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地区位于中国18000公里海岸线的中点位置，自古至今该地域的经济、文化发展就和海洋紧密相关。到了元代，发达的海洋航运使长三角地区整体兴起，推动了中国与世界文明的发展。今天上海崇明区的堡镇、浦东新区的南汇新城镇、江苏省太仓市的浏河镇、浙江省嵊泗县的嵊山镇等特色小镇应联动展示长三角地区海洋文化的具体形态及其成就，以弘扬中国海洋文化与精神。

一.6000年以前“崧泽人”的海洋文化

青浦是上海古文化遗址荟萃之地，是上海的文化之根。上海至少6000年的历史文脉在青浦可以找到源头，由此也拉开了上海民俗史的序幕，从这些民俗器物中我们可以看到上海先民的早期海洋文化。

在青浦福泉山、崧泽等古文化遗址中先后出土了好几个时期的文物：距今6000-7000年的三处红烧土和其它文化遗存，与河姆渡出土的祭祀碑为同一类型，属于原始社会净土祭祀的遗留物，这是上海地区最早的信仰民俗。同时出土的马家浜文化类的石器、陶器、禽兽角制成的生产工具、玉饰，以及妇女随葬品多于男子的现象，反映了该地已进入了发达的母系氏族社会，有了足资珍贵的母系社会民俗。距今5000-6000年崧泽时期的磨制石器，有孔石器、骨匕、牙手镯、陶纺轮等，说明以农业为主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已经开始，这种农耕民俗对该地及相邻地区的民俗发展发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历史影响。距今4000-5000年良诸文化时期的精美石器，还有原始文字符号的陶器、玉器、牙雕等，其中石斧、玉壁、玉琮、玉锥形器、冠形玉器、象牙雕刻等制作工艺已相当成熟，反映了原始氏族社会转向奴隶社会的新石器晚期文化。这些出土文物记刻着上海先民生产、工艺、服饰、饮食、宗教等多方面的民俗发展历史足迹，记刻着海洋的赠与和文化的发展。

该地还发现一批商、周、战国、秦、汉、唐、宋年代的文化遗址与实物，反映了由奴隶社会转为封建社会上古与中古文化。被考古专家们誊为“古上海的历史年表”、“中国的金字塔”。

春秋时期，在吴国的都城中已经出现了“市”。据《越绝书》记载，伍子胥奔吴，曾“乞食于吴市”。“市”的出现说明当时吴国已有较发达的商贸中心。孙吴时，造船业水平提高很快，曾几次派遣船只出海贸易，吴越地区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经济往来开始逐渐形成规模。

稻作文化影响了所在地域和周边地域的服饰、饮食、建筑、交通、文学、教育、商业、宗教、节庆、婚丧、手工艺等文化，后来成为海派文化诞生最主要的人文条件。

春申君、徐光启、黄道婆、朱清、沈廷扬等都是上海古代的文化名人，他们的业绩和海洋有关，为近代上海海派文化的诞生奠定了人文基础。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自然条件与人文条件完美结合所蕴育产生的海派文化。

如上海以“申”为地方称谓，是因历史悠久的上海民间神春申君而起。“战国四君子”之一的春申君，姓黄名歇，以礼贤下士、门客众多而著称。楚考烈王时黄歇任令尹（相国），得到“春申君”的封号。公元前241年，楚国都城由陈郢（今淮阳）迁到寿春（今安徽寿县），这时春申君的封地由淮北12县改封吴地，在今上海、苏州一带。春申君治理河道、抑制水患，政绩显赫，深得民心。黄浦江，当时属吴邑，相传为春申君所疏而得名，旧称黄浦、黄歇浦、申江、春申江等。在上海老百姓的心目中，春申君的重要功绩是治理黄浦江，而治理黄浦江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出海，使当时上海地区的海洋文化得以快速发展。

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在中华传统文化基础上，融汇吴越文化等其它地域文化的精华，吸纳消化一些西方的文化因素，逐渐形成了海派文化。海派文化最主要的前提性要素是海洋文化精神，她具有大海一般的视野与包容性，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特征中：

1、文化上的开放性：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为我所用，创风气之先，不固步自封，不拒绝先进文化成就。

2、内容上的创新性：不简单重复和模仿别人，富有创新精神，洋溢着创造的活力，雅与俗，洋与土，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相兼并蓄。

3、效果上的商业性：海派文化随着上海变成现代商业城市而诞生。海派文化的创造者——上海人对国内外市场行情具有敏感性，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强，包括那些从事文化艺术工作的人士，都有很强的经济头脑和市场意识。

自被誉为“上海第一人”的6000年前的“崧泽人”始，已经创造的灿烂的原始海洋文化，被古代与至当代的上海人所传承、所发展、所弘扬。

二.元代的六国码头与长三角地区的整体兴起

元初，北方历唐末、五代、宋、辽、夏、金、蒙古长达数百年战乱，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元朝首都大都需要大量粮食，不得不“仰给于江南”——那时江浙行省征收的粮食数额将近全国各行省总额的二分之一。在运粮过程中，河运漕粮常因天旱水浅，河道淤塞，漕船不能按期到达，且劳役大，费用也大。正当元朝君臣束手无策之际，上海人朱清、张瑄等人开辟了海上运粮之路。自至元十九年（1282）12月至第二年3月首次出航成功后，元朝统治者对海上漕运更加重视，在当时的起航地刘家港（今江苏省太仓市浏河镇）增造漕船、设公廨、建粮仓、驻水军。刘家港遂成为海运漕粮的重要基地，江浙赣皖数百万粮税汇集于此。元代的海漕每年春夏运两次。1289年时，海运漕粮935000石，抵岸919943石，已占了全部漕粮的多数。1290年，海运漕粮增至1500000多石，到1292年，大都已积储了丰盈的粮食。从1309年起，年运2000000石以上，而到1319年起，年运经常在3000000石以上。在大都生活的人，上至皇帝，下至百姓，人们的食粮大多依靠海道从南方运来。海上漕运的成功，稳定了元朝经济政治大局。

元代海上漕运成功有一大批上海先民的功劳，除了被后人称为“崇明海运三杰”之首的朱清和嘉定人张瑄外，据《新元史》记载还有黄真、刘必显、徐兴祖、虞应文、朱明达、杨茂春、范文虎、柏良弼、黄成等一大批崇明官员。事实上普通水手中崇明、嘉定、宝山等无名英雄更多。

随着海上漕运的发展，元代刘家港由不满百人的海滨僻壤一跃而成为“市民漕户云集”、外国客商也都聚集于此的“万家之邑”。琉球、日本、高丽诸国商舶咸集太仓，称天下第一都会，刘家港因而获得了“六国码头”的雅号，长三角地区也随之兴旺了起来。

在松江府的上海镇设有市舶司、商税局、万户府和巡检司等。首次海运完成2年后，至元二十二年(1285)，乌泥泾镇太平仓建成，“峙粮二十万石”，为华亭县漕运粮食的中转之地，并开仓河与乌泥泾相通，成为不久后设立的上海县的唯一粮仓。至元二十八年（1291）七月，朝廷批准上海镇建独立县（后此日定为上海建城纪念日），距离东北方的县治上海镇计二十六里的乌泥泾镇由华亭县划归上海县管辖。

《浏河镇志》讲，海运漕粮推动了以刘家港为基地的北洋航线的勃兴。长江口众多民间海舶业主“东北驶入高丽水口，东达倭国岐岸，北临幽燕碣石，西抵文登夷维诸山，往来若风与鬼，岁无虑数十发（次）”。“远洋交往的发达，带动了南洋航线的繁盛”，“明、越、泉、广、交等地的海贾携货驶入刘家港交易或转口贸易。一批资产雄厚的闽浙舶商干脆携家带眷来刘家港定居落户”。元代长江航线也活跃起来。长三角地区整体兴起为中国丝绸之路远达欧洲提供了根本条件。

元代经海上丝绸之路，长三角地区输出的大宗货物主要有稻米、海鲜、海盐，还有苏杭的五色缎，当地的青花布，丝麻织物、铜铁制品，纸张笔墨、茶叶、陶瓷器皿及日用杂品等；输入的有北方的豆类、油料、铁条、干果，南方的木材、食糖、海产、鲜果、土产等；进口的国外物质有药材、象牙、香料、犀角、珠宝等。中国江南的棉纺织业也在世界传播。《刘河镇纪略》说：“盖我太仓自元至正间，崖州黄婆以南番木棉传入苏松，教以捍弹纺织之法，于是太仓木棉遂为中国所独擅。凡江西、湖广、襄阳及海外东西洋两处，咸集太仓刘河贩花。”

由于海外通商的激发，长三角地区经济的繁荣带动了文化艺术的发展。昆山自元代建州以后，就有四五月在街上立高台，集优人扮演台戏，狂欢终日的民俗，许多戏曲班社都常聚集演出。现江苏省千灯镇内沿石板街南行有座“顾坚纪念馆”。馆内一楼是通过顾坚追索中国戏曲发展史的展馆；二楼则设有一个相当别致的古戏台。元末明初的顾坚被人们敬为昆曲鼻祖。顾坚的好友顾瑛的玉山草堂曾是元末江南许多文人雅士作诗唱和的雅集地，昆曲的前身“昆山腔”常在这里经这些文人雅士切磋吟唱。因此，可以说繁荣于明代的昆曲曾孕育于元代。昆曲绵延至今六、七百年，被称为中国的“百戏之祖，百戏之师”。以至于发展到21世纪在2001年5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首批19项“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中，昆曲名列第一，超过了日本的能剧、印度的梵剧。

沙船最早大规模出现和航行，就是在元代漕粮海运时期。这一时期，海洋科技全面继承了宋代的成就，并有了重要的补充、发展与普及。如到了元代，罗盘一跃而成了海上指航最重要的仪器了。元代的《海道经》和《大元海运记》里都有关于罗盘针路的记载。

在远洋航运方面，无论是航行规模，还是造船和航海技术方面，元代都超过了唐代和宋代。元代较大的远洋船舶能承载千余人，有十余道风帆。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使阿拉伯的天文航海技术传入中国，也促进了中国航海技术的发展。由于当时积极的航海贸易政策和以罗盘导航为标志的航海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中国领先西方进入了“定量航海”时期。远洋航运的发展，也促进了我国其他外贸港口的繁荣，尤其是泉州港，在元代经历了它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不仅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和东方第一大港，而且成为世界最著名的海外贸易港。中国舟帆所及，几达西太平洋与北印度洋全部海岸，与亚非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航海贸易关系。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都是通过元代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到全世界，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三.今天的长三角地区需要有特色小镇群来彰显其海洋文化

长三角地区元代海洋文化内容丰富，一直影响到今天。如长三角地区的核心城市上海2040年要建设成为卓越的世界城市，她的正式建城就是缘起元代的海洋事业。今天上海市市标是以白玉兰、沙船和螺旋桨三者组成的三角形图案。三角图形似轮船的螺旋桨，象征着上海是一座不断前进的城市；图案中心扬帆出海的沙船，是上海港最古老的船舶，它象征着上海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港口城市，展示了灿烂辉煌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沙船的背景是迎着早春盛开的白玉兰，象征着一种开路先锋、奋发向上的精神。实际上，上海市市标是长三角地区开拓创新的海洋精神的集中象征。

据此，我们认为，当今长三角地区建设特色小镇一定要结合历史彰显其海洋文化与精神，建议如下：

（一）堡镇要建设成为沙船镇

上海市崇明区堡镇现有堡镇港，建议将此建设成“沙船镇”。据《明正德·崇明县志》载：天妃宫“昔在宝船港，再迁后州南。”明初，郑和下西洋船队自太仓至刘家港始发，宝船因“船大难进浏河，停泊于崇明”。崇明宝船港因停泊宝船而闻名。但是，宝船港究竟在何处？县志上并无记载，有待考证。今根据《明洪武苏州府境图》记载，崇明的西沙临近刘家港，估计宝船港应在西沙，因此推断宝船港天妃宫即西沙灵慈宫。“后州南”是位于西沙之东北的姚刘沙，这里是元代第二个崇明州城所在地，人称“后州城”，它也是明初崇明县城的所在地。堡镇现在和对岸的浏河镇遥遥在望。建议在新的港口设“崇明海运三杰”——元代朱清、明代沈廷扬，民国陈干青的雕像，建元代沙船船坞展览馆，并设沙船短途乘坐旅游线，路线为堡镇至对岸的浏河镇，使2014年在上海人民广场地铁站展出的沙船模型变成国内外游客能真正体验的航海沙船，使长三角人民历史上对海上漕运与丝绸之路的杰出贡献变成游客可以感受的活态博物馆。

（二）浏河镇要补充元代六国码头等旅游景点

当下的江苏省浏河镇主推"郑和下西洋"起锚地的海洋文化，设郑和公园与纪念馆，又有抗倭名将戚继光检阅、操练水师所筑的阅兵台等一系列旅游景点，但如果不设立元代六国码头等旅游景点，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就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因为今天的浏河——昔日的六国码头（刘家港），正是始盛于元代的海运事业，她为明代郑和下西洋作了必不可少的准备和铺垫。

（三）南汇新城镇要集中展示中国的海洋精神文化成就

上海南汇新城的开发始于2002年，为配套洋山深水港的开发于滩涂上筑堤而建，毗邻上海临港产业区和洋山保税港区。2005年12月洋山深水港开港、东海大桥通车，南汇新城也正式投入使用。2012年4月，原临港新城更名为南汇新城，并成立南汇新城镇。虽然这里古时只是一片滩涂，但她地域宽广，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展示中国的海洋精神文化成就。可以在滴水湖畔设妈祖、黄道婆、郑和等中国海洋精神文化杰出代表的雕像以及反映中国海洋文化发展的活态博物馆。如元代的黄道婆，她的棉纺织技术的传播，使上海及相邻地区成为“衣被天下”的中国棉纺织品生产基地，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海洋经济与海洋文化的发展。近150余年来，上海及江南地区的崛起与繁荣，仍受益于黄道婆这位700年前的伟大的科技革新者与传播者。上海至海南横亘千里大海，出生于上海乌泥泾的黄道婆踏海破浪出自一次偶然的机会。由于她对命运的抗争，使中国的纺织业获得了一次历史性进步的契机。因为这位勤劳、聪慧的上海纺娘到了当时中国棉纺织最先进的地区——海南崖州（宋代黎族棉纺织业已负盛名），学习、总结并创新了海南黎族妇女的棉纺织技术，至今，在海南仍然流传着许多黄道婆的民间传说。黄道婆踏海回乡，已是50岁左右，看到家乡乌泥泾因土壤浇薄，不利种稻，便全身心投入到棉纺织技术的传播事业中，传授给当地妇女错纱、配色、综线、擎花的技法，织出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等图案，织成被褥带帨等成品，使松江府地区很快成为全国植棉纺织业的中心。南汇新城镇如能集中展示类似黄道婆等中国的海洋精神文化成就，当下已经建设好的南汇嘴观海公园、航海博物馆、滨海森林公园等一系列反映中国自然与人文的海洋文化资源才能发挥其魅力。

（四）嵊山镇要在展示当代海洋产业的基础上增加海洋文化历史内容

浙江省嵊泗县处于亚太经济发展区的重点地带。当下的嵊山镇海洋产业已得到比较充分的开发，那里抓住"渔、港、景"特色，以渔业捕捞为基础，以水产品加工为中心，培育和优化了海洋捕捞，浅海养殖，水产品加工，海洋运输，海岛旅游等为主体的海洋产业发展格局，建立了相应的旅游基地，“弯月揽海、浴场冲浪，沙雕篝火”已是那里的平常美景。但可惜的是其非凡的海洋文化历史资源基本上没有开发，如唐朝鉴真和尚六渡扶桑、明朝郑和七下西洋、明末郑成功征发东南等都曾途经嵊泗等重要的历史史实都没有专门的景区来体现。因此嵊山镇要迅速补上这一课。

总结：特色小镇应挖掘传统海洋民俗文化

长三角地区历史上的海洋文化博大精深，唯有在同一文化主题下分工合作的特色小镇群才能表达与承载。以上建议只是选择几个特色小镇设想可以重点建设的项目，除了要彰显中国海洋文化与精神，各镇还应分别挖掘当地传统的海洋民俗文化丰富其具体内涵。

上海社科院 王海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