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东 敦煌研究院院长

王旭东是地质工程专业毕业的正宗工科生，在敦煌工作24年，如今是敦煌研究院的院长。日前，他在北京大学和智慧树联合举办的讲座上，坦陈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如何从一个工科男成为一位敦煌艺术保护学者，并且正是在他与前任院长樊锦诗的推动下，敦煌精品课程开进了北京大学、山东大学等多所高校。

我出生在甘肃一个非常偏僻的小山村。童年时，我的愿望是当水利工程师，改变家乡缺水的状况。因此我的大学报考志愿几乎都和水利工程有关，最终被兰州大学地质工程专业录取。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校园里没有网络与电视机，多的却是各类开放的人文社科学术讲座。这为我们潜移默化地种下了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尊重和渴望。我毕业当了一年水利工程师后，当时的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把我带到了敦煌。

敦煌，这个沙漠、戈壁、高山环抱中的绿洲非常荒凉，在来自南方沿海地区的学生看来，并不适合人类居住。但是我来到这里后，却被深深地打动。莫高窟静静地坐落在鸣沙山和三危山之间，一片静谧。也许正是这个环境才适合佛教艺术和佛教信仰持续下去。也正是信仰的力量与自然力量的融合创造了莫高窟。

在工科生的眼中，敦煌艺术最初就意味着各种材料和颜料的集合，但当敦煌艺术的内涵在眼前展开时，没有人不被震撼。

敦煌研究院至今已有71年历史，已经有好几代人在这个地方奉献、研究。我来到研究院时敦煌恰好有一个课题，兰州大学的老师和我们一起研究敦煌莫高窟的崖体稳定性，以及洞窟壁防病害。我有幸拿着钥匙在492个洞窟里一个个地观察。

但那时的我，对艺术一窍不通，完全看不懂那些佛教壁画。在我这个工科生眼中，看到的全是壁画的病害。

这些病害侵扰着珍贵的佛教艺术。很多塑像的胳膊断了，颜料脱落了。地震导致崖体垮落，风蚀和降雨带来崖体的风化。虽然敦煌一年的降雨量只有几十毫米，但集中式的降雨往往一次就能完成全年的降雨量，甚至会导致洪水。

那些泥塑在我这个工科生眼中，也只意味着泥巴、草，或者麻、木材等与矿物颜料的组成。它对我的意义在于，我们如何通过科学的手段去鉴别这些组成成分。

但是身处敦煌，我也慢慢地受到了熏陶，我们开始看一些书，了解到不同时代的彩塑、壁画，其风格以及技法都不一样。而且，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它们表现的思想也不同，那些艺术品还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地区的影响。

比如254号窟是北魏在敦煌比较早的一个洞窟。在研究美术史的历史学家和研究佛教史的历史学家们眼中，画家在这个洞窟有限空间的壁画中，完全打破了时空界限，表现了佛教故事中的舍身饲虎的故事——王子出游，看到老虎饿得奄奄一息，一直到他如何跳下去，使老虎和虎仔重新强壮起来。

为什么当时会有这样的一幅画？

因为南北朝时期社会非常动荡。而佛教中的牺牲、众生平等的精神，就通过这幅画展示给百姓：动荡时期，人和动物是一样的，都是平等的。在社会动荡中，这成为一种精神安慰，能够缓解大众的痛苦。

到唐代，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们安居乐业。此时的塑像和壁画表现的内容就与过去不同了。

那时的壁画大多是对极乐世界的向往。正是隋唐时期，出现了大量西方极乐世界的题材。比如，莫高窟220窟的壁画，描绘了一个满地宝石、到处歌舞升平的极乐世界。

那么，极乐世界的描画从哪来？其实都是皇宫里的生活。正是敦煌壁画，把现实的东西与我们的精神向往和佛教典故结合起来，成为每一个时代的人心中的慰藉。

只有那些深知敦煌价值的艺术家才会以难以想象的精神保护它，但是所有的理工科人才，都可以在文物保护领域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

我是敦煌研究院的第四任院长，前面第一任、第二任院长都是艺术家，第三任院长樊锦诗是考古学家。但是一直奔走呼吁，推动敦煌保护的恰恰是前三任院长。

第一任院长常书鸿先生，从法国留学回国，1943年来到莫高窟。1944年1月1日当时的国民政府正式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当时的首要任务就是保护——因为他们看到了这样伟大的艺术遗产摇摇欲坠。常书鸿到处呼吁要保护敦煌艺术。

敦煌莫高窟丰富的内容是百科全书式的艺术。它符合世界文化遗产全部六项标准。说实话，只有艺术家、只有人文社会科学家，才能一眼就看到它的价值。

而我们这些学理工科的，刚开始看不到它的文化价值。说来好笑，在我们眼里，那些泥塑和壁画，往往就是土，就是矿物。

在过去的70年中，敦煌莫高窟一直在加强保护，那是非同一般艰难的探索。虽然有些行为在我们今天来看，可能非常幼稚可笑，但是那些艺术家、历史学家们的精神力量，绝非我们可以想象。

比如，莫高窟受风沙侵袭非常严重，一到冬天风沙就会刮到洞窟里去。那些艺术家们怎么办？他们想了很多办法，在戈壁滩上挖了一条沟，就是在敦煌的洞窟顶上挖沟。这样，沙子吹过来就掉到沟里，而不会到洞窟里来。但是往往一场大风就把沟填满了。为了这些沙子，艺术家们后来又建了一个沙墙，把沙子挡住，没想到几场大风把沙子从上面吹下来。

随后，他们还想过办法，在窟顶的沙子下面挖一个洞，然后用布袋把那些沙子集中起来，再慢慢漏下，这样就不会漫天黄沙了。

虽然这些都没有解决问题，但正是他们的这种精神，让人感动！

只有那些深深了解敦煌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的人，才能做到。

我也是来到敦煌以后，才知道自己的知识如此浅薄。因为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解决，几乎理工科所有的学科，都能够在文物保护事业中找用武之地。

还记得我第一次去修壁画时，手颤抖得根本无法下手。尽管我对壁画内容不太了解，但我们都知道它很珍贵。后来我的师傅找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画面，让我去修补。

当我成为敦煌研究院的保护研究所所长时，就决定，不是专门搞修复的人，不能轻易去做修复工作。因为这是专门的技术，并非谁都可以做。非从事修复的人，必须通过研究，结合修复需求，为修复工作提供支持，推动敦煌艺术的保护。

所以，我们这些技术人员从现状调查，环境监测，对壁画、彩色制作、材料研究、病害机理研究出发，找出合适的保护材料和合适的保护工艺，让修复人员去执行修复。

现在，我们通过国际合作，已经找到了一个科学的保护流程。从调查修复的需求到完成修复，有些洞窟必须持续10多年才能完成，有些小的洞窟也需要几年才完成。

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制作材料，乃至病害的机率不同，都对我们的修复技术有不同的要求。在敦煌艺术的修复中，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保护技术和保护材料。直到现在，我们仍然在探索，没有哪种方法一定是最好的。

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随着我们保护的提升，随着我们国家经济这样的发展，我们已经从过去那种抢救性保护，进入到预防性保护阶段。

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永远都不嫌太过分，敦煌艺术的保护和风险意识如今走在世界前列。

现在，敦煌研究院也把风险理论引入到我们遗产保护中间来，这是我们在全世界都走在前列的，即我们要提前考虑到影响敦煌莫高窟保存的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

自然因素包括风沙、降雨、地震；人为因素则主要是越来越发达的旅游业。因为洞窟里的二氧化碳、温度、湿度都在急剧变化，当我们发现需要保护时，往往已为时太晚。国际上已经有了这样的先例，在日本高松冢发现的壁画应该是唐代时期的，日本投入很多来保持恒温恒湿的环境。但即便是这样严密的措施，还是发现了霉菌。人们不得不在进去的时候全副武装地进行消毒。现在壁画已经不得不转移到了室内。

我们敦煌的洞窟本来也已经达到了环境的相对平衡，如果我们游客大量增加，温度、湿度、二氧化碳升高以后，会不会有微生物滋生呢？历史上莫高窟有过微生物滋生的状况，那是因为被埋在沙子下，长时间的空气不流通造成的。

也有人说我们保护过度，但是对敦煌艺术的保护无论怎样都不嫌过分。现在，研究院正在建莫高窟的风险监测体系，随时掌握保护中出现的风险因素，而不是等它有问题了以后再去修复，那是对我们人类遗产的不尊重。

现在敦煌莫高窟的预防性保护是国家的试点单位。希望我们的监测预警系统能够为我们全国的文化遗产和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提供一些借鉴。

（本报记者 姜澎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