州的友人到济宁打秋风的，他常常也赠以数十两银子。对于友人学术研究所需要的资料，他极力提供，或为之征集，如桂馥编《缪篆分韵》，黄易为搜集印章；翁树培著《泉志》，黄易不仅提供拓片，还主动向袁枚等人征集。至于翁方纲，研究中资料有所不足，必求诸小松。黄易与乾嘉金石圈的交往，金石拓片是最重要的纽带。对于金石，黄易称得上“痴”，在一封写给友人赵魏的信中，他声称为种种金石传闻扰乱心曲，而自从去年听闻永平城楼有二漏壶极古，疑有款识，然百计求之，最终竟无一字，“若是之类极多，真孽障也！”友人钱大昕、魏成宪、何道生等人直以“碑痴”称呼黄易。

黄易与他的《得碑十二图》之“三公山移碑图”

黄易为乾嘉金石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精拓本，在与金石学人的交往中，他也有意识地型塑个人的形象，这个形象一方面系于他的收藏的知名度，如《祀三公山碑》《熹平石经残字》《汉魏五碑》《武梁祠画像及题字》等，另一方面，他的资源、他的声望也系乎“访碑第一人”的形象。黄易不仅富于收藏，社交也极为广阔，在藏品经典化方面颇有策略，因此，黄易及其朋友圈是一个观察乾嘉金石学成长环境极好的对象。《古欢》不是一本研究金石学具体学问的书。我认为支撑金石学研究的根本，是古物的发现、拓片的制作（搜集）、流通与传播。在形成成熟的市场以前，这些是如何操作的？这是本书的研究旨趣所在。

文汇报：您认为黄易对金石学最大的贡献在于提供这些精拓本吗？

薛龙春：乾嘉金石学的发达，当然有一些体制性的因素，如1767年开三通馆，特别要求“六书、金石、草木、虫鱼等略，又宜博采旁搜”，地方上对于金石遗刻开始重视起来。1770年代以后，毕沅、王昶、朱筠、翁方纲、阮元等人的学幕也大规模在作宦地搜碑，这些都促进了金石尤其是碑刻的发现、拓本制作与传播，在经过编目、整理之后，这些资料都以书籍的形式进入公共领域，如《粤东金石志》《安徽金石志》《关中金石记》《中州金石记》《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就是直接的成果。但是金石毕竟不是书画，即使是学幕在一地大搜碑刻，也需要地方官员、金石学者以及收藏家的合作，更不用说，一些边远地区的碑刻必待当地人或游历者前往椎拓。还有一些旧拓本在收藏家之间流传，这些都不是学幕的工作可以涵盖的。因此，像黄易这样的个体，其贡献不容小觑。

精拓本的难得，一方面是因为拓碑总是层层委托，另一方面在大规模的椎拓中，拓工、拓法都难以保证。在1770年代黄易刚刚进入这个领域时，赵魏曾指点他如何椎拓，包括材料与工艺，如赵在信中曾说：“搨碑纸须白而薄，墨宜淡，毡绵软物，如妇人粉扑状。”这种淡拓手法最宜用于表面剥蚀崎岖的碑刻，我们可以看到乾嘉学人如翁方纲、潘有为等对于淡拓的迷恋。到济宁当了运河的官员之后，黄易开始有了自己专门的打碑人，他甚至曾延请拓《秋碧堂帖》的拓工为他重新椎拓《祀三公山碑》《白石神君碑》等。精拓本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武梁祠画像榜题研究的推进，与黄易提供的拓本就有极大的关系。

不过，所谓的黄易精拓本并非出于黄易手拓，而是由他监拓，如上海图书馆收藏的一套《武梁祠画像题字》，就是黄易监拓本。在《嵩洛访碑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黄易监督拓碑的场面。内行的监督，在拓碑中是极为重要的，比如拓工无法因偷懒而漏拓碑额、碑侧，椎拓时也不能过于马虎。

作者：苏甘礼
编辑：于颖
责任编辑：陈韶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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