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本年度英国泰晤士全球高校排名榜出炉，德国高校位次大幅提升——有20所高校跻身全球高校200强，37所进入全球800强。国际高教界认为，德国高校的整体“崛起”与近年来的改革密不可分。

世纪之交，教育全球化的大潮强烈冲击着德国整个教育体系，高等教育因其与经济和社会的密切关联而首当其冲，效益至上和减少国家干预的新自由主义理念逐渐占据主导方向，由经济界和政府推动的改革自上而下、由外及内展开，在政府与高校的讨价还价中演进。

一些代表德国高教传统的标志性要素被新的模式扬弃，而另一些不被本国传统制度接受的外来体系不仅进入德国，而且“喧宾夺主”，替代了原有结构。通常被国际上认为趋于保守的德国高等教育体系在过去近20年中经历了深刻变革，尤其是过去10年多里，在经历了转变的“阵痛”后，开始展现出新的格局。

概而论之，这场变革如今的势头虽已减弱，但有些改革仍在运行之中，主要发生在高校管理、教学和科研三个领域。其中，高校管理改革的本质特征是简政放权，变政府直接管理为间接管理，赋予高校自我治理的规划、财务和人事权力，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益；教学和科研体制改革则分别围绕“博洛尼亚进程”与“精英大学计划”（或叫“卓越大学建设计划”）进行，以应对欧洲化和全球化冲击，提升德国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实力，适应国家与经济对人才的需求，提高办学效益。梳理当前德国高教改革的走势，可以看出其基本轮廓，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探索和把握其整体面貌。

1 改革的前奏：政界、经济界和教育界达成整体共识

1982年10月1日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入主德国政坛具有标志性的日子。这一天，刚刚当选总理的科尔宣布了和自由民主党联合政府的执政理念：“少些国家，多些市场”。这意味着，一切公共的政策和措施都要接受效益标准的检验，高等教育也在这样的趋势下逐步被拉出了象牙塔，接受社会的评判。

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大学受到来自各方的批评，被认定已经身患“重病”：大学管理无力、经费短缺、设备老化、教学内容陈旧、学术活动缺乏学科协同迂腐僵化，与快速发展变化中的经济和社会实际脱节；学制庸长无序，毕业学生年龄过大，缺乏活力和创造性，学位与国际通行体系不兼容，形成国际竞争力的制度性障碍，在英美高校强烈的竞争中丧失了传统的国际学术区位优势。

曾担任过政府教育行政高官的爱尔福特大学校长格劳次在其《芯已腐烂？》（1996年）一书中强烈批评了大学面临的严峻问题，认为高等教育改革已迫在眉睫。此书引起德国朝野广泛共鸣，时任联邦总统赫尔佐克更是以促进改革为己任，要求全国“动起来！”,政府应该为教育松绑，“还教育以自由”，高校则要转变理念，弘扬起独立和创新精神，做“事业精英”和“责任精英”，而不仅仅是在排名榜上争高低。

政府层面自上而下向高校施加改革压力，时任外交部长金克尔和联邦教育部长吕特格斯联手呼吁，拯救陷于危机的德国高校，恢复德国作为国际高等教育区位优势的传统。经济界则竭力助推改革，从外部向教育施压，几乎所有经济组织都参与到教育改革的大讨论中，纷纷发布自己的教育改革声明，并借鉴OECD推出各项教育评估，鞭策“平庸的”德国教育，要求教育为德国经济增长做出切实贡献。

德国的高校在压力面前，由被动跟进，转而在跟进中因势利导，承担起改革的责任。高校要求政府加大经费投入，简化行政管理，改善办学的政策环境和条件，高校校长会议在时任主席埃里克森领导下成了高教改革的核心智库，出台了一系列高校管理、教学和科研改革的建议和决议，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及多数高校的尊重。世纪交替之际，高校改革已形成德国全国各方的整体共识。

2 改革的主线：管理、教学和科研三大领域

可以从管理、教学和科研三个方面梳理世纪之交以来的德国高等教育改革。这三个方面，又可以分别以三项工程为例具体简析：设立高校管理委员会；推广博洛尼亚进程；实施高校精英计划。

改革前，德国高教管理面临的焦点问题是政府和高校作为两个核心行为者互动“失灵”，导致资源配置失衡，效益不高：一方面，政府部门对高校的管理过多过细，严重束缚了高校的自主能动发展，另一方面，高校领导传统上由各院系主任和教授内部选举产生，甚至轮流坐庄，其学术能力强、学术声望高，但常常管理能力弱，无法应对大学作为“现代大型学术企业”面临的纷繁管理难题。

为消除两方面带来的管理弊端，德国政府借鉴美国高校董事会的管理机制，于1998年修改联邦高教法，在高校设立管理委员会，把政府的国家战略、社会的管理经验和高校的管理实际结合在一起，形成新的、融合各方智慧和述求的管理联合体，使高校的发展目标、战略和措施更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国家利益。

从结构上看，各高校管理委员会成员半数以上是大学以外的政府部门代表、社会名流和企业精英，另一半或不到一半的成员来自相关学校内部，企业代表往往占主要地位。从职权上看，管理委员会负责选任大学校长、审批学校的战略规划、在政府下拨的整体预算内（通常三年为一周期，以确保高校自我规划的确定性）审批校级年度预算和教授席位的增设或撤销、以及审批新设或撤销专业等事关学校发展的重大事项。

高校管理委员会的实质是：政府和高校都要向管理联合体让渡传统上属于它们的权力，经济界和社会相关领域实质地参与决策，这从机制上保障高等教育和经济社会相向发展，缩短行政决策的过程和环节，在各方共识的基础上提高管理效益。当然，德国各州负责制订各自的高校管理制度细节，各有侧重，相互间不尽相同，但这不影响管理委员会的设立是德国高教管理改革标志的判断，它根本上改变了德国高校的传统管理模式和结构，为教学和科研改革提供了保障。

改革前，德国传统大学教育主要在两阶段框架内进行，一是Diplom/Magister阶段（通常被认为与英美体系的硕士阶段相当，为便于理解下称“硕士阶段”），一是博士阶段。其共同特点是偏重理论和学术，但问题主要集中在硕士阶段。

尽管德国大学硕士阶段的教育质量很高，尤其是培养出来的“证书工程师”在国际上享有盛誉，被誉为德国大学的招牌，但其课程结构不系统，学生一般要6年以上才能学完，毕业时往往已年近30岁，年龄远远大于其它国家的毕业生，企业界对此普遍不满，认为德国大学毕业生朝气不足，有效就业时间太短。不仅如此，硕士阶段课程结构不清，需要学生极高的自主学习组织能力，致使相当多的学生不堪承受苛刻的教学要求，中途辍学率很高（平均在三分之一左右，有些大学或专业则高达一多半），实质上在浪费公共教育资源。企业界不满，政府也同样不满，学生则因不得不半途而废沮丧。

1999年6月16日，欧洲30国教育部长签署推进博洛尼亚进程的协定，以共同建立欧洲高等教育区域，提高欧洲高校的竞争力，其主要特征是借鉴英美体系建立大学学士和硕士两级教育模式，并在引进新的教育结构的同时，建立大学教育质量管理体系。对德国而言，新的结构和质量管理体系意味着对传统模式的深刻挑战，意味着它必须放弃其大学的品牌如证书工程师，接受它曾经并不看重的英美模式；就质量管理而言，教授们以往认为自己的教学内容和质量是自己的领地，他人没有水平和资格评论，大学也没有教学质量管理体系。

博洛尼亚进程不断推进，在政府的强力主导下，到2008年德国大学75%的课程已转制到学士、硕士两级模式，目前除师范和法律等个别专业外，已基本实现全覆盖，而且各校在引进英美模式的同时系统开设出英语授课的课程，极大提高了德国高校的国际兼容度、吸引力和竞争力。

仅从2006年到2009年的3年间来德学习博洛尼亚模式课程的国际学生人数就上升了一倍，留学生总数则从1995年的14万多上升到2014年的30万多，增幅超过一倍。2005年依法成立的高校教学质量评估委员会则确立了由政府、经济界和高校代表共同负责管理高校教育质量的体系，确保国家高等教育的基本标准和各校之间教育水平的可比性。

综上可见，德国大学从教育模式和质量管理上实现了与自己传统的痛苦诀别，形成了新的格局，取得了明显成效。

2005年7月18日，忙于博洛尼亚模式转制和教学改革的德国大学又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这一天，德国联邦政府和16个州的政府首脑共同签署了《大学精英协议》，旨在引进国际水平的竞争机制，支持高校开展尖端研究，持续增强德国在全球的整体学术竞争力和知名度。

精英大学计划是继博洛尼亚进程之后德国高校改革发展的又一标志性特征。根据此项计划，高校可从2006年到2017年获得46亿欧元的额外经费。

经过激烈竞争，第一阶段共有9所大学因其卓越的未来发展战略方案成为精英大学（注：“精英大学”非官方称号，但已被国内外广泛接受和使用，第一阶段有慕尼黑大学、慕尼黑工业大学、卡尔斯鲁厄大学、亚琛工业大学、柏林自由大学、弗赖堡大学、哥廷根大学、海德堡大学和康斯坦茨大学），39个研究生院和37个精英科研集群，共计85个精英项目，惠及37所大学。

第二阶段（2010年至2017年），11所大学成为精英大学（注：入围的是慕尼黑工业大学、德累斯顿工业大学、亚琛工业大学、海德堡大学、柏林自由大学、柏林洪堡大学、慕尼黑大学、图宾根大学、康斯坦茨大学、科隆大学、不莱梅大学，第一阶段的精英大学哥廷根大学和弗莱堡大学被残酷淘汰出局），此外，还有45个研究生院和43家精英集群获得资助。

2015年4月，德执政党联盟决定在2017年以后继续推进精英大学计划至2028年，联邦和各州将额外提供40亿欧元建设经费。由此可见，精英计划将持续影响德国大学的发展趋势。

精英大学计划的实施情况，尤其是在提升德国高校国际学术知名度方面的作用，目前没有权威的评估，由国际专家组成的评估委员会最早于2016年提交评估结果。

精英大学计划从结构和办学理念上深刻改变着德国高等教育体系。以往各校各州之间的“和平相处”让位给了“优胜劣汰”，竞争随着计划的不断推进而越来越激烈；以往被认为是负面意义的“精英”概念被广为接受、推崇，争当“精英”不遗余力，因为是“精英”就能获得更多资源，就能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以往各州各校间平均配置资源的“平等和公平”局面让位给强者更强更国际化，弱者相对趋弱更趋区域化的分化发展格局。

应该说，高校竞争和分化发展有合理性，因为能够用于高等教育的公共资源毕竟有限，需要优化投入，支持那些能够在国际上站得住、解决人类普遍面临的学术和科技问题的精英大学群。这也意味着国家是否有实力在全球范围内聚集和配置知识资源，对国家在全球竞争中是否能立于不败之地具有根本的战略意义。数据显示，德国高校外籍学术人才从2009年的2.86万人上升到2013年的3.81万人，增幅达25%。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新计划实施后德国高校聚集全球知识资源的实力在增长，精英计划已经产生积极效果。

对精英大学计划的主要批评是：认为政府的经费不能普惠，只能使少数高校受益，造成并强化了高校间的不公平，高教发展不平衡，使那些原本规模小但有特色的学校在改善科研条件、吸引人才方面处于不利状态；过分强调效益，竞争被简化为包装和标新立异，高校缺乏学术活动需要的平静；过分强调国际化，甚至采用美英标准和使用英语为工作语言，有脱离德国高校实际的形式主义之嫌，弱化了德国大学人文主义传统，效益至上地追求国际标准难免功利主义行为，这不利于学术要自由探索知识的本性得到发挥，不利于人才的全面发展。

3 “开放、竞争、分化、效益和卓越”，是新时代德国高教的烙印

自上世纪90年代起，德国高等教育改革经历了广泛讨论酝酿，形成了政府、高校、经济和社会各界的整体共识，为改革奠定了理念基础。

首先，改革促成了管理制度的转变，提升了高教管理相关方的参与度，增强了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密切互动关系，使资源投入更有效地贡献于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

以实施博洛尼亚模式和精英大学建设计划为抓手的教学和科研改革则在新的管理制度基础上如两翼先后展开，尤其是在最近十年多的时间里猛烈扇动，给传统悠久的德国高等教育带来新的气象。尽管改革还在进一步发展和调适，还没有权威性的量化评估，但“开放、竞争、分化、效益和卓越”已经为新的时代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引起全世界日益增强的关注，提升了德国高校的全球可见度和吸引力。

未来，德国高教在经历了剧烈改革的阵痛和快速发展后，将进入对新体系的反思阶段，广为接受的要素得以巩固，效益的原则可能受到公平和质量原则的平衡，各方的博弈还将在改革已经构建的基础上继续，新的体系将逐渐成为德国新的高教传统。

文/姜锋（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