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誓》是著名丹麦导演比利·奥古斯特的新作。纵观这位已在影坛活跃四十余年的导演的创作轨迹，始终对剧作给予充分的重视，并以自己的独特方式将影像与文学相互编织、在改编中阐发出从文本到形式的多重光彩。影片改编自丹麦诗人托基尔德·比约维格的同名回忆录，是对准丹麦文学史上一段重要往事的倾情再作。简洁的影像方式、有所隐匿的叙事与激动人心、错综复杂的故事内核产生了对比，犹如拉紧的两只手，在重心向两端起舞的结构中达成了平衡。

丹麦文学史上的重要线索

托基尔德·比约维格这一出版后即引发轰动的作品，讲述了他与丹麦国宝级作家凯伦·布里克森之间的故事。凯伦最著名的作品是《走出非洲》和《芭贝特的盛宴》，在她逝世后两部作品相继搬上银幕、并获奥斯卡奖。

在凯伦与托基尔德的约定里，二人中若有人去世，另一人便要负责将二人的契约告诉世人。而在履行信誓的过程中却波折不断，影片的戏剧张力逐步被拉至极限，性别、伦理、艺术……逐渐走向失控的人物处境与相互博弈的角色关系，在此部作品中得到了各种维度的展现。

“我承诺，我将永远守护你、时刻为你在这里。你可以随时来找我，甚至在绝望的时候可以朝我的窗户扔石子。最重要的是，你必须保证永远信任我，努力成为你命中注定的艺术家。”这个誓言不仅贯穿了整部影片，甚至突破了时空的限制，成为了丹麦文学史上极为重要的一段历史的线索。

托基尔德在凯伦的人生情感生活中扮演了最后一段重要的角色。1948年，当凯伦遇到托基尔德时，她已经64岁，正遭受三级梅毒和衰老、焦虑的摧残。而她与这位30岁诗人的关系尽管激烈与消耗，却始终是柏拉图式的存在。

托基尔德被这位年长女性女巫般的魔力所吸引，全身心地投入到她提出的“契约”中，承诺为艺术放弃一切。

然而，这种占有与交换式的关系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负担与侵噬。《信誓》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悲剧性的、难解的情感故事，同时也是作家在现实生活与艺术创作中互相关联、统治的写照，尤其探讨了人在实现其作为艺术家的全部潜力方面愿意走多远的两难处境。

戏剧性关系：多重存在的博弈

在《信誓》中，故事的核心看似是凯伦与托基尔德的誓言，但是誓言两端真正角力的人却并不是他们，而是凯伦与诗人的妻子格蕾特。

影片的开始，托基尔德一无所有，被凯伦选中后，这位年轻诗人和他的妻子就像得到了神明的垂青一样，眼前只有即将成功的喜悦。但逐渐地，托基尔德被要求脱离原有的生活——主要是他的家庭。凯伦从自己的观念出发、不断剥除托基尔德身上的一切外来影响，试图将他还原至一个纯净自由的状态。因此，托基尔德更多时候像拔河绳上的红标，他的每一次转变都是凯伦和格雷特两个女人之间、或者说是托基尔德的艺术追求与原有家庭生活之间博弈的反馈。两位女性人物分别承载了那个转变的时代中两种女性的境况与视角，在这场女性主导的舞台中，情感的权力关系不断失衡，各个角色的欲望与焦虑也可见一斑。

对于暮年的凯伦来说，她辉煌的文学成就依然不能消除她彼时的病痛、孤独与焦虑，她需要托基尔德作为自己的精神伴侣和继承者，因此以自己的观念雕琢、操控布里克森，不断地在引导与依赖、鄙夷与欣赏、对峙与合力等复杂状态之间横跳，这一过程中，凯伦的自我投射相当显著。对于格雷特来说，作为图书管理员，她对文学抱有天然的尊敬；作为妻子，她也自然期待丈夫能够在这位文学巨星的指引下取得进步与成功。但是，这愈发诡异的信誓让丈夫逐渐远离家庭生活，自己也因此失去对原有关系的掌控。

如果说影片前半部分的重心拉扯更趋向于单轨运行的、尚能预期的不祥，那么在影片后半部分，第三位女性角色贝内迪克特的情感闯入则直接引发了一场始料未及的别处的危机，而这一意外本身是由凯伦召唤而来、最终又使得凯伦不安并加以嘲弄，因此为影片带来了更为复杂与矛盾的构造。最终，贝内迪克特选择坦白离开、格雷特自杀未遂，凯伦则提出解除信誓，故事似乎发展到无法挽回的境地。尤其当这位年轻的诗人接受解除信誓时，凯伦在讶异与痛苦中拿出了猎枪瞄准了他，而他平静地上前、俯身吻了她的嘴唇——此时，影片迎来了真正静妙的高潮，这一幕堪称对两人长久以来复杂关系的绝妙注脚。

书写内外：自我与文化意识

在《信誓》中，有关书写内外的自我存在也是影片探讨的重要主题。丹麦有一个术语叫“Jan t e l oven”，英文是“Jan t es Law”，它描述了这样一种观点：我们在各方面都是平等的，不应该因为能做别人不能做的事就认为自己更优越。 《信誓》所呈现的纠结就是我们是否应该为了实现伟大而作出牺牲。

因此，这部描述了丹麦文学史重要片断的电影以一种真正令人兴奋的方式挑战了我们的文化意识。它同时也探讨了创作与创作者自身的关系，即究竟是作品需要作者、还是作者需要作品。创作者对这一答案的找寻贯穿了影片，使得故事具有了一种层层嵌套的元结构，如同雕刻自身的雕塑，作者书写着作品，而与此同时作品也书写着作者，被书写的对象企图以自身的意识而改写、统治作者。作者不断地游走于书写内外的走向，而自身又同时深陷它们。托基尔德是作品的上帝，同时也付出自己的生活、成为了作品的殉道者。

在激烈的戏剧冲突中，我们看到《信誓》导向了一种宁静的意外：格雷特自杀未遂后在病房里读凯伦的书，读到了她的生命力与痛苦，并认识到不是托基尔德需要凯伦，而是凯伦需要他。这一曾经处于激烈博弈关系中的女性在此刻却理解了她的“敌人”，仿佛在生死交界地带，人们如同赤裸的幽魂，只有互相体认，而这一切依然是通过真诚的作品与阅读实现的，书写的意义再次被延伸。因而影片的末尾，飓风过后是一片宁静温馨的图景，托基尔德与妻儿在美丽的草坪上嬉戏，这个纠缠复杂的命题终究迎来了暂时的安眠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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