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涛拍岸 上海红色金融》

上海通志馆主编 黄沂海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学林出版社出版

滔滔浦江，滚滚怒潮，壮士一去不复返！他们拥有银行人士的身份，默默战斗在金融隐蔽战线，尽心尽力为党工作，却在百万雄师渐行渐近的隆隆炮声中，永远沉睡在黎明到来之前。

黄竞武：“央行稽核”上了当局“黑名单”

银行家黄竞武的父亲，正是著名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黄炎培。“鲠直有父风，读书能识大义”，黄竞武身兼民盟、民建双重身份，长期投身革命斗争，抗战胜利后回沪担任中央银行稽核，团结工商金融界爱国进步人士，掩护中共地下组织，却在上海解放前夕惨遭杀害。

时局动荡，风雨飘摇，黄竞武耳濡目染，切身感受到国民政府当局的腐败无能，开始探寻新的人生指引。随中央银行迁回上海以后，他加入民主建国会，并被推举为常务干事，领导盟员开展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当国民党政府磨刀霍霍镇压民主党派之时，民建处境愈加困难，黄竞武临危受命，将民建活动转入地下，协助保护和撤退一大批民主人士。终于，黄竞武正式成为中共上海策反工作委员会的党外人员，中央银行的外滩行址也变作党的秘密活动据点。

▲中央银行大楼

大厦将倾的1949年初，国民政府做好撤退准备，下达抢运黄金密令，企图将中央银行金库里的“硬通货”转移去台湾。黄竞武知晓后，义愤填膺，拍案而起，他组织中央银行职工群众罢工抗运，齐心协力保护民族金融财产，抵制国民政府意图盗运黄金美钞的阴谋。由于黄竞武与地下党的竭力阻遏，国民政府最后一批黄金的运出并不顺风顺水，这也使他成了国民党特务的心头之患。

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天堑，迫近申城。作为黄炎培的儿子，身处风口浪尖，又做了那么多令当局恼羞成怒的事情，黄竞武的处境非常危险。撤退还是坚守？上了“黑名单”的黄竞武，首先考虑的是将民建组织名册及机要资料转送到隐秘之处，他跟同事交待：“这些文件记有全部民建成员的名单及通讯地址，如果落入敌人手中,那是几百人性命的问题，不是绝对可靠的人是不能托付的。情况再险恶，我们也要担负起这个责任来。”至于自己，他仍照常办公，坚持在一线埋首公务，指挥若定，迎接解放军进城。

▲黄炎培为其子黄竞武烈士遗照题字

1949年的5月12日，黄竞武步入中央银行大楼404办公室，被守候多时的保密局特务蒙上眼睛，绑架押走。这一去，他再也没能回家。直至上海解放，民建在寻找“失联”同志时，才在监狱里发现了黄竞武的遗体。

张困斋：“米号老板”成了特务“眼中钉”

是在福煦路（今延安中路）916号的“丰记米号”，1949年3月19日，张困斋为接应地下电台工作，不幸被特务盯梢进而入狱，党组织的米号据点也就此暴露，此时距离上海解放仅有两个多月。

米号老板并非张困斋的本职，出生于1914年的他，从浙江镇海县立中学毕业后，便跟随兄长张承宗来到上海，进入河南路辛泰银行谋生。正逢“五卅运动”，他在南京路亲眼目睹了英国巡捕残杀工人学生的场景，悲愤交加，凑钱买了面包，送到老闸捕房后门，慰问被关押的爱国青年。1937年10月，张困斋对着党旗庄严宣誓，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丰记米号复原场景

金融乃百业之首。1936年，上海成立了银钱业业余联合会（简称“银联”），它把群众团体的合法活动与地下党组织的秘密工作互为熔合，发掘和培养了一大批新党员和骨干分子。张困斋就是头角峥嵘的一位。忙于“银联”工作的当口，张困斋又以“丰记米号”为掩护，一方面混迹于福州路青莲阁茶馆内的粮食市场，打探上海滩粮食供应、消费、来源和数量等情况，一方面调研并编制《上海市工商金融业和名人录》，这些工作都为上海迎来解放奠定了确凿可靠的信息基础。

“丰记米号”的位置有点特别，马路对面就是国民党军统特务机关。然而，最危险的地方，往往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张困斋在军警特务的眼皮底下，时刻保持高度警觉，既要负责掩护中共地下党机关的正常运行，又担负着秘密电台的收发工作，任务艰巨，压力甚大。为更好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他还自学了日语和俄语，并致力于编译重要资料、潜心研究收发电报技术。

▲张困斋

每遇情报传递时，张困斋先将重要内容写成小纸条，揉成只有米粒大小的纸团，混入“丰记米号”麻袋中，用绳子扎紧袋口，然后背着大米乘上电车，赶赴住在杨树浦路的地下党负责人张承宗、刘长胜的家里。他们将大米倒在一块白布上，熟练地用手淘两三下后，便将纸团找出。神不知鬼不觉，完成了“红色电波”的线下接力。

谁也没有想到，危险会突然降临。张困斋蒙难后，在狱中遭受老虎凳、灌辣椒水等酷刑拷打，但始终刚毅不屈，严守党的机密，为同志们安全顺利转移赢得时间，确保地下党里应外合配合解放军解放上海的计划不受丝毫影响。

5月7日的黑夜，枪声划破浦东戚家庙的沉寂，张困斋、秦鸿钧、李白等12名壮士被国民党特务残酷杀害。

（本文摘选自《惊涛拍岸 上海红色金融》，上海通志馆主编，黄沂海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学林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