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知道胡焕庸的名字，大多是因为“胡焕庸线”。1935 年，34岁的青年科学家胡焕庸在其发表的论文《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中，提出“瑷珲—腾冲线”是中国人口地理分界线。这条线不仅建构了中国人文地理学自己的话语体系，也是认识中国人文地理结构的重要工具。如今，它与“秦岭—淮河线”“长城线”并列为中国综合国情顶级分界线，被写进了中学和大学的地理教科书。

因其超乎想象的稳定性，仅凭此线，胡焕庸当之无愧首推为中国现代地理学巨擘。但在学界看来，胡焕庸一生的研究绝不止于此。

时值胡焕庸先生诞辰120周年，华东师范大学世界地理与地缘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秦大河院士指出，胡焕庸也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地缘战略研究先驱。胡焕庸基于地理条件的政治论断，今日依然闪耀着智慧的火花。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位大家留下的鲜为人知的学术财富。

他不仅是人口地理学家，

也是中国地缘战略研究先驱

或许是因为“胡焕庸线”的学术影响力太大，胡焕庸一度被定位为人口地理学者。即便是地理学领域，对于胡先生人口地理学领域之外的学术挖掘也是浅尝辄止，忽略了他在其他方面的贡献。但如果梳理和阅读这位学者一生的著作，不难发现他其实是个通才。

“历史已经证明，他于1935年发现的中国人口分布分界线‘瑷珲—腾冲线’（即“胡焕庸线”），在经济、安全等国情研究和战略制定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秦大河院士说。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院长杜德斌教授在研究中发现，早在1934年胡焕庸就在《外交评论》上全面评估中国面临的国际地缘安全形势，发表了首篇中国地缘政治关系文章。

南海诸岛问题的翻译和研究

杜德斌研究团队认为，胡焕庸之所以有如此独到的地缘战略思想，实际上来源于其扎实的世界地理研究。他独立编著出版了我国第一套国别和区域地志，也是我国世界地理著作最多的专家，一生编著出版世界国别与区域地理著作至少24部，先后翻译或撰写了近百篇世界地理与地缘战略或有地缘战略含义的地理文章和著作，是当之无愧的中国世界地理学科奠基人。这些专著与文章都为中国人“开眼看世界”提供了有力支撑。

胡焕庸之子胡企中说，唯有其地缘战略思想与中国当前面临的艰难博弈关系密切，“而父亲在这方面留下的早年所得，可以说是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中的一个至今仍有战略意义的部分。”

大学时期就关心国际政治

他用一生践行学术报国理想

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丁金宏曾这样描述科学家的使命：拨开迷雾，认识世界，最终在纷繁复杂中把规律性的、稳定性的东西找出来。

胡焕庸毕生都站在学术前沿。但回顾这位学者的一生，难能可贵的是他学以报国的拳拳爱国之心。

秦大河介绍，正是出于对中华民族命运的深深忧虑，胡焕庸早年在大学求学时期就已将目光投向世界，在事关中国外部安全环境的众多领域发表真知灼见。

实际上，早在1923年，胡焕庸与张其昀等合译的《战后新世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填补了当时国人了解国际政治的空白。

1953年胡焕庸加入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后，即为本科生开设世界大各洲自然地理课程，担任世界各洲自然地理研究生班的班主任，并招收世界地理方向的研究生。

60年代初，响应周恩来总理号召，学校创办西欧北美经济地理研究室，在胡焕庸的带领下，研究室向中央外事部门提交了首项研究成果——《法国地理图志》。

记者从华东师范大学获悉，从50年代到80年代，胡焕庸厚积薄发，先后出版《各州自然地理》《苏联自然地理》《世界海陆演化》等诸多世界地理研究著作，并以“荷夫”为笔名，翻译出版了极富地缘战略意义的《亚洲区域与经济地理》，为中国地理学发展增添了光芒，也孕育了独树一帜的华东师范大学地缘战略研究的萌芽。

上海社科院院长王德忠说，胡焕庸的事迹深深感染和激励了自己的求学生涯。“胡先生终身奉献地理事业，他既重学术，也重学风；既重视学问，也重视育人，各位学术同仁要谨记于心、笃志于行。”

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陈发虎院士介绍，胡焕庸先生是中国地理学会发起人之一，其著名的“胡焕庸线”一文也发表于1935年的《地理学报》。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际，作为教育家和科学家的胡焕庸先生，承载了学人信任，勇担社会责任，凭借本人其在全国科技界的影响力，带领学会与其他专业团体联合活动，为彼时中国提供科学智识。

在胡焕庸先生心怀天下、脚踏实地的治学精神影响下，一代代华东师大地理学人怀揣着家国情怀，为地理学发展和国家建设不断添砖加瓦。

“胡焕庸先生生于上世纪初国际国内动荡的大时代，他的生平本身就是一部地缘政治演化史。”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梅兵表示，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的重要时刻，传承和弘扬胡焕庸先生的爱国精神、治学品格和学术思想，具有特殊的意义。建校70年来，华东师大地理学科始终举足轻重，地缘战略研究更是独树一帜。在今天“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同步交织的历史时刻，面向“两个大局”，胸怀“国之大者”，地缘战略研究就越发迫切与重要，胡焕庸先生的地缘战略学术思想也就愈发珍贵，亟待后辈学人进一步去挖掘研究、传承、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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