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平

我们固然需要互联网、慕课、手机和iPad，但更需要汲取高技术和互联网思维，如自主性、开放性、个性化、互动性、非行政化、去中心化和去权威化等概念，由此矫正一谈教育信息化就是靡费巨资不断更新信息设备的弊端……

在多哈举行的世界教育创新峰会（WISE），荟萃交流世界范围内教育创新的最新成果。作为一场思想的盛宴，议题之丰富令人目不暇接。

关于教育创新的讨论，一直有两个不同的方向。一是挟科技创新之神力，畅想未来教育和颠覆传统学校具有超越性的思想和批判的力量。WISE关于“2030年的学校”的调查，寄托了这样革新的创见和预言。

另一个方向是面对现实，它要回答的问题是创造力是可以培养的吗？在现实的学校中如何培养创造力？孩子如何才能成功？这显然更为艰巨，也更为重要。

有意义的玩耍比学习成绩重要得多

哈佛大学创新实验室的托尼·瓦格纳教授的著作《创造创新者：如何打造将会改变世界的年轻人》被译为10种语言。他在题为《创造创新者》的主题演讲中提出，创造力是与生俱来的。

为什么一个4岁的孩子每天有100多个问题？为什么随着教育年限的增长，问题越来越少？瓦格纳教授的观点是：学校在起着阻碍创新的作用。“创新是团队运动，学校却鼓励个人竞争；创新发生在不同学科的交界点，学校却在将知识箱格化；创新要求教师成为学习教练，现有教室文化却是消极的；没有试错就没有创新，学校却充满厌恶风险、惧怕失败的文化；鼓励玩耍、激情和信念才能造就创新者，而学校却太注重外部动机。”

显然，只有知识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培养能够解决问题的人。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可以去‘找’一份工作。但是将来我们的孩子则需要‘发明’一份工作。”

但是，怎样培养年轻人解决问题的能力？瓦格纳提出了“七大生存技能”：问题解决与批判思维能力；合作与领导力；灵活性与应变力；首创精神与创业能力；有效的书面与口头表达沟通能力；信息的获取与分析；好奇心与想象力。

瓦格纳认为，对学习的真正激励主要来自内心的激动，特别要理解三个因素：玩耍、激情、信念。

玩耍是一种基于探索的学习，它可以导致年轻人产生激情并孜孜以求，并将激情转化为更为深层的信念，即通过玩耍将好奇心、兴趣变成激情，并成为一种信念和目标。因此，有意义的玩耍比学习成绩重要得多。

保罗·图赫是畅销书《性格的力量》的作者，他将创造力培养转移到了对个性和性格等非智力因素的关注，被认为倡导了一场巨大的思想变革。这种非认知能力即性格：专注力、自控力、好奇心、责任感、勇气和自信心等。因而，培养创造力转化成了如何培养创造的性格。

“重要的不是向孩子脑中灌输多少信息，而是能否帮他形成不同的性格。”图赫认为创造的性格是可以培养的。例如，怎样对待失败。对失败的负面评价会使学生慢慢地避免去冒险。因此，要敢于失败，帮助孩子在失败中学习。例如下棋之后的复盘就是一种有效的学习，它使孩子能够理性地看待得失，获得继续前进的力量。“性格的力量是由失败而生的。让我们帮助孩子们从失败中成功吧！”

考试评价“必杀器”已成摧毁学生创新火花的“核武器”

畅销书《学校有什么用？》的作者、认识科学家盖伊·克拉克斯顿开创了一系列具有实用性的教育方法，探讨如何将更多创造力带入教育领域。他提出“构建学习力”的教育，其核心是创造性思维的训练。“孩子们固然需要知识，但更需要能让他们在真实世界中充分发展的思维习惯”。创造力意味着好奇心，意味着从不同角度看待事物，把看似不相关的东西连接并产生异议；而成功的定义应该是有信心为世界带来改变。

无独有偶，“英国社会创新之父”杰夫·道格莫认为，“我们需要将下一代培养成数字技术的创造者，而不仅仅是用户。他们应成为世界的塑造者，而不仅仅是旁观者。”俄勒冈大学的教育心理学家巴格托主编的《培养学生的创造力》被誉为是一本突破性的著作。它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现有课程设置的限制下，促进学生的创造力培养。他清理出学校教育中扼杀学生创造力的9种“必杀器”：凡事要求有唯一的正确答案、正确路径；培养学生对权威、尤其是对老师的服从感、恐惧感；不惜一切地遵循教学计划，只让学生完成老师布置的课题；打击纠正学生的创新思维，倡导“天才是罕见的”的观念；阻止学生跨学科解决问题的思路，倡导“知识分界”的概念；嘲笑打击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倡导诸如“智力是先天基因决定的”理念，打消儿童挑战高难度任务的尝试；用经典格言和口号来证明观点。

正是这些习以为常的教学习惯，使儿童失去了“意想不到的、新奇的、多样化的思考空间”。不难看到，在中国的学校，以标准答案和考试评价为主导，这些“必杀器”已经演化成足以摧毁学生任何一丁点创新火花的威力巨大的“核武器”。

“教学不应仅局限于教室之内。”这是“美丽世界”(Teach for al l )首席执行官、“美丽美国”(Teach For Ameri ca)创始人温迪·科普的观点。教育并非只是学校的事，学校应当扎根于社区，充分利用社区资源。教师的角色应当更像是教练。

印度一个从事青少年教育的组织Agastya，其最大特色就是提倡动手学习。它们会不定期组织移动实验室，把科学实验带给乡村孩子。其创始人相信，通过讲座和阅读，仅仅能掌握5%和10%的知识；亲眼见，亲耳闻，学生能领会50%的内容；参与讨论，比率上升到70%；亲自实践，继续升至80%；如果教给别人，则能达到95%。

教育创新领域的“技术派”和“人文派”之争

围绕创造力的培养，讨论的核心议题始终是如何认识和处理科技的作用。教育创新往往与互联网、大数据、慕课等令人炫目的新技术、新工具相连，但它们客观上成为创新的一种阻碍。

有一场关于大数据是否有利于个性化学习的讨论。赞同者认为，通过大数据可以更为精确地分析学生的学习过程，提供有针对性的学习策略。例如，2个考分同为90分的学生，他们学习的障碍和演算的路径是并不相同的。反对者担心，对数据和技术的依赖会降低对人的实际关注。例如，数据分析无论如何深入，也无法分析出一个学生的成绩不好也许是因为他当天没有吃早饭。反对者担心，大数据究竟是提供一种更为个性化的定制服务，还是导致一种现代的“泰勒制”，即对学习者精准的程序控制？现场调查，约60%多的意见认可大数据对教育改善的促进作用。

可见，在教育创新领域有着“技术派”和“人文派”之别。我更为心仪的是这种观点：“创新不一定需要高科技，可以是低科技、高关怀。”“个性化学习，最关键的并不是很炫的技术，而是了解每位学生需求的教师。”“权威带来纪律，信任带来自主，自主带来创造力。”……这种“人文派”的观点，将我们从“星际穿越”的科幻拉回现实。我们固然需要互联网、慕课、手机和iPad，但更需要汲取高技术和互联网思维，如自主性、开放性、个性化、互动性、非行政化、去中心化和去权威化等概念，而它们是完全可以与现行学校和教学嫁接，产生生物和化学反应的。这或许可以矫正我们一谈教育信息化就是靡费巨资不断更新信息设备；热衷为农村学校配备“白板”、多媒体设施而不关注教师之类的弊端。

想起80年前控制论的发明者维纳的那本著名的书《人有人的用处》，作为一个极具创造性的科学家，他却是个“人文派”，在那时就意识到技术和机器的有限性和人的创造力的无限性。爱因斯坦也是这样。

（作者为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