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东南部与东南亚地区广泛分布的苎麻珍蝶。（受访者供图）

今年6月的一天，上海师范大学徐汇校区生物系李利珍教授狭小的办公室里，放着一份上海海关派人送来的急件：小小的纸箱里，装着数百个报纸包裹的薄薄三角包。李利珍小心地剥开报纸，只看了一眼就立刻认出，这是我国二级保护动物——三尾凤蝶。一个收音机大小的纸盒里装着300多头三尾凤蝶标本，这是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明文禁止交易的保护动物，根据规定，仅仅捕20头就已属于情节严重的犯罪行为了。李利珍慎重地写下了鉴定结果。

没过多久，李利珍又接待了一对从宝山区赶来的老夫妇，他们在家中发现了一种从没见过的小虫，担心不明昆虫 “入侵”，引发家庭虫灾。夫妇俩从报纸上听说李利珍是 “研究虫子”的，专程来此请他来鉴别一下。李利珍看了看他们掏出的小玻璃瓶，耐心地解释道，这些虫子只不过是偶尔从窗外飞进屋的，无法在室内安家落户。他还翻出自己收集的昆虫数据库，两位老人看过小虫的 “身世”，放心地走了。

“这不是我的日常工作状态，只不过今天碰巧有人来咨询。平时大多数时候，我这间办公室都很安静。”李利珍一边整理着桌上的资料，一边告诉记者。

如果不说，谁也看不出，李利珍是为上海盘点昆虫家底的人，他最主要的工作是研究隐翅虫，他的团队在上海陆续发现的两个隐翅虫新种已被列入了世界昆虫名录。

在这间小小的办公室里，李利珍已坚守了近40年。 “我们的工作是昆虫分类学，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找到实际的用途。”而正是这份 “看似没有用的工作”，帮助我国的昆虫名录得以建立。

▲李利珍一年包括节假日在内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野外度过。

1、这些和人类从未谋面的 “地球居民”，它们的世界也需要被了解

人类对动物的了解程度，似乎与动物的个头成正比，要不就是和人类的亲近程度或对人类的危害程度有着正相关关系。昆虫也是如此，大如战神大兜虫、大锹甲这类 “大块头”，虽然并非生活中常见昆虫，人们却对它们有详细的分类和研究。但大多数昆虫世界的 “居民”，因为远离人类视线而很少被关注，甚至在这个世界上连“户籍”都没有。而李利珍就是为它们建立户籍和档案的人。

李利珍最初的专业并非昆虫分类，而是植物保护。由于植物保护离不开病害与虫害的坚定，李利珍在研究植物时发现，我国的昆虫分类基础非常落后，在鉴定物种时，既找不到相关参考资料，甚至连核对种属的模式标本都难以找到。曾经，他为了鉴定一种造成植物虫害的昆虫物种，满世界找该物种的模式标本，最终在英国的一家博物馆找到了。

在昆虫分类学领域待的时间越长，李利珍的感觉越明显，中国昆虫分类研究起步太晚，不论是所谓的益虫还是害虫，都缺乏分类学研究。在欧洲，从1758年林奈建立分类系统后，就开始有了昆虫的分类研究，迄今已有200多年历史了。严格意义上说，中国的昆虫分类学研究始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一批海外留学回国的老科学家推动了一些工作的开展，迄今仅几十年历史。 “在昆虫学界，大多数中国的物种都是被外国人所记载，模式标本也大都收藏在国外的博物馆。”李利珍告诉记者，据目前记载，全世界已记录在案的昆虫有100多万种，其中中国约有10多万种，而这10多万种昆虫中，约80%是由外国学者命名的。

“虽然这些昆虫中的大多数，在我们一生中都很少有机会与之碰面，但它们究竟和人类有什么关系，在生态系统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我们必须弄清楚的。”李利珍举例说，家蚕和蜜蜂在被驯化成与人类相互依存的经济物种前，很少有人知道它们会对人类有何意义。包括现在，科学界已经从一些昆虫中提取可利用的抗病物质，这些工作都必须以昆虫分类的深入研究为基础。

自然界的任何一个物种都处于生态链和食物网中，某一个环节出了问题，生态网络系统都会产生波动。他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被认为危害植物的毛虫，一旦被人类灭绝，也会引起食物链的变化，导致生态链巨变。“我们很难凭想象来断定某个物种对这个世界的意义，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对昆虫有清晰了解的原因。”李利珍说。

▲李利珍（左一）和学生在野外考察。

2、做研究并没有“有用”和“无用”之分

李利珍一年包括节假日在内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野外度过，不论大兴安岭还是西双版纳，都留下了他的足迹。翻开他的相册，除了昆虫照片，还有不少高山小溪流水的照片。他的太太赵梅君也是昆虫分类学家，假期空闲时，夫妇俩常会背着帐篷一起到野外采集昆虫标本，李利珍实验室里的馆藏标本有不少就是他们一起采集的。

“很多人都觉得这样的生活很浪漫。”李利珍坦言，虽然夫妇俩确实喜欢在野外采集昆虫标本，带回来细细研究，但真实的采样工作却没有照片上看起来那么美好。

就在不久前，李利珍带着学生结束了在西双版纳的昆虫采集，办公室桌上，正摆着两人西双版纳之行的合影，只见他和研究生从头到脚都包裹得严严实实。因为，在热带森林里寻找昆虫，首先就要防虫。越是人少的地方，发现新物种的可能性越大，当然，遇到有毒昆虫的概率也就越大，甚至马蜂、蚂蝗钻到裤腿里也是常事。“毒虫可不管你是干什么的，只要有一丝缝隙，就会钻到你的衣服里。”李利珍说，在野外采样，哪怕气温超过40℃，全身也不能有皮肤露在外面，手套必须戴好，连裤腿都要扎紧塞进高帮防雨鞋里。

李利珍带着五名学生去长白山地下森林采集昆虫时，再三叮嘱学生不能离开栈道超过100米的距离。而那次，他自己却脚踩着20厘米厚的落叶弯腰寻找昆虫，越走越远，等反应过来，栈道早就不见了，森林里连手机信号都搜索不到。后来，李利珍根据经验，判断出了大致方向。 “在森林里必须沿着一个方向走，并且沿路要做记号，不能兜兜转转。我沿着同一个方向走了整整三小时，终于找到了一条人踩出来的小路，再沿着小路，总算走到了公路边。”等手机有了信号，他才和当地的研究人员和自己的学生联系上。

▲做昆虫研究的这些年，李利珍最大的迷惑是，总有人问他，这个研究有什么用？

3、八年200万元左右科研经费已是很大的进步

做昆虫研究的这些年，李利珍最大的迷惑是，总有人问他，这个研究有什么用？去年，他的学生在上海动物园发现了上海的新种隐翅虫，他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 “这种研究有什么用”。李利珍的回答是： “研究哪有什么有用没用啊。说不定哪一天就有用了，只不过我们现在的技术水平还看不到用处在哪里而已。”

生命科学发展至今，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的发展使得每一种生物的基因组都可以被完全解析。 “确实，新科技术的出现对物种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李利珍说，分类学至今仍然主要用传统的  “形态分类”法，以设立的模式标本作为物种鉴定的依据，基因测序目前只是辅助手段。

“掌握、运用分子生物学相关技术，也许只需要三个月的时间，但要掌握传统的分类方法，也许花上三五年才算刚刚入门。”李利珍说，这也让很多年轻人望而生畏， “对年轻人来说，做我们这一行，出成果太慢，整个过程也太辛苦。”在目前的考核体系下，对科研人员的评价主要还是看论文和项目的多少，不少年轻人也因此不愿意从事分类学研究。

让李利珍欣慰的是，虽然自己的研究过去几十年来一直是冷门方向，但最近几年，随着国家对基础研究的重视和扶持力度的加大，他的课题组也感受到了 “春风”。

“这两年，我们的研究条件改善了，过去八年中，国家级课题经费总量也有了200多万元，这已经够多了。”李利珍告诉记者，国外对于昆虫分类的经费投入非常少，因为 “他们的分类学研究已经盘整得很清楚了，但是我国的相关研究起步太晚，欠账太多。”不过，他也坦言： “经费够用就可以了，在深山老林里采样，再多的经费，工作还都得我们自己做，该吃的苦，也都得自己吃。”

但是，中国的昆虫分类学需要有人研究，李利珍希望更多青年学子能够体会到昆虫分类学 “苦中有甜”的一面，带着强烈的兴趣加入，不断壮大这支研究队伍。

▲李利珍希望更多青年学子能够体会到昆虫分类学 “苦中有甜”的一面。

作者：姜澎
编辑：顾军
责任编辑：樊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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